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安全警告-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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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应利用地下室、地下铁道、山洞等，尽可能坚固。
火灾：避开易燃物与火源，通风良好，便于取水。
危险源：远离爆炸物、有毒有害物质等危险源，选择上风上水。
洪水：选择高处和地基稳固处避险，平原低洼乡村需设置避洪场所。
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选择孤立岗地，避开危险沟坡。
城市减灾忠告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弊端及改进
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弊端，如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等。
暴露了哪些弊端
1。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3个月之久，至少已经知道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我们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可是，SARS病毒却是很难被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越加猛烈地暴发出来，以至于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2。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
从2002年11月6日广东佛山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到2003年4月份下旬，将近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面对每天三位数的患者数量的增加，北京各大医院面临医生、护士、防护服、口罩、呼吸机以及资金的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6月16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学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SARS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的话特别耐人深思：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系统。国家近几年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对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等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医治一个SARS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几万，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然而对SARS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这笔不菲的开支究竟应该由谁支付呢？
SARS即使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它在冬春季卷土重来，甚至还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接踵而至，关键是我们要有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我国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3。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
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财力物力投入不足，是公共卫生体系孱弱、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元，而公共卫生只占总卫生事业费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到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尤其是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三级医疗网波濒临解体，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投入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公共预防专业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不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学历偏低、职称偏低，人员素质堪忧，作为疾病控制“守门人”的地位未能确定。尤其是基层、社区更为突出，据有关资料反映，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以上仅为2。1％，本科以上学历6。1％。人才培养速度缓慢、力度疲软等总是亟待解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调查过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发现一半以上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不但没经过专业公共卫生训练，甚至连基础的医学知识都不具备。北京大概有5000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但真正受到正规专业训练，做得比较到位的，“不超过50人”。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费占总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已达50％左右。法国的公共卫生研究观测机构1998年成立，有200多位医学专家，2003年该中心的国家财政拨款为220万欧元。美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接近全部预算的1/5。“9·11”事件后，通过联邦拨款和地方投资相结合的办法，美国利用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威胁系统同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年增加投资力度，2001年为5。03亿美元，2002年为30亿美元，2003年为59亿美元，款项中有49％用于研究和开发。此外，“9·11”事件后，美国还拨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专职队伍。
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很小，而且逐年减少，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000～2000美元）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26％，而我国仅为0。62％，相差整1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评价中，我国排在第188位。
完善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是因为病毒的传染性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预警机制太弱。由于缺乏未雨绸缪的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SARS迅速蔓延。截至2003年6月27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的应急系统。
1。建立快捷、畅通、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网络
公开透明是阻断SARS疫情蔓延的一剂良方。因为在当今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即使政府不向公众提供信息，公众也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去获取相关信息，要控制这些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旦谣言盛行，结果反而更糟。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著名的危机沟通“三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ake your own take）；第二，提供全部情况（take it all）；第三，尽快提供情况（take it fast）。为什么要实行“三T”？新闻传播学提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地“辟谣”。
在公共卫生应急网络中，信息是否通畅有时决定处理危机的速度和效果。CDC近年来大力进行信息传输的电子化，已先后建起通过互联网等连接的“全国卫生预警”网络和“传染病信息交换”网络，大大加快了传染病监测、防治信息等交流的速度。SARS暴发后，为了与国际合作，CDC还成立了由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国际联合小组。该小组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与协作。
有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有可能在疫情刚露头时，启动预警系统，抓住最佳时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我们要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与公共信息发布制度。传播学者喻国明与公共管理教授杜刚建等人认为，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要让人民群众及时地、客观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权”。
2。建立常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今天的抗击SARS，在整个工作中，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指挥调动在起关键作用，而不是领先一套成熟的机制。“中国一直坚持采取的临时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地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现有这种模式是不能适应突发性重大社会危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一旦危机来临，这套机制便被启动。
SARS疫情暴发后，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国务院已决定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的建立。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建立一套专业的危机预警系统、处理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应该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等在内的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联动、协作系统。可以说，它是通过预防和控制疾病、伤害、残障来促进大众健康及生命质量的提高的。SARS事件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政府很快做出回应，譬如拨20亿元人民币应急专项款，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基金，还安排数百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建立。这些思想已体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条例》中。总则的第6条就专门规定：应急专业指导部门要进行相关研究，建立监督检测、卫生防护、设施技术与人才储备所需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从法律上给予切实的物质保障。在条例规定的应急预案的七方面内容中，有两条要求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做好物资储备以及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很多领域如公众健康教育、卫生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领域也许可以逐步推向市场。
城市减灾忠告旅游热背后的安全问题
已经持续几年的假日“黄金周”做大了的中国旅游市场，伴随着中国小康社会的进程，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但与之相联系的旅游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2004年“五一”黄金周虽从总体上全国形势有序且无重特大事故发生，但在某些大中城市的旅游团中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故。笔者以为，从旅游产业的可待续发展策略讲，应急系统也好，安全规划也罢，可最为重要的是系统地把握住旅游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研究与评估，只有这样，才会赢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关注旅游中的事故与资源破坏
旅游并非有什么专门的灾种，而是现代各种灾害在旅游环境中的产物，如公园中的灾害、野外场所中的灾害及其公共安全事故等。从涉及的灾种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灾害，伴随着科技旅游、地质旅游、探索旅游等形式的开发，应付的灾害类型也会日益复杂，所以建立综合的灾情观十分必要。现以地质灾害对风景名胜区的威胁为例，共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过量开采地下水之罪。水是生命之源，无论是风景名胜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没有水将失去生物多样化。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九寨沟：由于周边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游客日增，沟内中小旅舍林立，使区内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有的湖泊在旱季已变干涸，其他一些湖泊水位也普遍下降，致使高原高寒地区所特有的、呈“珍珠滩状”的钙体沉积物因缺水而砂化。
周期性特大暴雨之罪。暴雨之罪在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内屡见不鲜。最惊险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年、1996年、1998年）的湖南武陵源。因特大周期性暴雨的到来，使风景区内发生山洪，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泥石流，不少景观顷刻间发生改变，甚至遭到破坏，道路被毁。原因之一是将一些建筑物安排在不稳定的地质体内或周边地区，事先也未进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调研与论证。典型事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陕西华山曾二度发生特大山洪，使登山古道损毁，导致严重的旅客伤亡。
不适度的修建水坝之罪。由于在河流中、上游地段不适当地修建水库，使下游缺水或断流，导致流域内土壤盐碱化面积扩大、江中行舟受阻、河水水位明显下降等致灾隐患。如20世纪末黄河多次断流，最严重为1996年距河口700公里以内的地段断流136天，致使1997年的壶口瀑布干涸。桂林本是“山水甲天下”，但由于漓江上游及流域内外在未全面规划基础上，修建了不适度的水利工程，使漓江在枯水季节已多年缺水，“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的黄金水道和百里画廊已失去了往昔的诗意。
地震对景区的破坏之罪。强地震对风景名胜区所造成的景观破坏已有先例：1833年9月6日的云南嵩明大地震，使路南的石林景观受损，数以百计石柱的顶部受强震后倒塌。目前在大石林、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