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 4-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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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一个对他更妥协的经纪人。X先生开始在公开场合攻击我。他那时的任务是赢得选择姚明经纪人的权利。他的想法是：“我们怎么能信任章明基来保护我们的利益呢？”显然我的回答将是：“我的责任不是保护你的利益。”但他们不是那样想的。对国外的人，尤其是美国人，这一点很清楚，但如果你了解中国体育的发展模式，对他们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体育体制是以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模式为基础发展的，那时集体利益大大高于个人利益。那种体制下，国家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少数几个精英运动员。70年代末，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现在个人有了选择的自由。姚明的境况说明了在体育界，这种自由比其它领域的自由来得慢。比方说，如果姚明在上海电视机厂工作，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一份工作，他第二天就能走人。
在姚明之前，出名的运动员和旧的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已经发生。90年代中国一位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手，因为羽毛球协会要对他做广告进行控制，他拒绝了而选择退役。他那时只有23岁，却再也没打过球。还有其他冲突的例子，只是从来没像姚明这样引人注目、广为人知。
X先生不断向媒体灌输，说我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我非常小心，不作回应，否则事情会更糟。这完全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针对个人。当一个记者问我对受到的攻击怎么看，我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事情会解决的”我说。
过了一阵，攻击我最厉害的记者开始起了疑心。他从未跟我谈过，我也没兴趣跟他谈。
我认为他是X先生阵营的，反对我们的一切。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文章，每篇都引述X先生从不同角度对我的攻击。有一天，这个记者找到我，“这事好像不大对头，”他对我说，“X先生说你是恶毒贪婪的中间人，你为什么不反驳呢？”我就告诉他为什么球员自己选择而非被人指定经纪人很重要，经纪人所起的作用。记住，中国以前还没有体育经纪人，所以这个概念对所有人都是新的，俱乐部觉得这种新的组织的威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谈过后，记者就开始问我各种问题。由于编辑控制，他没可能为我说话，但他的文章笔调开始缓和。
X先生把常青公司合同抬出来反击，说姚明已经承诺了别的公司，所以我的干预是发疯。
他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手上有常青公司的合同复印件。
合同约定常青公司取得姚明全部收入的1。3。一个大问题是合同的签约方只有常青公司和姚明，没有其他人。现在我知道了，X先生原来打算东方队拿1。3，姚明拿剩下的1。3，但这都是口头上说的。这些细节都没有对外公布，X先生只是竭力宣扬，常青公司和姚明之间有合约。
于是我找到东方俱乐部的总经理白李，对他施加压力。“你们绝对不可能分文不要就放姚明走，”我说，“合约上没有你的签字，你们又没有同姚明签合同。那么你们怎么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呢？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约定不能公开呢？若没有，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把俱乐部最值钱的资产拱手送人了。”我一直觉得白李是个好人，我确信他不完全知道协商进行的情况和常青公司合同的内容，他最关心的是电视台的经营。
他说：“不可能。俱乐部签了名的，X先生告诉我说有俱乐部的签名。”“我有复印件，”我说，“你自己看。”
他变了脸色，沉默了大约5分钟。他盯着合同看了很长时间，最后含糊地说，“我会让X先生离开谈判。”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后面的经过也不是一帆风顺，但那是最重要的一步。
后面不管发生什么，我代表姚明谈判的事情确定下来了。白李（东方俱乐部总经理）：直到章明基给我看合同，我才知道常青公司合同协商的细节。中间人拿1。3的收入在中国生意中并不稀奇，很明显，那份合同有问题。我还觉得为我们协商的人比较短视，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没看到对东方队和中国篮协更大的好处。我三月份跟章明基在纽约见过，初步讨论姚明去NBA，我们得做些什么。CBA季后赛还没开始，我已经通过我生意中的熟人找了几个纽约和洛杉矶的律师，谈姚明转会的事。很明显，他们不懂NBA，也不明白姚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完全从生意角度看待这件事，我觉得那很糟糕。我开始相信，我们得找一个姚明信任的人，一个懂得他需要的人。但那个人同时还要懂NBA，以及东方队和CBA的需要。和章明基谈得越多，我越相信那个人应该是章明基。
