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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毛泽东谋略-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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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达到最理想的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即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变旧中国为新中国。问题在于方法和手段,即怎样去消灭、怎样去改变。他在方法的选择、手段的运用上所下的功夫,比在目标的设计、目的的明确上所下的功夫要大得多。他的全部理论著述,特别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可以看作一部革命的方法论全书,同时也是一部集中国古代谋略智慧之大成的谋略全书。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计划、方案,概而言之,都可以称之为方法或谋略,即为达到特定革命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手段。例如土地革命的总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其中只有最后一句是目的,前面讲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再如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前面讲的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方法。人们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毛泽东的方法即谋略的胜利。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谋略家。
①《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6页。
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1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
⑤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⑥《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344页,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⑦《红星照耀中国》第55页。
⑧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第108页。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⑾《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6页。
《谋略系列丛书》序
一谈到“谋略”,人们往往和战争联系起来,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谋略最初产生于军事斗争,而且在战争中运用较多,成效也最为显著。如《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中的谋略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谋略思想早已超出军事领域,逐渐扩大到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体育等等领域,大有无孔不人,涵盖一切之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十分激烈,商战的需要,更促进了谋略思想的普及和发展。在当代,可以毫不夸大他说,谋略是否得当,不仅关系战争胜负,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不懂得运用谋略,很难取得生活和事业的主动权。所谓“谋略”,是指计谋策略,即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安排的方法或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驾驭斗争局势,掌握主动权,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谋略是否高明,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于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即能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古今中外,有许多谋略大师,把谋略艺术运用得十分出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展示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谋略是人类智慧的花朵。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谋略艺术,为了增进和启迪人们的智慧,我们编辑出版《谋略系列丛书》,以资参考。我们首先推出领袖谋略系列,陆续出版。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谋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革,而且和现实联系紧密。通过学习他们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订出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由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缺乏经验,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愿这套丛书能对读者有益。
冷铨清1996年4月5日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逝世20周年

毛 泽 东 谋 略

第一编  政治谋略
1?1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毛语中夹带毋庸置疑的自信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①“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1920年9月,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 因为他此前己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②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比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粱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央带毋庸置疑的自信。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线划开,使世世代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但是,现实的反差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线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结在一起。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
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作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人民的中国。
①毛泽东:《在中国乒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1956年11月15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再呼下去。他沉痛地向斯诺回亿这件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效改革的实现。”
①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取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1927 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记取教训,“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②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国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

①《红星照耀中国》第11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48页。
③1957年3月18日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3  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毛泽东对农村充满兴趣、充满信心。有人提出秋收暴动直取广东的进军路线,他反对说:“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打游击,翟秋白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不去广东,在长沙就近闹一闹可不可以?也不行,因为长沙敌人力量强大,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后来,别人没有听他的,还是要去攻打长沙。可事实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损伤严重。于是毛泽东收拾残部,到了文家市。在那里,毛泽东宣布了他的决策: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农村去,即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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