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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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雷雨》表现了作家宿命论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宿命论，或者
说是“天意”，周朴园也许有这种思想，这是不奇怪的。一些大资本家，甚
至大军阀到了晚年，荣华富贵享受尽了，杀人杀够了，就想皈依宗教，什么
佛教，什么夭主教，从宗教里去寻找寄托。生和死，对人来说是逃避不了的
问题，人到晚年，更容易想到它。宗教最迷惑人的地方，也是它最紧要之处
就是制造出一套东西，叫你相信人可以不死，叫你永远不死，这是最厉害的。
它编出一些道理，让你相信能到极乐世界去，到天堂去，信到入迷的时候，
觉得人死了也快活，生死问题，唯物论者，共产党人能够得到正确解决，越
是到了晚年，越是拚命抓紧工作。周朴园，我只是写他吃素，没写他信佛，
后来他成为天主教徒了。旧本《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写得不好，周朴园衰老
了，后悔了，挺可怜的，进了天主教堂了。其他人物，有的疯了，有的痴了，
这样，把周朴园也写得不坏了，这种写法是抄了外国的坏东西，外国剧本有
这样一种写法。但是，周朴园产生“天意”这类思想却不奇怪，像“五四”
运动时，打倒卖国贼，除了曹汝霖、章宗祥，还有一个陆宗舆，此人后开搞
了很多钱，跑到瑞士做神父去了。据说，大军阀张宗昌毛段时间也是迷信过
宗教的。在《雷雨》所写的那样一个特定环境中，某些人物有天意的想法是
自然的。鲁妈相信天命就更自然了，当穷苦人受一生一世的苦，想不通，相
信天命，从中得到安慰和解脱，是经常有的。不能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思想就
是作家的思想，不能说祥林嫂的思想就是鲁迅的思想！
也有人说我曾经受到春秋时老子思想的影响，那可能指的是我在《日出》
前面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话，老子的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这一套，我也是很糊涂的，我读的不多，可以说毫无研究。《日出》
引的老子那段话只是借用来概括主题，但不是全部的概括，因为后边还引了
一大堆《圣经》上的话，全部引语放在前面，是想起到代替“序”的作用，
那时我不想写序。我的一个总的想法，就是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
推倒不可，一切都要重新重来，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来推翻它，但是要有人，
这批人就是劳动者，可又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
关于《走德经》上的那段话：“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关于“天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或者说是
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天
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了，恰恰相反，它是
“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我是把“天之道”和“人之道”看成是对立的，由
此提出贫富之别和贫富对立的问题。但是，我的全部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
想法是要毁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当时不敢直接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
串《圣经》上的话。过去，我曾经提醒人们要按照我排列的顺序读那些引自
圣经的段落。开始，我是要人们惊醒起来：你看这个社会，有些人就是那么
贪婪恶毒、荒淫无耻，这是个“不合理的”、“不义的”、“该死的”黑暗
世界！然后就说，你看那天“天也无光”，你看那地，地上是“空虚混沌”，
非要惩罚毁掉这个社会不可了。那时，我已懂得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伟
大的，受了左派的影响，也受了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说，不劳动者不得
食，“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接着，我呼唤团结。还说“我”就
是世界的光，跟着“我”就是光明，踉着“我”就能得救。最后一条，是说
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片新天地，整个天地都变了。但是，剧本结尾是陈白露死
了，其他一些人物也死了，不是“日出”了，是完蛋了，我要说的话都在这
个“序”中了，写《日出》的时候，我苦恼极了，不敢讲得那么清楚，国民
