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 4-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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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简·纳持巴（火箭队队员）：我在DMV（机动车管理部）的办公室拿到执照的那一天，姚明也拿到了他的执照。我在欧洲拿了驾驶执照很多年了，因此通过考试没问题。但是我知道对姚明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他比在比赛前还紧张。当他通过了考试，他高兴得不得了，像个小孩。我觉得他比我们打败湖人的那个晚上还高兴。你要知道，他是个靠不住的司机。我还是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所有标志的意思，或者一个红灯是什么意思。有一次他跟在我后面，从体育馆去飞机场。通常只需要15分钟的，可这一次我们开了30分钟，路上根
本没有车，因为我不想让他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他开得好慢好慢，但这样可能对大家都好。
有时科林来体育馆时直哆嗦，我就问：“是不是姚开的车？”科林就会点点头，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镇定下来。
1998年来美国的时候，我开过一次车。那时我们在圣地亚哥，我在酒店的院子里开一辆小面包车。真正开始学车是深夜在休斯顿住处附近。我租了一辆车，好像是一辆很大的水星牌房车。
我学开车的时候，科林跟我说了校车的事情。在中国我们也有校车，但我不记得其它车遇到校车时应该避让的。
但是科林跟我说，在这里如果我看见校车的话，是不能超车的。如果校车停了，我必须等在它后面15英尺外。当我参加驾驶考试时，我记得他跟我说了类似的事情，但我不肯定他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我考试的时候，看到一个停车标志，我就停下来。考官让我在附近的街区开。我们接近弯角时，他会说：“左转，右转。”考试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来了一辆校车，它开得越来越慢，就像一场恶梦。我忘了我是否应该超过他，于是我说：“好吧，不管他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好了。”因此不管校车怎么做，我就跟着。我不记得确切的规则是什么了，我通过了考试，但是校车的事让我很紧张。
平行泊车是最难的，很难确定离安全锥的距离。就算现在，我有时都还要拜托科林帮我泊车。第一次泊车考试时，我碰了一个锥，第二次通过了。笔试部分很简单，他们让我朋友作翻译。去之前我不肯定自己是否能通过考试，但我想试一下。最坏的事情无非是我得再考一次。我做好了准备要再考一次的。不需要补考时，波奇说我比打败湖人的时候还开心。我这么回答：打败湖人要团队合作，但是拿到驾驶执照则完全要靠自己。
当球队四月份去新泽西、密尔沃基和费城，打三场客场比赛时，科林去了纽约，而没有跟球队的飞机回家。那是我第一次自己从机场开车回去。我在飞机上，意识到科林开车时我从未注意他是怎么开的，因此我都不认识回家的路。我只认识一小段，但不是全部。穆奇住在我那条街上，因此我问他：“你能带我上高速公路吗？那样就够了，其它路我自己走。”
“好吧。”他说：“跟着我就行了。”吉姆·波兰，助理教练之一，跟我说：“姚，要当心了。不要一直跟着他，他也许不回家的。”他的意思是，穆奇可能会去看一个女朋友，或者去夜总会。
穆奇·诺里斯（前火箭队队员）：有一天他试着钻进我的车，他进来了，但是他的膝盖顶着他的下颚，他往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大腿，完全没办法开车。我同意让他跟在我后面回家，但每次停车，我都开到另一条车道上，好让他有更多的空间来停车。我想着他倒车时撞到的那辆卡车，不想心存侥幸。
我不必担心跟在穆奇后面会很久，我们一上高速公路，他就飞驰而去，这个王八蛋！他开的是两门的奔驰跑车，那时他的车比我的好。跑车对我的SUV，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没问题。我知道怎样让自己的车开起来感觉就像开其它车一样。我把音乐开到最大，摇下窗户。
那时是凌晨两点钟，在中国即使我有车也没什么机会这样做。当我夏天回国时，我三周都没有训练，长胖了，对我来说是胖了，体重达到315磅。整年中，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让我增加体重，现在他们却让我减肥。于是我决定在去北京国家队报到前，先去大鲨鱼的训练营。我需要习惯再开始打球。现在国内每个人都认识我了，我不能骑自行车或乘巴士，因此我借了我的中国经纪人陆昊的车去训练。那是一辆小型车，我几乎坐不进去。我没有中国的驾驶执照或是保险，很害怕撞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因此每秒钟我都在踩刹车，根本就不踩油门。
