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残梦-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0年11月28日，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们要求，美国政府第一次在白宫举行了主题为“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由美国总统府、第一夫人希拉里办公室、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赞助。出席会议的有美国艺术家、艺术赞助人、基金会负责人、企业界首脑和外交官等250余人。研讨会旨在讨论如下命题：（一）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外交中的作用；（二）如何更好地把文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日常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在促进文化了解和交流中的作用；（四）使世界共享美国多样化文化的方法和手段。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综合促成今天美国在全球的地位。300多年前，以“五月花”号船到达北美为标志，从英伦漂流到美洲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终于在美洲大陆发展到最高峰。身居全球中心的山巅之城，自然要向外扩张，而那些被边缘化的文化体系对这种扩张的反应将是如何呢？
？帝国的力量：霸道的温柔
美国的力量至少以三种方式让人明确感觉到了，即：压力、魅力和说服力。
压力是什么？
压力当然是最直接的方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引起了怨恨。2002年6月13日，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从美军在韩国汉城市中心的基地开着装甲扫雷车去市郊的教练场。他们走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通往目的地最不可取的一条路线。在一个看不见另一头的拐弯处，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人行道上正走着。高速驱车的美国陆军军官向两女孩撞去，两女孩就被碾到了车轮底下。按照与韩国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美国军人不能由韩国当局调查，而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11月底，两人双双被判无罪，调离了韩国。
这一事件在驻韩美军的历史上称不上绝无仅有，但发生的时机却很引人注目。这两名军官被无罪开释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前两周。判决一公布，5万名抗议者立即走上了汉城街头。他们的怒火为卢武铉的竞选运动大助了声威。卢武铉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民权律师，当时正在讲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反对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主张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结盟条款。卢武铉的对手李会昌则主张坚持结盟传统，坚定地走美国路线。近60％的二三十岁的韩国人都投了卢武铉的票，使他得以胜出，同时也使华盛顿对韩国的反美主义产生了担忧。卢武铉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的年轻人对于当美国的附属国感到愤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无独有偶，跨过朝鲜海峡90英里以外的日本，几年前，由政治家小泽一郎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号召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肯定没有意识到日本是个非正常国家，但小泽恰恰认为，日本也是美国的附庸国。和韩国一样，日本也有不少美军基地，也和韩国一样不断出事——人被车撞、居民和美国兵打架、当地妇女遭到美军士兵奸污等等。然而，日本地方当局调查与审判美国军人的能力却受到限制。经美国人起草的日本宪法禁止日本进行战争，它的“自卫队”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安全条约都是单向安排。美国答应在这两个国家遭到进攻时保卫它们，对方却没有保卫美国的相应义务。万一发生战争，韩国的军队可以由美国指挥，日本军队实际上和韩国军队处于同样地位。
主权问题还不仅仅限于军事事务。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试图独立发起救援东南亚国家的行动，不料却因美国财政部的反对半途而废了。韩国则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重建经济，而该组织受美国财政部的影响甚深。小泽揭示出来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坐下来玩牌时，日本人带来的不是一副全牌。
韩国和日本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孤例。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说，“哪个欧洲国家都无法拥有——或者说并不真正想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是当前存在的事实，只是在外交上未公开承认而已。它们在当地虽然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但仍属于依赖型国家。”
魅力就是牛气
同时，美国的力量又很有魅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方面与美国的文化教育和对企业家的“回报”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虽然问题成堆，但无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对来者不拒，根本不问原籍是哪个国家。事实上，不少大学都从外国招生。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时刻都有约60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经过这么些年，毫不夸张地说，已有数百万名外国留学生拿到美国学位。在伯克利或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牌院校，许多理工科研究生计划又吸引了本院的大多数外国留学生。美国同样是世界企业家的圣地。在提供资金与培育好的想法方面，硅谷完全不讲国籍。例如，2000年在硅谷所建的公司，40％以上是印度企业家创办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在自己本国创办了大企业，这种办法对企业家本人好、对美国好，对印度也好。如果你向往的不是创办公司，而是打棒球，或者是往篮框里塞篮球，美国依然是你理想的选择。
魅力的第二个方面更多的是与说服力有关。以所有国际公司中最为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以其200亿的销售额和2/3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而论，它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它不但不能，反而是忧愁多多。为了不断吸引投资者和英才，它只有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发展到可口可乐那么大的规模，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所幸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仍有好多人在喝茶或是喝水。“口渴虽然没办法制造，口味却可以……”所以，可口可乐公司拿出它巨额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广告，常常利用美国成功的形象，目的是使印度人或印尼人相信，可乐是世界性饮品。喝茶或许对你更有好处，可是茶跟美国成功的形象不沾边，所以世界各地不断有人改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也因此而不断发展。
通过军事实力、不平等条约、卓越的才智、企业家的报偿和容易为人所接受的劝说，美国已对全球建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管统治。这种水银泻地般的霸道，向全人类宣布，当今的世界属于美国。
2、鹰的视力障碍
“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
——亨利？基辛格
？闭着眼说：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
美国人后来有了一点点新的变化。法国《世界报》2004年8月20日载文《希望的迹象》：声誉很好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在美国人目前关心的问题中，对外政策问题位居第一，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和“9。11”事件的冲击。这种舆论形势变化是越南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几个数字可以表明美国舆论形势的变化：现在，46％的美国人认为对外政策和恐怖主义是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经济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接受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的美国人中，67％的人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不那么受尊重了，49％的人认为美国今后应当更多地考虑到盟国的利益。