党的统治很厉害，如果写国民党完蛋了，就通不过。然而，这本老账要算清：
你们这个社会即将毁灭，必须重新建立新秩序。审查老爷“枭鸟”的眼睛总
在盯住你的，我引用的是《圣经》上的话，他没法驳我，我从《圣经》的《旧
约》中，引了不少的段落，他们抓不住把两，至于老子的话，这些人大概从
来没有听过。
我为什么这么引用《圣经》中的话？我曾经教过一段《圣经》文学，是
用英文教，那是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其实我对《圣经》文学懂得不多，
但其中有不少非言漂亮的文章和故事。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
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
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
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当时，究竟是有闲工夫的，那时，我觉得宗教挺有意
思，只是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太出世了，曾经跟我父亲念过一段佛经，念
不进去。对于其他宗教，我有些好奇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这种
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我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
是怎么回事，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
《日出》写得非常之快，我一幕一幕地写，刊物一幕一幕地登，很像章
回小说的连载，他们催着发稿，我还要教课，只能拼命写，有时，几天不得
睡觉，我写戏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是唯一的一次。写《日出》之前，是心
中早已有了那几句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
的，我们要睡了。”以后才逐渐酝酿演化出许多人物。这种情况说不清楚，
也许是从多年的思索中心领神会出来的吧，也许是忽然来了“烟士披里纯”
吧！我不是一个太理智的人，太阳指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根据这样几
句话，我从上层社会写到那些下层的最可怜的人。写那些妓女是有很深的感
受的，卖淫制度很早就有了。除了原始社会，大概有了阶级社会就有了卖淫
制度，贫富悬殊，阶级剥削，女人被逼得去卖淫，这是最足以说明阶级社会
的耻辱和黑暗的，这就是第三幕，我的良心迫使我写这么一幕。四幕剧必须
有一个第三幕，在最底层的妓院里，这也是技巧上的考虑，如果还留在陈白
露的客厅里，就没得可写，那可能是单调的重复，必须拉出来。但是，主要
还是感情上的考虑，对于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可以写工人，但我不
会写，我不熟悉，我这样安排也比较协调，所以结构必须是这样。陈白露是
主线，靠她把剧情和那些人物勾结网络起来，第三幕陈白露虽没有出场，方
达生、小东西、胡四这儿个人物都和陈白露有关系。写这个戏最迫切的希望
是要暴露那地狱般的妓女生活，《日出》主要是写天津、北京。我是做过一
番调查的，我曾到五台山跑过一次，在太原，就目睹了那些妓女的悲惨生活，
看见那些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更证实了我的想法，第三幕是写得必要的。
我到了四川，在成部的“花街”，我又看到了妓院的惨相：十字的街道，每
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从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不少
臭水坑，女人得了花柳病、梅毒，一个一个扔在坑边，快死的时候还要喝那
些污水，就那样一夜一夜惨叫死的。情感上是不能不写的，写作不只是靠着
某个观念，是要流着心血写的。这是多少年的主后感受，多少年的思想感情
积累起来的，不是一时的冲动，不是从理性上接受了某种道路就能写出作品
的。
还有，一些演出往往把陈白露处理成是因债逼死的，这是不对的。陈白
露是神志清楚地死去的。她的道路。代表着某一种进了死胡同的知识分子的
道路。她堕落了，又不甘心于堕落，她又是个女人，就更增加了复杂性，似
乎她没有道路可走了，混不下去了。我还是同情她的，同情她混不下去就不
混了，她对那些围绕她身边的人物看得很明白。她不愿苟全性命，不愿跟这
混浊的社会再混下去。她是一个渣滓，已经变成渣滓了。但她不肯心甘情愿沉
下去，而又走不出一条新生的道路，她同方达生谈话，承认同自己的丈夫，
就是她所爱的那个诗人分开了，孩子死了，夫妇生活已经过过了，这条道路
也过去了。她看出自己是卖给这个地方的，她不愿意继续再卖了。如果她想
再卖，那是容易极了，几千块钱的账，换一个主人，很容易就还掉了。她最
后走到镜子前照着自己，说：“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得太老吧。可
是。。”可是没有路了。这么年轻漂亮，她还是能卖的，完全可以卖到很高
的价钱。有的是有钱的人。但是，她下定决心不卖了。你可以说她脆弱，责
