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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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最好的解释。多年以前，拉里奥针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做了一项令人深思的研究。她分别对黑人家庭、白人家庭的孩子进行对比分类，最终选择了12个家庭的孩子，其中即有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也有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拉里奥和她的同事对每个家庭进行了不少于20次的考察，每次考察的时间都持续好几个小时。拉里奥让那些孩子把她和她的助手看成是“宠物狗”，她们跟着孩子到教堂、足球场、诊所，她们一只手拿着录音带，一只手拿着笔记本。
也许你会认为，如果换成你在12个家庭待较长的一段时间，你应该会接触到12种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他们的父母也许很严厉，也许比较宽松，也许比较喜欢指指点点，也许比较开明，各种类型不胜枚举。然而，拉里奥的发现却与你的预想大相径庭。她们发现可以根据社会阶层明确地分成两种培养“哲学体系”，富有家庭有一套养育孩子的体系，贫困家庭也有另一套养育孩子的体系。
富有家庭的父母普遍干涉孩子的自由时间，让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他们没完没了地为孩子打听老师、教练、队友的情况。拉里奥曾跟随过一个富有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一个夏天就参加了一支棒球队、两支足球队、一支游泳队和一支篮球队，此外，他还参加了一支管弦乐队，并且学习弹钢琴。
这些紧凑的活动安排，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游戏不是一周两次的足球培训，而是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邻居的小孩在外面一块玩耍。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孩子们做的一切都不属于成年人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联系。一个来自劳动阶层的女孩——卡蒂·布琳德尔——放学之后就到唱诗班唱歌，但她是自愿加入并且自己选择步行到唱诗班练习。拉里奥写道：
与中产阶层的母亲们不同的是，布琳德尔夫人并没有因为女儿喜欢唱歌的爱好就想尽一切办法进一步培养她的兴趣，进一步挖掘女儿表现出来的禀赋。布琳德尔夫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卡蒂对戏剧表演的兴趣，也没有因为自己没能力培养她在这方面的才华而懊恼。相反，她认为卡蒂的才能和兴趣只是她的个性而已——一个不唱歌不表演的“卡蒂”就不是真正的卡蒂了。她觉得女儿只是在向别人展示一个“聪明伶俐”的自己，这只是卡蒂“吸引别人注意”的一种方法。
中产阶层的父母喜欢对孩子刨根究底，每一件事都要问清楚来龙去脉。他们不仅仅喜欢自己发号施令，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拿出自己的威信，敢和父母顶嘴，能和别人谈判，能质疑成年人。一旦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境况不如意，富有阶层的父母就会到学校责问孩子的老师，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为孩子争取权益。拉里奥跟踪过一个孩子，因为没达到学校特长班的招生资格，她的母亲于是请求学校，为她专门再次组织了一个私人测试，最终她的女儿进入了特长班。贫困家庭的父母则相反，他们常会向一些权威人士让步，他们总是显得服服帖帖，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拉里奥曾描述其中一位低收入阶层的父母：
例如，在一次家长会上，麦卡利斯特夫人（她的学历为高中）看起来就收敛了许多，一点都不像她在家时那样热情，那样喜欢交流，在这里，她的这些性格都掩盖起来了。她弓着背坐在椅子上，始终扣紧着夹克的拉链，她显得很平静。当孩子的老师说到哈罗德没有上交家庭作业的时候，麦卡利斯特夫人目瞪口呆，她非常惊讶，但是她说的只有这么一句：“他在家做了作业。”她既没有追问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想过要多为哈罗德辩解什么。在她眼里，教师完全能够教育好她的儿子，那是教师们的工作，而不是她的。
拉里奥把中产阶层父母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其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相反，穷人们遵循的是“自然成长”的策略，他们虽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照看孩子，但是应该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发育成长。
拉里奥强调，这两种培养方法不能说哪种更好。在拉里奥看来，穷人的孩子善于动手，不喜欢发牢骚，能够更有创意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拥有极强的独立自主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上，协同培养的优势更明显些。有着紧密活动安排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总在不断变更着自己的经历，她能学会团队协作，她也知道怎样处理一些高层事件。她知道怎样投成年人所好，在需要的时候，她知道该如何甜言蜜语地说服成年人。在拉里奥的眼里，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开始领会到了“权利”的意义。
