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乱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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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然这武松初到孟州便视牢狱潜规则如无物，对所谓“送人情”嗤之以鼻，“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上的大堂亦出言无状，一百杀威棒临身，竞不皱眉头，“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 果真一条铁铮铮的硬汉子。
不过这条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不多久被糖衣炮弹击倒，被富贵所“淫”了。杀威棒“寄下”之后，武松住进了单间，每日有专人伺候，好酒好肉款待着，没数日便软化了，态度立马改变，虽然他也明白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此举必有缘故，不过却已经认定对方“想他必是个好男子”。看起来，对武松而言“好男子”的标准很低，就是看不看的起洒家，给不给洒家面子。
这样一来，施恩出来“看着武松便拜”，灌几句花言巧语的黄汤，武松即刻醉倒，以身相许，承诺：“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武松也替你去干！”一条所谓好汉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死心塌地的亡命徒，雄纠纠地为施恩卖命去了。
送几餐好酒好肉，灌一点奉承黄汤便收复了一位名震四方的“打虎英雄”，驱使其不问是非，不辨皂白，或仅信一面之词，二话不说就情愿两肋插刀。虽说快活林之争只不过是黑道上的地盘之争，里面没甚么正邪善恶可言。不过在下却甚为遗憾，因为比之当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杀手、专业保镖时价，堂堂打虎英雄是不是也太便宜，太廉价了？
一部《水浒》，主旨就是两个字：“忠义”。“忠”是宋江后来加进去的，而“义”却是贯穿始终。可惜这个“义”在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廉价，其中没有原则，没有道义，甚至没有是非。所谓“有奶便是娘”，私德早已取代了公德，效忠卖命的驱动力仅为个人恩怨和利害得失。也难怪后来宋江每擒一将，只要使出“叱退左右，亲解其缚，扶于座上，纳头便拜”这十六字诀，就可以让对方心悦诚服，随即心甘情愿地归附，加入到“聚义”的行列中。这里的“义”无所谓道德、公义判断，是一种人的贬值出售，“士为知己者死”仅仅成为某种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看你开不开得起价。
决斗蒋门神之时，武松当然没有真醉，那是惑敌之策，否则焉能施展出“玉环步，鸳鸯脚”这等非同小可的必杀技？不过在下又以为武松确实是在“醉打”，因此前他就已被黄汤灌醉，早丧失了自觉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也或许原本就没有），已成了一台纯粹的“打架机器”。
假如那蒋门神果真了得，连武松也非其敌，在下倒是相信武松这条汉子即便不敌也不会屈服的，即使蒋门神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决不会皱一皱眉头。可那又如何？白白一条性命枉送于黑道火并而已。再假如蒋门神方是监狱长的公子，对武松亦好生款待和尊重，武松转而“醉打”施恩，这基本100％肯定的事。就如“醉打”之后又有张都监格外“看重”，武松遂感激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
曾有网友著妙文一篇《武松是个小人》，尽数武松之杀戮成性，不法枉为之举。在下觉得，武松之不法，盖因其眼中无法，不仅没有王法，或者连天法地法亦没有，不过在下倒也欣赏武松的敢作敢为，不违职业操守，起码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表明他至少还有心法，还识得行规。即便可以被理解为小人，那至少还是人。比之连心法都丧失了的，只会依仗权势或官方，看风使舵、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之类的走狗或乏走狗强却又不知强多少了。
水浒乱弹之：“夜闹浔阳江”
《水浒》里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又有个说法，唤作“没本钱买卖”。照此说来，抢劫就是做生意，强盗也算商人了。
细想来，假如真的此山是我开，此树为我栽的话，收取一点买路钱也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投了资，至少要回收成本吧？想想当下，坐飞机要讨机场建设费，坐火车要讨空调茶水费，公路上更是层层设卡，甚至你走在街上，一时内急，欲找个厕所方便一下，也得至少有几角零钱吧？不然，嘿嘿……
所谓“没本钱”，自然是指此山非我开，此树非我栽，此山此树均乃公共资源，是为公有。不由分说据公为私，就是那强盗的逻辑，强行勒索路人财物，便是那“没本钱买卖”了。
虽说没本钱，可成本必不可少。占山为王，手下得养好几百号小喽罗，即便在那十字坡上开个黑店，蒙汗药也需下在酒菜里面，总之投资还是免不了的。成本最低的看来还数张横、张顺兄弟的买卖。
且说宋江在揭阳镇得罪了恶霸穆家兄弟，被一路追杀到江边，慌不择路就撞进了张横的水上黑店。以下的这一段对话就颇有玄机：
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
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请他归去碗‘板刀面’了来！”
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拢来把与你，倒乐意。”
那长汉道：“张大哥！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你且拢来！”
那梢公一头摇橹，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你接了去！你两个只休怪，改日相见！”
在张横眼里，宋江等哪是什么渡人顾客，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肥羊，是财物而已。
在下有幸参加过地方衙门的项目洽谈，耳闻过两家为利而争，其中的玄机和上面的对话简直如出一辙。再想想当下时时发生的收容之争、就业之争、抗税之争、坼迁之争，不觉感叹：“张横算什么，一小巫而已。”
事后，张横曾经论及其生财之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静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贫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锚，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这场抢劫里面，张顺的作为叫做示范效应或威慑作用，二人一唱一和，引得众人纷纷就范。这一招是如此常见，可谓千古流传。即便今天的的骗子或劫匪也得其真传，履试不爽。在下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就曾亲身经历过数次，有回是骗子在车上用甚么套铅笔的虚设赌局诈人钱财，还有回是司机与售票人半路借故刻意加价。推而广之，比方股市，券商就是张横，大户就张顺；又比方脑*金，厂家是张横，电视广告是张顺，再比方垄断市场，衙门是张横，经销商是张顺，等等等等。
