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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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A到D分4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B级，5亿～10亿元人民币；C级，1亿～5亿元人民币；D级，0��5亿～1亿元人民币。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除了附上榜单外，我们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福布斯》第二天就联系了我们。《福布斯》的积极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的《福布斯》主编劳里R26；米纳德（Laury　Minard）打电话给我们，说11月的《福布斯》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这一榜单。我们同意了。

　　必须承认，《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构思非常棒，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式穿戴”，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新形象，以此对比来展示中国的变化。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英文形式），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情况，他们的评论非常幽默风趣，比如称“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这一切我们都未曾料到，更未料到的是，我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制榜成了我们的事业，从起初4年在《福布斯》发布，到2003年开始我们在《胡润百富》独立发布；从开始的每年上榜50人，到后来的100人、400人、500人、800人，一直到2008年的1000人，我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和财富社会的变迁。

　　“1999中国50富豪榜”前十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荣毅仁可谓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氏家族与国家实现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家族的财富引擎。从2001年开始，出现在榜单上的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　

　　排在第40位的张朝阳是上榜的唯一一位互联网富豪、博士富豪。张扬、叛逆的性格，使得他在1999年如一位娱乐明星般受热捧。这一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题为《张朝阳印象》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张朝阳的穿着和个人魅力：“Charles（张朝阳英文名字）穿了一件质地厚重的休闲西装，说话平和，语速偏快……”

　　在文中，记者问：“搜狐现在赚钱吗？”张朝阳答道：“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收入很多，但是支出也很大。”3个月后，他成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又过了一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年（1999年）的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中国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年3～4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正无一例外地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一厢是捶胸顿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激昂地宣称：“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迈向新世纪的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北京的涮羊肉好吃。

　　据说中国最早的涮肉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而最盛行的时期则是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太上皇乾隆在宫中设“千叟宴”，主菜就是涮肉。

　　180多年后的一次涮羊肉，改变了荣氏家族的事业轨迹。

　　1979年的那次火锅

　　1979年1月17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也摆上了火锅。这次涮羊肉不同寻常，请客者是邓小平，客人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彛�这5名原工商业者，陪宴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等人。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听说你们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63岁的荣毅仁提到利用外资问题时称：“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

　　“功利性大些”的建议显示出荣毅仁在特殊环境下的魄力。这位早在1957年就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老先生，总是大胆而率性地去做新的尝试。在赴邓小平同志的火锅宴前，他被委以组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此前的中国，经济结构始终是“工业以钢为纲”，“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和倒退的地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准备改变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

　　筹备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显然是个不错的想法。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的单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荣毅仁没有犹豫。是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宣告成立。这一公司的最大创举是，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不是党委，而是董事会。

　　而这家公司的实践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之一），正是“功利性大些”，这颠覆了中国当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陈旧理念。

　　或许连邓小平也没有想到，他当年批准设立的这家公司，后来竟无比强悍，至2007年底，中信集团已拥有44家子公司及银行，总资产超过1��3万亿元，2007年利润达160亿元。

　　谈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富豪，第一个绕不开的便是荣毅仁家族。

　　过渡

　　1999年10月26日，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荣毅仁家族高居榜首，财富等级是“A”，即10亿元以上。

　　全球震惊。英国《金融时报》当时的评论文章称：“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国际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的发布情况和评论，他们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只是说说而已。

　　此前不久，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与其说这是一连串巧合，不如说是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年份找到了兴奋点。

　　事实上，荣毅仁早在1993年就任国家副主席时，已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卸任，之后很少在中信公司公开露面。

　　不过，199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成立20周年庆典上，荣毅仁出现在保利大厦的庆典现场。他一手养大的孩子走过20年峥嵘岁月，自然感慨良多。

　　据参加庆典的一位中信员工称，相比通过媒体，眼前的荣老板的风采更有冲击力，“他身上好像凝聚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不需说话，只是站在那儿几秒钟，便是一种力量的存在”。

　　荣毅仁一出现，全体员工立即起立，掌声长达十多分钟。荣毅仁遂微笑着向大家致意，然后便是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祝福与寄语。据《三联生活周刊》之后的报道称，这大约也是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走完他89岁的激荡人生路。新华社讣闻中称荣毅仁的头衔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　

　　荣毅仁逝世前十多天的10月12日，“2005胡润百富榜”发布，荣毅仁之子、中信泰富掌门人荣智健以90亿元资产位居第6位。

　　巧合的是，11月3日，荣毅仁出殡当日，《福布斯》富豪榜发布，居榜首的恰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后来在其《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中称：“这一巧合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

　　荣智健被传媒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外界似乎习惯了把荣智健的成功与父亲荣毅仁的特殊身份捆绑在一起，然而，荣智健在多次如上述方式的表态中，把父亲比喻为“别人”。从表面上看这无可厚非——曾在四川凉山一待就是8年之久接受劳动教育，并于1978年独身赴港的荣智健，对特立独行的重要性显然有自己的见解。

　　但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措辞与行为也有“有意而为”的成分。一是基于父亲荣毅仁后来的异常低调——荣毅仁自1998年从国家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至2005年去世的整整7年，始终保持了极为谨慎的低调；即使在其病危至去世期间，内地媒体也未张扬。二是荣智健深谙在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转轨语境下，身上沾染太多的“红色”未必对一家资本全球化的企业有益。

　　荣智健与父亲荣毅仁最相像的一点，则是他们均把胡雪岩当年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一个人的生意做多大，关键看他的眼光有多远。”

　　　“红色资本家”的困扰

　　1999～2007年连续9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只有3人（家族），分别为荣智健家族、刘永好家族和楼忠福。一位是“红色资本家”，一位身居传统行业同时染指金融业，一位则处于话题不断的房地产行业。

　　这三位常胜将军当中，最耀眼的自然是荣氏家族，过去的9年百富榜，从未跌落过前六位，其中有三次是拔得头筹。

　　荣智健的财富秘诀，通俗地讲，就是“与国家资产增值共成长”。在中信泰富，他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开始通过配售持股，至2008年6月底，其持股比例已接近24％，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新财富》杂志在一篇题为《荣智健：中国首富的新模式》的报道中称：

　　“中信泰富＋荣智健”的模式建立了荣智健个人在中信泰富利益分配的清晰模式：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MBO表明，MBO可以MB，不一定要O。许多失败案例往往不是由MB（即Manager　Buy，买入）而是由O（即Out，卖出）引起的。一方面管理层全面收购必将触动产权神经，另一方面由于较大的收购标，诱使管理层在定价、付款方式等方面损害原股东利益，造成了资金瓶颈。所以，量力而为，逐步MBO应为首选。另外，并不是一定要持有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