当然，这个词汇在当时有一定负面意义。但拉里奥认为这个词汇最能够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的行为似乎表明他们拥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也拥有灵活应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权利。他们看来比较满足这些安排；他们要求分享到更多的信息并且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通过灵活应对制度安排来满足自己的爱好，是这些中产阶层孩子的一般惯例。”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即便是小学四年级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小孩，他们都知道利用自己的权益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优势。为了让程序安排符合自己的期望，他们会向教师和医生提出一些特别的要求。”
相反，劳动阶层或者穷困家庭的小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谨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定制自我”——这里引用拉里奥这个再恰当不过的术语，无论他们是处于何种环境都是如此。
有一个对话场面，那是拉里奥跟着一个叫亚历克斯·威廉斯的9岁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克里斯蒂娜一块去见医生时的谈话。威廉斯的家庭是一个富有的专业人员的家庭。
“亚历克斯，你应该想想自己该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在开车去见医生的路上，克里斯蒂娜说，“你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别害羞，你可以问任何问题。”
亚历克斯思考了几分钟，然后说，“在我抹了除臭剂的手臂上有一些肿块。”克里斯蒂娜：“真的？是最近抹了除臭剂以后吗？”亚历克斯：“是的。”克里斯蒂娜：“哦，那真该问问医生。”
拉里奥写道，亚历克斯的母亲“教育他有资格畅所欲言”——即便即将见到的是一位长辈和权威人士，他也完全应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见到了医生，一个很有亲和力的40开外的人。医生告诉亚历克斯，他在身高百分比中排95，随后亚历克斯打断了他的话：
亚历克斯：排95是什么意思？
医生：意思是在100个小孩里面，你比95个小孩都要高，哦，你现在是10岁。
亚历克斯：我不是10岁。
医生：是吗，他们在图表上写的你是10岁。你是——9岁10个月。他们——他们通常把最接近的年龄填在图表上。
看看，亚历克斯这样轻易就打断了医生的话——“我不是10岁。”这是一种权利：他的母亲允许他一时无礼，因为她希望儿子学会在权威人士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
医生转而问亚历克斯：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最主要的环节。在我检查你的身体以前，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
亚历克斯：嗯……有一个。我的手臂上有一些肿块，就在这儿（指着手臂下）。
医生：在下边？
亚历克斯：是的。
医生：好的，我进一步检查之后再处理一下。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应该怎样治。觉得痛或者觉得痒吗？
亚历克斯：不痛也不痒，只是有这样的肿块。
医生：没事，我会给你治好的。
这样的互动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低年级的小孩身上，拉里奥说，他们应该很安静很顺从，眼睛不敢直视他人。但亚历克斯却掌控了局面，“此前他就想好了要问什么，他吸引了医生的全部注意力，让医生把焦点都集中在他准备好的问题上。”拉里奥写道。
利用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把原来倾向成年人的权利逐步向自己身上倾斜。整个过程，亚历克斯都很得体，权利的转移很平稳，仿佛他是一个特别能引起成年人注意并且得到他们赏识的人。这是协同培养体系一种特有的重要体现。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亚历克斯没有过分显摆自己，他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他的父母——他追问、磋商、以放松的心情开着玩笑。
了解这种掌控局面的特殊能力来自哪里是很重要的。这不是来自基因，亚历克斯·威廉斯的眼睛颜色也许从他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遗传下来，但和权威人士的交流技巧却不可能从他们那里遗传而来。这也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这不是黑色人种或者白色人种的专利，亚历克斯·威廉斯是黑人而卡蒂·布琳德尔是白人。这是因为文化优势。亚历克斯之所以有这些技能，是因为在他年轻的生命中，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富有教养家庭的一贯作风——颇费心机地把自己身上曾受过的教育方法用在孩子身上，向他展示游戏的规则，不断提醒他、刺激他、激励他，即便是驾车去看医生的路上，也没忘记来一场逼真的小预演。