水浒时代是农耕时代，不比当下之商业时代，但有两样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一是人心，二是资源配置。银子万能的想法并非今人独有，可银子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而降，假如总量不能增加，或者说社会本质上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的话，为公为私，生财之道都得靠以明的暗的各种法子从其他人口袋里去取，取得走就是本事，呵呵。
水浒乱弹之：“义士尊晁盖”
上回的“乱弹”曾提及，即便是那“没本钱买卖”，成本开销亦必不可少，在下就倒回前面的第17回处，说说这买卖的运作和分配吧。
话说晁盖被林冲推为山寨之主，旋又大破来剿的官军，可谓喜事连连，好运不止。这日正在山寨中摆开筵席，大吃大喝，“正饮酒间，只见小喽罗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 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 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 三阮道：‘我弟兄们去！’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上山才不久，又有先前劫来的“生辰纲”，却也挡不住“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才这么短的日子就“没金帛使用”了，由此可见，山寨头领们的日子着实逍遥快活，一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先使劲花再说，所谓消费促进生产，所言当真不假。此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比之李太白竟更有胜之，妙处就在于不必把甚么“五花马，千金裘”这等的好东西“将出换美酒”。只要一声令下，那位头领带一百小喽罗出去走一遭就OK了。这不，“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
财物到手，接下来就是分赃了：“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
这里按当下的计量标准来说事，做个假定，此次抢到的财物共计10万元，那么，留下5万元归公，其余的5万分为两半各2。5万，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也就是每份约2273元，剩下的最后一份方轮到喽罗们，再假定梁山寨中小喽罗共有五百，平分的话每人就分50元，这还未考虑喽罗们是不是也分等级，比如班长、排长之类是否会按级别分多一点？就统统忽略不计了。如此一来，分配上的差距超过45倍，十一人所得等于其余五百人所得，如此“均贫富”，是不是有点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梁山始终是这种分配制度，呵呵，忠告诸位最好别上梁山，如果没法混进那108个席位中的话。
至于晁盖，当然就不用去趁热闹了。既为一寨之主，剩下的那50％还不由他自由支配？如把梁山视作一个小社会，一个小王朝的话，其与那个把他们逼到这儿落草为寇的大社会，大王朝并无政治制度上的不同。当然，体制上的改革还是有一些，比如象“集体领导”，几位领导核心象吴用，公孙胜、林冲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象山内头领的小民主，凡大事均由十二人会议商议决定（虽说实际上也就核心圈说了算）。当然了，山寨中晁盖的领袖地位和权威，那是不容窥觑，不能动摇di。
现下的学界有一时髦话题，就是“革命有害论”。其中不乏对中国历代动乱的反思。不过以在下看来，若以构架的根本变化而不是政权兴衰更替来定义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话，中国从古到今并无真正意义的革命，有的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帝王戏而已，新兴的颠覆者也无非一个得志了的晁盖罢了。更何况，一旦晁盖真的得了志，大柄在手的话，放出去的那点权力和小民主也定会收回的，或以荣华富贵，封王进爵的方式，也或以鸟尽弓藏，斩尽杀绝的方式，视晁盖的性情喜恶以及昔日诸兄弟，众好汉此时可能会有的潜在威胁大小而定。
水浒乱弹之“宋江吟反诗”
刺配江州的社会活动家宋江，虽为囚徒，然金钱和人际关系这两桩立足社会之必备一样都不少，既得监狱长戴宗、狱警李逵的悉心照料和周到服侍，且手里亦不乏用于上下打点的银子。故即便身在狱中服刑，日子过得倒很也自在，时常还有渔霸张顺孝敬几条美味鲜鱼，直吃的拉肚子。正所谓“暖饱思淫欲”，生存权安稳之后，社会活动家果然有些不安分了，脑子里竟不由怀念起被剥夺的政治权，这就遭遇到飞来横祸，惹下了一场文字狱。
洵阳楼上，酒醉的宋江郁闷之余在墙上奋笔疾书，恣意发泄。其一为西江月，词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雠，血染浔阳江口！”写罢，宋江意犹未尽，“又饮了数杯酒，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来了首更猛的。这其二为绝句，诗曰：“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果然反诗！这诗若放到那“康乾盛世”，别说死罪，铢族都没得商量，即便在当下，恐亦是难容，不信诸位换个背景，再改几个词试试看？
那么宋江果真要反？事实却并非如此。否则宋江半道被劫上梁山时就大可以入伙，根本犯不上到江州来做囚犯。宋江吟反诗，本意原无非出于自感身世：“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古今的蓄意造反者，在下以为多为两类人：一是衣食无着，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这是主体；二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勃勃的功利冒险家，这是精英。宋江并不位列这两种人之中，他没有谋反的主观企图和意愿，哪怕是在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后。
不过，宋江的诗里确有诸如“他年若得报雠”、“敢笑黄巢不丈夫”这样赤裸裸的反句，难怪蔡九知府一看之下就认定：“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这是不是说明宋江生有反骨或藏有二心？也未见得。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正常人而言一般不会转换为行动，更多时候仅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在下7、8岁时候在学校打架，有一回敌不过了，曾放言威胁道：“我要杀了你！”当然了，那时在下虽幼却识得好歹，既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胆量，即使真的有刀在手也做不出来。那句话并不代表一种现实威胁，而是气急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