备她“无知”，但她是个真正的厌世者，用自己的“毁灭”，来证明自己是
彻底地厌世。所以说，她是清清醒醒地死去的。她是逐渐下了决心死去的。
她的玩世不恭，实际上是不满意自己生活的表现。这点，往往是不容易演出
来的。她对于潘经理，对于张乔治那些人，对于他们那一套，心里是很明白
的，尽管她对社会为什么黑暗，还是看得不清楚，但她毕竟觉得这个社会是
毫无道理的。张乔治那一大段关于墙倒楼塌的噩梦的台词，写得太露了，太
明显了，当然是象征性的，可以删去的。我怕说得不够明白，才写进去。当
时，我有这么一种感情，“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是《汤誓》上的话，
只要你死，我也愿跟你一道死。是一种彻底地破坏一切的诅咒。被压迫得无
生路的人对暴君发誓说：“咱们一道死吧！我再也下能受这个罪了！”那时，
对社会的前途看不清，对国家的前途看不清，对自己的将来看不清，只有毁
灭了。
五
《原野》的写作是又一种路子。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写这么一个艺
术形象，一个脸黑的人不一定心黑。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脸黑的像煤球一样，
但是心地非常之好，他一生辛苦，可死得凄惨，我的思想境界又有了变化，
不能允许这样的人如此死去。一旦写成仇虎，和原来的想法又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听到乡下恶霸地主杀人的事情很多，这对我有些影响，我没有真正到
过农村，偶然去看看，没有什么生活。《原野》不是一部以复仇为主题的作
品，它是要表现受尽封建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逐渐觉醒。仇虎有一颗火一样
复仇的心。剧中像焦阎王那种人就是那些杂牌军阀军队中的营长、连长之类
的人物，这些人两手沾满杀人的腥血，跑回老家去，用抢来的和贪污官饷的
钱买地置产业。他们还有他们的马弁、卫兵，也有些武装，就在家乡为非作
歹，称霸一方。农村就是他们的小天下。焦阎王是个暴发户，他未回家之前，
大约是富农或小地主，回来就抢占仇家的田地，打官司，把仇虎的父亲活埋
了，把仇虎的妹妹也卖到妓院去了，又把仇虎诬为土匪，下狱八年，打成残
废。过去花金子和仇虎两家关系是很深的，金子和仇虎两小无猜，原来就汀
了婚。焦阎王一回来，他把仇家弄得家破人亡，他为了添孙子，就把金子也
硬弄过来了。
写《蜕变》时，我对国民党那套官僚政治深恶痛绝，作了揭露，只是范
围写得狭窄了。这个戏出来，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最后一幕，一个小伤兵
的老祖母为了感谢丁大夫治好她的孙子，做了一个红色的兜肚送给她，送给
丁大大的儿子。丁大夫对伤兵发表讲话，就把这个红色兜肚拿来挥动。蒋介
石就骂张道藩说：作者把红旗拿到了我们台上，那么挥动飘扬，你们都看不
出来！张道藩觉得写的是国民党好，你看国民党军队抗日已经打到了大都市，
胜利了，实际上我写的不是这样，这是有许多证明的。《蜕变》里唱的是《游
击队之歌》；“红旗”是我有意这样安排。让大家看一看的；丁大夫就是一位
进步的靠近革命的知识分子；梁专员就是徐特立同志启发我写的一个正面人
物，不是腐败的国民党人。有人就说国民党怎么能有这么一个进步的专员呢？
但他不是国民党。这个戏拿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就有毛病。当时，它发挥了
作用。所以，我就感到一个问题，凡是要写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狭小到
极点的时候，这个戏的生命力就不会长久。其实我是写抗战，写抗战要取得
胜利，问题也不算太狭小，但是这个戏早就被人忘记了，因为写得不深，不
叫人思索，不叫人深想，不叫人想到戏中描写以外的问题。
《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写的就是喜剧。
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抢到手里，他家的
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曾皓还说等到明年开春如何如何，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
他也就该死了，他不会活了。该死的都死了，有什么不可喜呢！好人活着，
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呢？当然，它的情调比较低沉，低沉这是时
代给的低沉。但是从整个戏剧的基调来看，这是个喜剧。当然，不能按照莫
里哀的喜剧来衡量它，有各种喜剧，有各种对喜剧的说法。好人得到好报，
坏人得到坏报，恶有恶报，善有善终，这是好事，这也是喜剧。何况在该戏
中有不少喜剧的资料，它不像《雷雨》那么严肃正经，开玩笑的地方很多，
江泰，袁圆都带来许多笑声。曾霆夫妇的离婚，这两个小夫妻很悲哀，但是
不离婚岂不更糟糕！思懿是道地的喜剧人物，她很正经地演士她的喜剧。这
个人物在旧社会也不是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她为人很坏，品质不好。
但如果没有她，这个家早完了。真正掌握这个家庭，能够有饭吃，活下去，
就靠这个“贤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