拉里奥认为，我们所说的阶层优势事实上包含很多方面。亚历克斯·威廉斯的境遇好于卡蒂·布琳德尔，是因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因为他在一所较好的学校念书，另一个原因——并且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到了权利观念的教育，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4．
这就是奥本海默拥有但克里斯·兰根缺乏的优势。奥本海默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成功的外衣制造商的儿子，他自小生长在邻近曼哈顿的一个最富有的地区。孩童时候的奥本海默完全属于协同培养。一到周末，便有专人驾驶帕克汽车把奥本海默送到郊区；夏天，他会到欧洲探望他的祖父。他进入了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路的道德文化学校，这也许是美国最进步的学校，正如奥本海默的传记里面说的，这里的学生“被不断灌输自己是为改善世界而生的观念”。当奥本海默的数学老师终于厌倦了奥本海默的纠缠时，她就让奥本海默自己去琢磨问题。
还在孩童时期，奥本海默就非常喜好收集岩石。12岁那年，他尝试和当地的地质学家通信，讨论在中央公园看到的那些岩石的构成。这给地质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奥本海默到纽约矿物学俱乐部发表演说。根据舍温和博德的记录，奥本海默的父母对他们儿子这个业余爱好的反应完全可以写入协同培养经典教材的案例：
由于担心自己的听众都是一些成年人，罗伯特请求他的父母去解释一下，毕竟自己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有趣的是，朱利叶斯鼓励他的儿子接受这份荣耀。演讲的那个晚上，罗伯特在父母的陪同下出现在俱乐部，他的父母骄傲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当他走上演讲台的时候，台下那些惊呆了的地质学者和岩石收集爱好者们都不禁笑了起来：在他的脚底下放了一个木箱，这样台下的听众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而不是只能透过演讲台看到他细长又蓬乱的黑头发。虽然略微有点害羞、有点笨拙，但罗伯特还是坚持念完了准备好的演讲稿，在场的听众给了他热烈的掌声。
在奥本海默辉煌的一生中，他应对挑战的能力是不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假如你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你的父亲用商业世界的规则启发你，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明白，为了应对紧张的场合，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曾在道德文化学校念书的学生，那么你就不会害怕剑桥的老师列出的一系列对你不利的证词；假如你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学，那么你就知道该怎样和一位曾在麻省理工研究工程学的将军交谈。
与他相反，克里斯却生活在缺少友爱的波兹曼，生活在一个被暴怒的、酗酒的继父支配的家庭。“兰根（杰克·兰根）对我们都是这样，”马克说，“我们一直非常愤恨那些所谓的权威。”这就是兰根从小受到的教育：不相信权威和喜欢独来独往。他的父母不能在看病的路上告诉他应该准备什么问题问医生，他没有这样的父母；他的父母也不会告诉他应该怎样说服那些权威人士，怎样和他们磋商。他不理解权利的概念。这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这却是他逃离波兹曼后，能否自由行走于世界的最大障碍。
“我也得不到一丁点的经济资助，”马克继续说道，“我们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对那些程序，我们可以说得上是白痴。怎样申请，表格、支票薄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如果克里斯托弗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或者他的父亲是一个在行业内很有实力的医生，我敢说他17岁就获得博士学位，就像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男孩一样，”他的弟弟杰夫说。这就是能对你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克里斯面临的问题就是他总觉得老师的讲课很无聊，以至于无法安心坐下来听课。如果他的才智被人赏识，或者他来自那种富有教养的家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让他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并非那么无聊。
5．
当那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收集到了其中730个人的记录，他把这些人分成三个组。较为突出的150个人（占全部的20％）被分进了A组。他们都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名角——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A组中，90％的人都从大学顺利毕业，其中又有98％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有60％的人被划入了B组，他们的表现算是“令人满意”。表现最差的150个人划入了C组，特曼觉得这一群人拥有过人的智商，却没创造多少与智商相配的价值。他们有邮局的工人和做苦力活的记账员，还包括一些成天躺在家里的睡椅上无所事事的人。
C组中，三分之一的人曾有大学辍学的经历，四分之一的人只有高中学历。C组中的150个人——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