“9。11”事件和伊战的麻烦使迷茫的美国人刚刚开始睁开了眼睛：国际关系问题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件大好事。88％的美国人认为，“保护美国、使之免受恐怖分子的攻击”应当成为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在这之前，在美国政策中，国际问题占的分量一直不大，经济问题一直是全国辩论的中心问题。
以前的美国人是怎样的呢？可以说，美国人不仅不完全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而且好像并不在乎这样的结果。因为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世界上没有美国人不行。其他民族与国家则无足轻重，许多美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还有外面世界的存在。这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普遍心态。
西班牙塞维列的一位音乐家路易斯有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去田纳西州，参加我妹妹与一位美国人的婚礼。当人们听出我的口音之后，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来自西班牙。他们笑了，美国人很友善地问道：“那个地方是不是在墨西哥？”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有时候，一些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对外界了解得也非常少。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第一次访问南非之后发表了“不朽的评论”。他对记者说：“你们会感到惊奇的，那里都是独立的国家。”常常因讲错话而出丑的乔治？布什在担任美国总统之前，仅出过三次国。作为一位领袖，不管他的品质如何，仅在这一方面，这位年轻的布什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他的国民。因为，只有14％的美国国民持有美国护照，踏出国门的美国国民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一个美国博士生甚至不能准确的在地图上指出伊拉克的具体位置。美国的国土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接壤，但是许多美国人仅仅把他们的这些邻居看作是名誉上的、地位较低的美国人；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人一直待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不迁移到异地，他们还是受美国人欢迎的。富足与强盛，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使得美国人孤芳自赏、傲慢和自我孤立。天下老子第一，舍我其谁？可是为何还要去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情呢？
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平等，从而扭曲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仅是第一个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处于弱势外国人不得不去关心和了解美国，而美国人几乎就没有关心和了解他人的习惯。因此，一种必然的结果便是：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是如何评价自己的。享有特权的人也很少关心这个问题。同样是皮尤研究中心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一项调查，针对的主要是美国国内民族人士和新闻界人士。结果表明，52％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居于“领袖”地位的观点，即“美国为世界做了许多好事”；而他们在外国的调查结果表明：相应的人群中，只有21％的人接受这个对美国做出的正面评价。
然而，当美国人从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痛苦和悲惨的现实。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刹那之间就被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象征美国伟大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世界贸易中心大厦而产生动摇。美国人突然痛苦地发现：他们不了解美国以外的人类。
？真实的谎言：媒体精英的新闻自由秀
“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实施联合国对伊拉克人道主义救援计划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哈利迪说，“伊拉克并非都是由2200万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人组成的，而是由2200万伊拉克人民组成的，包括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双亲。他们同样有希望、有梦想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对未来的期盼。假如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惊恐地发现：美国空军正在以他们的名义残杀无辜的伊拉克人民。”
人民知道什么？
哈利迪想知道的是：“美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对似乎正在进行疯狂犯罪的政府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呢？”
问题是美国人民知道些什么？他们只知道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民族清洗”，萨达姆是个魔鬼。他正在准备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进攻美国。这些都是政府和媒体告诉他们的。无论是轰炸科索沃还是对伊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都以绝对的优势操控着舆论战，在这种绝对不均衡的信息对比中，美国人民以为自己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而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干了什么，他们很少知道。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多么的孤陋寡闻。而这种孤陋寡闻，都源于美国新闻界的传媒精英们在伴随政府旋律之下乐此不疲的“新闻自由秀”。
在美国，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新闻界。美国的新闻媒体，只是报道美国政府所谓的事实。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媒体对战争细节的大量报道是美机“误炸”中国大使馆的直接原因。“9。11”事件之后不久，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尔警告各个新闻媒体，要他们必须“谨慎发表评论”。在伊战中的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都会得到军方代表的类似警告。其实警告略显多余，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各个媒体都急于充当政府信息放大器的角色。美国最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瑟说：“乔治？布什是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想让我们排好队，只需要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就行了。”
在美国，这种新闻自由的神话，一直充当着美国政界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政治武器，他们急于阻拦对政府和企业巨头的批评性报道。就连新闻记者和他们的上司就都总是责问自己：我们的报道是否太自由了？却从来不怀疑他们的报道是否太保守了。在美国，“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倾向“左翼”，它的含义是反政府、反企业、反商业。美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以及其他公共媒体对于现实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美国新闻界是反政府的吗？
关于政府的报道，大部分都重复政府的观点。报纸上长篇累牍的都是总统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国防部长关于某个话题的观点、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如何接受某一个提案等类似的宫廷新闻；或者常常是这些政治人物之间对某个事情所产生的“争议”。这就是美国式的舆论导向。但是报道刻意模糊人物辩论的真实背景，也很少报道那些对他们的生存根基造成威胁的“坏消息”。或者说，他们的报道很少能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事实分析。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