警察拦住了我一次，认出了我，便让我走了。
7。和女人约会 如果你是个NBA里的年轻人，你通常会有一辆跑车并有许多想和你约会的女孩。这跟你长得如何无关。对某些在中国的球员来说也是一样，但我不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作为新人，我没有跑车，并且只有过一个女孩想和我说话。我当时在西雅图的酒店大堂。我不认为她是我的球迷。她想让我信仰基督教。她很可爱。我出于好意，没有拒绝。我没有和她说话，那是因为她可爱。在2001年，中国也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交朋友。那是在王治郅去美国之前，也是大家知道我要去NBA之前。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我于是把号码变了。
也许我没跟更多的女孩来往的原因是我不去夜总会或酒吧。当我外出时，我总是在车窗很暗的车里，没人知道是我。
我觉得大概百分之六十的NBA的球员每周会外出两到三次。整个赛季我外出过两次，一次是去休斯顿中国城的一个迪斯科舞厅。那天我拿到驾驶执照，因此我终于可以开自己的车了。我不是独自去的，跟科林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听说那是个好去处，但那天是星期天，人不多。
第二次外出是在洛杉矶，王治郅带我去吃韩国菜。就是那样，没有去夜总会，也没有去
迪斯科。在休斯顿，我没有更多出去，是因为我和妈妈爸爸一起住。而且打客场比赛后，我觉得累。其他球员也跟妈妈住吗？我想不会很多的。告诉大卫·斯特恩他不必教新人如何适应，只要告诉他们，把妈妈带来一起住就行了。
在美国和我父母一起住有利有弊。好处是家像一个家，尽管是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房子很安静，没有太多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如果外界有什么事情伤害到我，比如有人叫“姚明臭，”当我回到家，关上门，一切就都被关在了门外。我父母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允许任何外界问题进家门。
但我知道对他们而言，住在美国很不容易。他们一辈子都住在中国，朋友们在那儿，那儿有他们喜欢的工作。我有时开玩笑说，美国政府给我这一个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但是迫使两个中国人———我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来到美国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以前已经来过好多次了，但去年是我父母第一次来美国，他们俩都是。他们曾去过欧洲参加过几次比赛，但只呆了一两个礼拜。生活在这里，让这里成为我们的家，他们得学习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我在休斯顿时，我不担心他们。我长途旅行到西海岸或是东海岸，而他们得独自留在家中时，我就担心他们。他们只出去买吃的，其它时间他们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这点我不大高兴，但他们不懂英语，因此单独出去很困难。
他们只会说：“多少钱？”“多少磅？”“加油。”“早上好。”“再见。”在得克萨斯，如果你只会那么几句话，出门是走不了多远的。
我23岁了还和父母一起住，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经历。我有个朋友说过，有时你得恭维父母。在家里，是他们抚养你成人的，当然你要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有话说，就听他们说。但是当你走出去到了外面的世界，有时你必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有悖父母的意愿。也许你做得不对，但是至少你经历了尝试的过程，如果你错了，你可以调整。但是，你可以既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同时也尊重父母的。不管怎样，你都得尊敬他们。
好的方面是，现在我可以看到自己从父母那儿得到的真传。我妈妈是个认真的人，有时我觉得她不懂怎样开玩笑。有时我跟她开玩笑，发现她以为我是认真的。我爸爸比较放松一些。从妈妈那儿，我继承了想要完全了解一个情形的欲望，一点也不能含糊不清。而从我爸爸那儿我遗传了他的幽默感，特别是当我真的不能把事情弄明白的时候。他的哲学是，退一步，给自己时间调整，然后再去试。你最终得弄清谜底，但是中途休整一下没什么不对。
我一直跟父母谈很多关于篮球的事，基本上，每场比赛后都谈。我们谈比赛是怎么打的，而不是谈某些球员或者打法。谈论球员犯的错误或者他们该如何改变，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谈整个比赛，我们是否需要更快，或者慢下来，是否需要加强进攻或防守。因为在我的大多数比赛中我父母都在场，或是看实况传播，他们对情况看得很清楚。于是他们跟我说其它队的防守，当其它队对我进行双人盯防时，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有我可以从哪里做快速突破上篮。
