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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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山大王。不过，他补充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不是过去的那种山大王。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城市中心论者”用十月革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他们老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到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城市去闹。毛泽东则灵活得多：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最终都失败。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受挫就没有退路。他形象地说：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屁股一样。一个人没有屁股坐不稳，一支军队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大本营，一场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失去社会依托。于是他精心选择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区域，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的核心。红军以此作为攻守进退的后盾，对统治势
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而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
①毛泽东主张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
①《毛泽东选集》第101页。
1？4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毛金蝉脱壳，摆脱了张国燾的威胁，率军北上“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四句诗说的是当年刘备羽翼未丰，屈居曹营的故事。刘备确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身虎穴，决不能让疑心很重的曹操识破他的雄心壮志。而当他的心机突然被曹操道破，一下子使他露出惊恐神色时，他又巧借闻雷来加以掩饰，从而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杀身之祸。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会见陈昌浩。陈向毛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毛的劝告。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
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军团凌晨二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营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泽东说得一点不错。四方军经过一番挫折，最后还是回了头，于 1936年10月10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程。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民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波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壮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73页。
1？5 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当时，有不少人对遵议会议决策感到不满足，因为会议对危害至深的“左”倾路线，只批判了其军事方面，没有触及它的政治问题，好像留下了一个尾巴。殊不知这样作，正是毛泽东精心谋划的一着高棋。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取得了反击”左”倾路线的发言权，并且已经争取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到开遵义会议时，他已经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有了充分的主动权，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实把对手们彻底击倒。但在会上他只谈军事，只字不提政治问题，有意绕开两条政治路线的对立。他紧接着博古和周恩来发言，主动进击，讲了一个多小时，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主观专横，早为多数红军指挥员所不满。博古虽为总书记，但在政治局常委中已孤立。毛把攻击的重点对准李德，他指责李德用“短促突击”取代红军的传统战术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和博古为自己辩护，他们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军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李德甚至说他的战略指导没错，只是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进行反驳，他说前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敌军作战，但都取得了胜利。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也就是说是军事指挥路线错了。毛还把这条错误的路线概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博得热烈掌声，因为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以来没有说出的话。在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名与会者除何克全（凯丰）支持李德、博古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由周恩来提议停止原来由李德、博古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军事指挥权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再没有指手划脚的机会，许多年后他还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到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但毛泽东等人早在会议前就考虑到了，如果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注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他的对手是共产国际作后台，而他却在斗争中赢得了大多数，原因就在这里。李德的军事指挥仅交由新的三人小组，实际上转到毛泽东手中，这就是遵义会议最大的积极成果。政治的改变则不大。政治局常委只增加了一个毛泽东，其他人仍都在岗位上，包括博古在内。博古的总书记解除了，但接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与博古等在政治路线上没有分歧。分歧是很大的，只是毛队为当时还不到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不提政治问题，只提军问题，受到批评的人就不多，这样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以共同对付当时的危局。假如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到批判的人就会很多，那样到了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就不会出现周、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都站在毛一边的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作法很有远见。由于他团结了大多数，不仅博古成了张国焘的对立面，连李德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也支持毛泽东。张有一名部将曾想拔枪对准毛泽东，正是李德跑上去
紧紧抱住了他，才没使悲剧发生。当然，毛泽东也知道政治和军事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军事斗争是重心，在军事问题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会是无关紧要的。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为以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准备好了条件。那时他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因而才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最佳时期。
1？6 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消除，只是矛盾暂时降级了，斗争的形式也有了改变。国民党从围剿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共产党怎么办？毛泽东的对策是：我们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从非法的转到合法的。他们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我们也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有原则的让步：根据地政府改成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产党和红军都合法了。蒋介石管不管饭是另一回事，但共产党对他的政策必须有所改变。不然就达不到团结抗日的目的。于是，毛泽东把政治战略作了如下调整：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斗争不是不要，但要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毛泽东都相应的作了改变。他提出要用争取和平的口号去反对内战，又用争取民主的口号去巩固和平。和平是目的，民主是手段，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新战略。怎样争取民主呢？共产党虽然合法了，但和国民党相比还是一个小党，况且蒋介石灭共之心一直未死，他早对共产党防了一手，怎么会给你民主，
让你和他平起平坐呢？毛泽东当然是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以民主改革为口号，联合其他政治势力和全国民众，迫使国民党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革命。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依据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革命不宜，改革总可以吧。不过，蒋介石知道这两项改革意味着什么。“各党派各阶级”当然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这样的“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岂不是要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把国民党的政权让一部分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吗？所以蒋介石不能答应。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更是冲着当权的国民党而来的。当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站在人民中间。允许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那岂不是允许共产党有发动组织人民反对国民党的自由吗？所以这一条蒋介石也不能答应。蒋介石不给人民民主权利，那也好。这样，他就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则站到共产党一边。最后，蒋介石拥有军事优势，毛泽东则拥有广大人民。这些人民又用蒋介石“送”来的枪武装起来，加入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