姚明芝加哥的测试结束后，我遇到一个上海市长的代表，她很明白地说，市长和政府都认为，姚明去NBA的时间到了，中国篮球对他而言，舞台已经不够大。陈良宇那时是上海市长，现在是市委书记。他认为上海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不能只进不出，要让上海人也走出去，被世界了解。
约翰·海逊格（姚之队队员）：测试后章明基明白，他必须在NBA选秀前回到中国解决放行姚明的事。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他也需要有人在美国这边照管姚明的事。出人意料地，在NBA选秀抽签前，他问我是否能在他离开时帮助他准备NBA选秀的事宜，并全程负责跟NBA各球队打交道。我同意了，章明基就通知了NBA各球队。我们着手准备，抽签进行了，休斯顿火箭拿到了首选权。这时事情开始有些混乱。误传误报铺天盖地。火箭队得到了错误的消息。
火箭的总经理卡洛尔·道森打电话给我，开场说，“我知道姚明不想来休斯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真的很感兴趣，希望你和章明基能来谈谈。”他说。
无数的媒体报道说，姚明想去纽约、芝加哥、金州。根据我和姚明的谈话，我知道他的倾向已有了变化，这些报道已不再准确了。我告诉道森（人人都称他为CD）我们很高兴前往与他会面。
我们4点就起床，早上6点的飞机离开芝加哥，上午10点我们已坐在了火箭队训练的西部网球俱乐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与道森、球队总裁乔治·波斯特洛斯和老板雷斯·亚历山大会谈。
我和章明基发现，当天的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在这时间刊登，想必也并非偶然吧）说，东方队很生火箭的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跟当地冒充代表姚明的人谈，如果火箭那样对待姚明的话，姚明还是去芝加哥比较好。亚历山大就挥着那张报纸问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解释，我该不该跟你们谈呢？”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矮胖的中国人自称代表姚明，火箭队根本无从了解真伪。我没有注册为NBA经纪人，章明基说如果姚明有一个注册的NBA经纪人会让他在国内很麻烦，但NBA跟我说不注册就不能跟球队见面。最后章明基说不必担心了，中国人还会把我当教授看，所以我就注册了，但那是在跟火箭的第一次见面之后。这里要说火箭的好话，他们决定相信我们，跟我们谈。他们说他们的球探观察姚明已经几年了，他们肯定想要姚明。
“我们是最适合姚明的球队。”火箭队的主教练鲁迪·汤姆加诺维奇说。但对此我不太肯定。火箭队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不喜欢的。我问鲁迪是否能对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作些改变。同时心里对自己说，“我以为自己是谁，可以对一个NBA的教练、两次赢得NBA锦标的人说这样的话？”
鲁迪没回答我的问题，他只给了我一个答案，但跟我的问题无关。我又问了一遍，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所以我问了第三遍，我想他现在知道我不得到答案是不会罢休的。
一天结束时，火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道森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伙计们，”道森说，“我得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跟经纪人这么会谈过。”我们不知如何理解他的话，所以就当是好话吧。
迈克尔·戈德堡（休斯顿火箭队法律总顾问）：我接到许多电话，也许那些人得到内部消息，他们告诉我如果章明基和约翰做姚明经纪人的话，东方队永远不会放人。电话来自美国不同的经纪人，还有我认识的与东方队有关系的在休斯顿的中国人。我决定，如果姚明想要章明基和约翰参与的话，我就听他们的。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直以为比尔·达菲会是姚明的经纪人，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切都很混乱。东海岸有个常青公司，一直打电话给我，说：“你要是听他们的，就别想得到姚明。没有我们你绝不可能把姚明弄出中国。”他们说跟姚明有一份合同，要跟姚之队（那时可能还不叫姚之队）打官司。通常这类障碍，在球队考虑挑哪个球员之前很久就会全部解决好，很明显，关于姚明的事将有一场战争。但章明基和约翰来休斯顿与我见过之后，我就确定他们是可靠的人。我们谈话的时候，章明基跟姚明通过