很明显，在我的第一年，关于篮球，我父母的观点跟火箭的有许多冲突。中国篮球是不同的。团队协作始终是第一位的。你不能先考虑你的投篮，也不能投没有把握的篮，特别是当你有时间找到队友的时候。同时你也不能让你对手下不来台。我总是听教练是怎么说的，因为在比赛中每个人都必须以同样的心思来打球。如果我按照父母想的打球，而其他人都是另一种打法，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为中国国家队打球时也是一样，如果我按照NBA的球路打，对球队其他人不好，对我也不好。
尽管这样，我得说在NBA的第一年，我感受到的压力，比在大鲨鱼时要赢得冠军的压力大。除非我们赢得冠军，我不敢肯定大鲨鱼会不会放我走。我不是说，锦标赛的重要性要次一些。但是我一直觉得赢得冠军是我能做到的。我在CBA打球很舒服，知道自己是最好的球员。
如果在CBA有一个球员的金字塔，我甚至不在最上面一层，我是在金字塔上面的空气里。我知道自己能够控制比赛。其他大鲨鱼的队友都知道怎样发挥我，我也知道怎样协调他们。
当我来到NBA，一切都是新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一个赛季。我不知道我的队友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其它球队会如何防守我。因为我错过了几乎全部的训练营，我什么都不知道。
8。特大号的礼遇 我还得适应NBA的所有旅行。在中国国家队，我去过许多国家打球。但是在大多数地方，我们都是去打一个赛事的，那就意味着你在同一座城市、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呆上一周。如果呆那么长时间的话，酒店会为我这样一个高大的人准备一个房间。在NBA，我们住过很多很好的酒店，而他们也把最好的房间给NBA的球员，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床或者门对于像我这样的个头是足够大的。我们几乎从不在一个酒店超过一晚，因此我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会特意费心为我准备一个舒服的房间。
不过还是有人会这么做的。大多数酒店会在一个正常大床的尾部加上一条长椅，好让我的脚有地方搁。
但也有些酒店会做得过火。在纽约结束比赛后，我们很晚才到达华盛顿DC的一家酒店，大约是凌晨2点。当我走进房间时，我看到两张床，竖着拼在一起。莫·泰勒正要进他的房间，看了一眼我的房间，大叫：“哦，上帝啊，大家快来看！”这样全队都来我的房间看我的两
张床。床如此之大，我们矮小的后卫穆奇可以睡一头，我睡另一头，我们都不会发现对方的。
9。文身 有些NBA球员文身，有些人的文身还有中国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字真正的含义。或者告诉他们那些字意思的人根本不懂中文。中文里的一个字有时有自己的意思，有时需要和其它字组合才有意义。爱伦·艾佛生脖子上的文身是“忠”字。我记得，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褒义的。穆奇前臂上的文身没有任何含义。掘金队的马库斯·坎比手臂上有些中国字，可以指许多不同的东西。因为通常你是不会把这些字放在一起的。他的文身可以是指“鼓励”，或者“力量”，或者“勉强”。
为肯扬·马丁画文身的人一定不是网队的球迷，他的中国字意思是：“不积极”或者“不果断”。任何看过肯扬打球的人都知道他不是那样的。
我在火箭的新人年，特伦斯·莫里斯是我们的前锋，他是我记得的唯一有中文文身的球员。意思是“我是个坏人”。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他想说的，或者他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我没问过他。
我没有任何文身，没有耳环，或者任何其它东西。不过，在NBA打了一个赛季后我有了些伤疤。肖恩·坎普留了一个在我的背上，黄蜂的贾马尔·马格洛瓦留了一个在我的左臂内侧。我认为伤疤是一个男人的荣誉徽章。
但是伤疤不是你自己想要搞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在中国，身体发肤，授之父母，因此你不能改变它或者伤害它。几个世纪前，甚至连头发都不能剪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许久以前中国男人背后留辫子的原因。我不会走那么远。现在中国也有年轻人文身了，但我不会。说到这些方面，我是个很传统的老人。
10。中医和西医 中西方关于医药的概念也很不同。比如，中国人不相信使用冰。当我们2003年在哈尔滨打亚洲锦标赛时，所有的比赛都在一个带有速度滑冰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