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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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午夜，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来了，他从瑞金跟随部队到此处，就一直没有从担架上走下来过。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伤口一直在化脓，有时疼痛难忍，就只得靠吸鸦片来麻醉自己，现在躺在担架上面的他，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看着这副模样，大家都显得有些难过。
不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五位政治局委员便开始紧急商讨起来，不一会儿，就列出了几个方案，但终觉都不那么妥当而举棋不定。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赶快走掉。”毛泽东最后提议。
“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周恩来问。
“现在就走，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带着三军团出发。”毛泽东胸有成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这主意不错。
“这样好，可以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博古此时显得成熟了许多。
“情况紧急，只好这样，事不宜迟，今晚2时行动，行不行？”张闻天说完，以征询的目光看了一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
大家都表示同意，唯独毛泽东要求留下来断后，做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一道走吧，留下危险。”张闻天不同意。
“不，我相信他们。”毛泽东摆摆手。
“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周恩来也不放心。
“不必了，你有病，还是早走一点好。”毛泽东拒绝了周恩来的要求。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嘴角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难道真会发生意外吗？
毛泽东义无反顾北上
人，一旦被信仰的力量统治着，他就什么也不怕了。毛泽东也明知留在后面很危险，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整个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他义无反顾，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要做做四方面军干部们的工作，动员他们一同北上。
本来，这是一次紧急的秘密行动，却被张国焘的人发现“告密”，使毛泽东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原来，与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时，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畏发现了。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军长，两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的校长，此时正负伤养病。他得知一方面军的行动后，立刻坐担架亲自到总指挥部报告。陈昌浩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大骂中央“北逃”，说毛泽东“投敌”去了，并下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这个讨论是否追击的会议上，副参谋长李特坚决主张追击，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和赞成。也许是觉得眼前发生的突然事件难以承受，徐向前蒙着一条被子难过地躺在床上。当有人向他请示对中央红军是否追击时，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没有派兵追击。
然而，陈昌浩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没有调遣军队，而是派出了一个以李特为首的由红军大学学员和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代表团，拿着一封信前去劝说三军团返回。李特是个矮个子，曾留学苏联，他经常出言不逊，沾火就着，而且一激动，就爱拔出那支总也不离身的大左轮手枪。他带着这班人，骑着马，向北急追30多里，跑到中央队驻地阿西，发现三军团及中央机关已经离去。毛泽东、彭德怀及几个特务人员站在路边的一座喇嘛庙旁好像有意在等待李特一行。
李特满脸怒色地跳下马径直走到彭德怀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总指挥部给你的信。”
彭德怀接过信，见上面写着什么“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你们“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等，最后要彭德怀“率队转回阿西”，里面还有些拉拢的意味。
“谁是逃跑路线？北上的方针早就定了，执行北上方针，怎么就是逃跑路线呢？！”彭德怀看罢勃然大怒，指着李特吼道。
李特毫不示弱，他叉腿抱臂说：“中央不辞而别，就是逃跑路线！”然后又用手指着彭德怀说：“你别执迷不悟了，你们就剩这几个人，北上只能是死路一条！陈政委是好意，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你胡说八道！”彭德怀忍不住了，瞪着眼睛对李特吼道。
“好了，好了，德怀，你别跟他吵了。”毛泽东披着破棉衣，右手中指和食指间夹着一支自己卷的喇叭筒纸烟，从人丛中边说边走了出来。他铿锵有力地对李特说：“北上和南下哪个有出路，哪个是死路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捆绑成不了夫妻。不愿北上的可以跟你们走，不愿意南下的想拉你们也拉不回去。我们人不多，可以作为先遣队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再来与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敢说，四方面军南进，肯定会碰壁。我相信，一年后，你们一定会回来！”
毛泽东的话在代表团和四方面军掉队的人群中显然发生了作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自己的去向。李特见很可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气得暴跳如雷，一手握着腰间的大左轮手枪，咬牙切齿地说：“你毛泽东放弃江西苏区，实行逃跑主义，现在又搞分裂，命令一方面军部队偷偷逃走，你……”
“你想干什么？”这话是俄语，所以在场的人大部分没有听清是什么意思，因为声音很高，也都闻声回过头来，一看，是李德。他由于不习惯也不喜欢夜间急行军，故行动迟缓一些，几乎走在最后。此时，他正好骑马经过这里，听见红大的学员在喊反对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理解，因而跳下马，看个究竟。李德看见李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儿，对着毛泽东，心想有点不妙，他知道李特的脾气。而此时被谴责的毛泽东一方，势单力薄，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也就没有离开。当他见李特越来越放肆，于是大步跨过去，双手像把铁钳紧紧卡住李特的身子。
