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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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的。他一再强调共产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体现共产国际路线的。他声言：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但是，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全总党团、江南省委、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因为米夫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王明在四面楚歌之中，他决心排除异己。
何孟雄遇险，王明见危不救
曾几何时，在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与何孟雄是站在一起的，也都受到了李立三的政治打击。而今天，王明却要翻脸不认人了。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南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当时在党内也是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具有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正因为他看透了王明的险恶用心，又有这种能力，便与罗章龙携手一起反对王明。
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风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个报告大纲共有十几个问题，虽然文字很长，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王明拉下马，把米夫赶走。
米夫和王明又将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米〖JP＋1〗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要求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人既然把反王明的大旗扯起来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仍然坚持其主张。米夫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大怒：“自此以后，谁反对四中全会，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其实，米夫在吓唬他们的同时，自己也感到心虚，因为如果他们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仅自己回去不好交代，而且王明就会被整下台。于是，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果然很快来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支持。
米夫心里踏实了，王明也神气了。
依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米夫的庇护，王明要开杀戒了。
很快，王明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
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他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得很成功。”王明看了一眼米夫，米夫喜形于色，他第一次被人称为“伟大的米夫同志”，别人听来不免肉麻，而他却自感受之无愧。
“但是，”王明见米夫得意的神色，便接着说，“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地、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爆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
是障碍就要排除，究竟怎么排除，王明自有他的办法。他也懂得在政治斗争中要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政治上把与自己过不去的人判为死刑。于是王明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一个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非分明、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就这样被王明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公理何在？
王明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党籍；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1月13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了王明自己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月15日，米夫、王明向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动员全党无情地反对何孟雄。
这时，王明觉得如此整何孟雄，不仅难以置他于死地，反而还不免让人看出自己是在报私仇，便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共商对付的办法。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
正在王明苦于不能一下将何孟雄除掉的时候，却意外地获得一次除掉何孟雄的机会。
何孟雄等人对米夫、王明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的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胡也频等人开会。此时，中央特科已获得情报，得知因叛徒告密，租界巡捕要趁何等人开会之机抓何孟雄等人，遂急报王明。王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要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王明的真正意图，不是怕特科的人被捕，而是要借敌人的刀杀死何孟雄。
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的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的语气恶狠狠，“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但王明还觉得这话不够分量，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何孟雄的怨恨，便一拍桌子，放大声音，“何孟雄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
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可是，他们已身陷敌人的囚笼，无论他们怎样抗争，已无回天之力。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26人被敌人秘密枪杀。何孟雄就义时年仅33岁。
虽然王明去了一块心病，但对何孟雄的批判仍没有放过，他对周围的人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
王明看起来像是个文弱书生，但其骨子里却阴险毒辣、残酷凶狠，下一步他要清算的真是何孟雄的错误吗？
竭力反王明，罗章龙越轨
王明决不会忘记，何孟雄死了，罗章龙还在。
其实，罗章龙也是党内资历较深的领导人之一，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为北京大学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的主任。在此期间，参加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在王明看来，罗章龙的影响力比何孟雄大，危险性也更大。因此，除掉这一心腹之患，成为王明首要的任务。何孟雄被捕，罗章龙以为是因为王明告密而遭暗害，于是更加坚定了要同王明对抗到底的决心。
为了缓和这种局势，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个什么办法呢？张国焘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等。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委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委会。这个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但周恩来的这一番苦心，对罗章龙并未奏效。相反，他大动手脚，将其为“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印成小册子，通过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同时他还派了张金刃、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进行反王明活动，并指派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南省委机关，但没有成功，遂宣布成立第二江南省委。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濒临分裂的边缘。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共产党员正处在敌人严密搜捕的险境之中，一旦出现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
在这危急关头，米夫和王明都躲在后面不敢出面直接与罗章龙交涉，因为他们自知做了不光彩的事，便指示张国焘去做说服工作，但罗章龙拒绝与张国焘面谈。没办法，又命令周恩来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出发，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党的活动。
“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做说客，来和稀泥了。”罗章龙挖苦着，把手一挥，发怒道，“我不和你谈。”
王克全在一旁也是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说他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一气之下，对罗章龙、王克全来了个最后通牒，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便转身而去。
当米夫、王明得知罗章龙、王克全的态度，预感事情不妙，但也只得等到五日后看罗章龙和王克全的回音了。
然而，五日后，罗章龙、王克全不仅没有理睬中共中央，反而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这便是罗章龙的悲剧所在。本来，他反王明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他以分裂党的手段来反王明，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党内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分裂行为的，不管理由多么充足，也不管动机多么善良，在党内制造分裂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谁企望用分裂的手法来解决党内分歧，结局必然是一败涂地。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和王风飞开除党籍。还有一大批与罗章龙有关系的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此时，罗派成员一见这势头，大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在“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上推选以罗章龙为首组成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至此，罗章龙的一切计划已宣告破产，但他没有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而由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此举是罗章龙的安排，还是张金保主动接任，不得而知。但张金保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中央非常委员会”解散。张金保本人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其实，张金保完全没有必要接任这一职务，更没有必要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来悔过，至多以参与者的身份承认与反思自己的错误也就罢了。她这样做，等于把大部分责任揽过来了。但她这样做，主要是为党负责，因为罗章龙并没有宣布解散“非常中央委员会”，这样长期下去，对党的团结非常不利。因此，她考虑这个临时组织及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王明不分是非，决心把过去跟着罗的人置于死地，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不仅开除了张金保的党籍，反而还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王明口出此言，绝非一时气话，他不仅没有忘记张金保在四中全会上对他致命的攻击，而且他还怀疑反对的人会有更大的动作。
真有这等事儿吗？
瞿秋白落井，王明下石
王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同米夫一起把持着中共中央的大权，要把反对他的人统统整倒。接下去要整的目标，便是他视为眼中钉的瞿秋白。
瞿秋白待人宽厚、温善，对事业忠诚，能顾全大局，从不感情用事，也没有政治野心，因而他与王明并无权力之争，只是过去有些小摩擦。在王明看来，瞿秋白与他过不去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们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瞿秋白批评过王明搞小宗派的行为，那也只是党内的一种批评，也只是一个老党员对一个年轻党员的批评。另一件事就是瞿秋白回国第二次主持中央的工作，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本想等瞿秋白回来树他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然而，瞿秋白不仅没有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也没有撤掉。这些都没有上升到争权夺利的高度来看待，只是瞿秋白对王明的人品没有好感，仅此而已。但王明对瞿秋白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