电话，让人相信他们关系不一般。不久后，姚明给我发了一封信，声称章明基代表他。我猜是姚明的签字，我的意思是，我以前没看过姚明的字，所以是不是真的其实无法判断，许多事要靠直觉。特别是这件事，需要把一切搞定时才知道。两周后我们飞去上海见东方队。他们带我们出去观光了两三天，就只是见面打招呼。他们说姚明去NBA时候到了，休斯顿是合适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得到姚明，他们要我们帮忙找其他球员，那些打不上NBA，但愿意来中国打球的球员。我们就给他们寄了第一个替代姚明的人的录像，亚利桑那州的大个丹·麦克科林托克。我还寄去了其他球员的录像———大约10盘，但我不知道东方队跟这些球员怎么样了。他们一直发传真给我们，说他们要过来，要录像带。姚明的新人年结束后，传真不再来了。
我觉得白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育部的头，是个很好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点被捉弄的人。我们在上海期间一直通过翻译谈话，我以为他们都不会英语，但有一次我讲了一个笑话，还没来得及翻译，白李就大笑不停，我知道被耍了。他们说到一个讲话滔滔不绝的人，我说，“在得克萨斯，我们说这样的人被留声机的针头打过疫苗。”白李听懂了笑话，翻译前就开始笑。迈克尔·戈德堡（火箭队法律顾问）：美国人做生意总是“快快办完好走人”。在中国，只有先建立关系才会开始做生意。到达后，我花了时间跟X先生坐在酒店的大厅里，聊聊天。跟中国篮协的委员一起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这种区别值得注意。这位委员走进来，坐在长长的会议桌边，沉默不语，他在等我先开口，情形相当尴尬。我知道姚明就在附近和国家队练球，我问是否能让我们观看，这位委员说，“我们得看会议进行得怎么样。”
身份等级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能单单以火箭队律师的身份前往。所以在出发前，我们注意了宣传，说我是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去的。我拿到了休斯顿市长的推荐信，因为他刚访问过上海，在中国市长地位是很高的。我得到了前总统老布什的推荐信，他是以前的驻华大使，他在信的末尾加了句手写的话，“尊敬的先生，在此向您致敬。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难忘的一幕是，为突出我的身份，鲁迪和道森不得不扮作随从跟在我后面，拿着礼品袋，会上只有在我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言。我们登上返回的航班时，鲁迪说，“害我给你提袋子，我一定要报复。”
会谈后我们才观看到国家队的训练。我跟姚明握手合影，这张照片在不久后变得极其有价值。姚明有一点与众不同———整个训练中，他没有看我们一眼。他专心训练，没让我们成为他的干扰。其他一些队员则朝我们这边看，但姚明没有。
卡洛尔·道森（火箭队总经理）：我一生中做得最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在使用优选权得到姚明时从未动摇过。我们抽签拿到优选权后开始接到电话，有人问我们愿不愿意以此交换，或者选别的球员，我说，“不，我们要选姚明。”
我们去中国时，发现他们注意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中国篮协主席特别强调，他们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姚明。如果我们略有含糊，我相信姚明得在中国再等一年。克里夫兰可能有机会在2003年抽签中，选姚明或者勒布朗。
还有一个因素是鲁迪在中国很有名。我们走在街头，人们认出他，真是难以置信。中国转播我们的比赛，而且2000年奥运会上鲁迪是美国国家队的教练，跟中国队打过。熟悉的脸很有帮助，信任感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虽然我很自信最终要去NBA了，但无法集中精力做好走的准备，国内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想着NBA，同时还要分心准备世锦赛。我知道世锦赛在美国举行，就在选秀之后，是我的一次大展示的机会。我想集中注意力在比赛，而不是我个人的表现上。我知道，所有人都会很仔细地看我，看火箭首选我是不是个错误。我每晚（即使不是每晚，也是许多个晚上）都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太为个人的目标兴奋过头了，想想球队吧。我想的更多的仍然是能为国家队做什么。
在某一点上，就好像在上海东方队第一年的训练一样———不清楚为什么练习，我只知道是为了将来在美国打的一场球，或许在NBA，或许只是在世锦赛上。我不知道两个设想是否都能实现，或只能实现一个。有句俗语，在中国在美国都一样，“无知是福。”在东方青年队的第一年，我离开家住在外边。我很高兴获得自由。我感觉像在天堂，因为此前我一直住在家里。我可以整年地训练，因为我知道年底有比赛，为了这些我才训练的。目前也是一样。我准备着去冒险，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我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得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能走的话，他们会放我的。我们常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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