“不要你管！走开，你这个保皇派！”李特挣扎着用俄语大声吼着。
“你懂什么，南下才是逃跑，害怕敌人，胆小鬼！”李德一听李特说他是保皇派，生气地说道。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批了你，你还包庇毛泽东！”李特挑拨性地对着李德叫喊起来。
“毛泽东现在的主张对，北上没有错。”李德反驳着。
毛泽东见李特提起遵义会议的事，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极为不妙，容易引起李德的不良反应，便走过去用手将二人分开。
“李特，你休要这般猖狂！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毛泽东大声训斥道。
李特见毛泽东发火了，不再吱声。
“德怀，你给李特写个收条，四个字：后会有期。”毛泽东吩咐彭德怀。
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好收条后递给李特：“我们等着你们。”
李特像是泄气的皮球，蔫萎了，只好对着他带来的人喊道：“走！我们回去。让他们走，看他们有什么好结果？”
接着，拥挤在这里的人开始背道而驰。
李特带着人马调头向班佑的路上走去。
毛泽东带着人马朝东北方向急驰。
那空旷的高原荒野，目睹着这撕人心肝的分道扬镳的两班人马，掀起了阵阵狂风，随即飘来沥沥小雨——它在落泪啊！
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在落泪。
毛泽东被迫只率一、三军团北上以后，徐向前不知个中原委，但无论怎样，他不忍心看到这一局面，伤心地哭了。事隔几十年后，他仍没有忘记当时自己的心情，他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此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亲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8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而造成的分裂，给多少人带来了痛苦，给多少人带来了忧愁，没有置身其间的人，是很难体验到的。泪，只能往心里流。
正是有了这种痛苦，才没有发生更大的悲剧。如果当时徐向前下令追击，如果陈昌浩执意要完成张国焘赋予的任务，那历史就要改写了。
泪，是一种忍让的调节剂。
然而，党内的分裂还在继续，更加激烈的政治斗争还在后面。
朱德被软禁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会立即采取措施，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扣押起来，胁迫着他们南下。如果真是这样，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那他们就要立即动手把我也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又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
但是，张国焘当时萌生的这个恶念，却一直被历史淹没着。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ZW（〗〖ZK（〗一本叫《传奇·传记》（1995年第2期）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篡党大盗张国焘》的纪实文章。这是根据一位传奇人物的回忆写成的，这位传奇人物已80多岁了，当年跟了张国焘七年，从警卫员一直干到内卫排长，张国焘叛逃时才在西安火车站和他分手。他的名字叫何福圣，1945年从延安跑回四川通江竹峪，改名换姓，卖药求生，直到全国解放，才老老实实当了农民。新中国成立初肃反时，他被定为叛党分子，直到1986年才享受老红军的待遇。〖ZK）〗〖ZW）〗
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的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寺庙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情我却永难忘记，因为，我在这桩不光彩的事情里扮演了一个虽小却重要的角色。
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任务是张国焘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我不知道徐泽明听到这样一个任务时思想上有过怎样的震动？但是，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的表现证明他完全可能和我一样，最初也有过一瞬间的闪念：抓红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弄不好是一件掉脑袋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有与首长不同的想法与选择。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就已经预感到张国焘在酝酿和策划一项重大的行动。他平时在我们眼中显得非常沉着稳重，而那几天却常常显得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样子。有时他会策马在草地上飞奔一段，然后下马来一坐老半天，盯着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他背着朱德、刘伯承频繁地召见部下，不仅和原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谈话，也和现在编入左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首长谈话。这些首长在被张国焘召见时我全都在场。当时，我们以为对张国焘忠诚，就是对党、对革命忠诚，尤其是在四方面军，确实是只知道有张国焘，而不知有毛泽东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有那个勇气，更重要的是，也缺乏那样的思想觉悟。
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听完后点头，没有吭声。
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
快到两点时，警卫排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黑暗中，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可是，我却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
很快，我派到特务营担任联络的尹中富回来了。他告诉我，特务营已经开始行动。
“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第一个出了房门，沿着一条壁上挂满经幡的廊道向前奔去。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这时，外面已经响起了喊叫声，那是徐泽明带着特务营正在解决警卫和参谋人员。
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我看见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JP3〗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
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
电筒光的照射下，我看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