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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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一起印发与会同志参考。估计大家“参考”得差不
多了，他瞅准机会，向彭德怀等不知大高地厚的人发起连珠炮般的反击。
首先，毛采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辩证法，把彭德怀等人攻击的
理由剥夺得干干净净。他说，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从某些局部看，可能是
十个指头烂了七八个，但从全局来说，缺点只是一、两个指头，了不起三个
指头。二三个指头的问题，治一治就好了。而且烂二三个指头，可以取得经
验教训。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那有十全十美的呢？因此“得不偿失”论是错
的，“有得有失”也是错的。从本质上看，成绩是主流，缺点只是支流，所
谓“比例失调”、“全面紧张”等等都只是局部的“现象”。有了这个辩证
法，彭德怀等人的批评就成了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着主流，抓
住个别的表面现象，把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借以否定总路线、大跃进。
其次是进行阶级分析，上纲上线。毛首先用千百万群众的热情来反驳所
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指责。他说，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1。5 亿户
农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他们非常积极，他们愿搞，想早一点搞
共产主义，并且每天有几千人去取经，你能说这种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的狂
热性”吗？然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问题。他说，
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的关头，不要动摇。有一部分同志在历史上大
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
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这叫什么阶级？是资产阶级还是小资
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
压力下，右起来了，经过这样的分析，毛泽东说：“庐山上出现的这一场斗
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样，彭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代表
无产阶级的当然是毛本人。在这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该“死”的当
然是彭德怀等人。
其三，提出“内外夹攻”问题，寻找社会背景，甚至国际背景。毛说，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这些人重复了
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离右派
只有30公里。我劝这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由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
曾率军事化表团出访过苏联、东欧8国，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相当紧张，毛泽
东便怀疑彭在会上提意见是所谓“下战书”，有所谓“国际背景”，认为彭
的上书与国际上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指责以及美蒋对我们的攻击是遥相呼应
的，使彭的问题具有“里通外国”的性质。毛非常气愤他说：“全世界反动
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
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最后，寻找历史根源，新老账一起算。毛说他和彭在31年中是“三分合
作七分不合作”。甚至说彭是民主革命中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是“党的同路人”，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现在代表资产阶级出来
进攻。“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成祸首”。
彭德怀纵有三头六臂也抵挡不住毛泽东的凌厉攻势，他只好认输，接受
人届人中全会给他定的罪名，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
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成为又一个“反党集团”的头目。
黄克诚是会议中途由毛泽东调上山的，因为他是军委总参谋长，他的上
山有人说是“搬兵”。黄上山后，批判了彭的话和信“有刺”，同时也说了
两句不中听的话：人民公社去年不搞更好些；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
点不讲。因此，黄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说他和彭组成“军事俱乐部”。
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也说了两句：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大跃进有得有
失；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于是，他
也成了“反党集团”成员之一。
另一个“反党集团头目”是张闻大，张的发言更富有理论性，因而也更
尖锐，更深刻，后来毛批评张患了“热昏病”陷人了“军事俱乐部”，说张
和彭两人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
在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人的争执未见胜负之前，不少人准备了两分发言
稿，打算在彭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用另一份。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
没有这两手准备，结果分别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书记职务。
机灵的林彪站得很稳，他在会上说过彭德怀“招兵买马”，是“野心家、
阴谋家、伪君子”。并说“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善有善报”：接替彭德怀做了国防部长，并逐步成了毛泽东的“亲密
战友”。
7？14 “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革命。
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
也不让他们成为新暴君”
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畅游。当时
随行的郭沫若曾对韩素音说，“毛主席为我们打开一条新道路”。因为第二
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发动了。韩素音后来才明白，毛当时所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非常认真的，“他说，他不会背叛中国人民，也不会背叛
革命。他宁可摧毁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府，拉下趾高气扬的高官，也不让他们
成为新暴君，”
①
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有人说他是因为大跃进
的失误而被迫下台的。毛则始终说他是自愿退居二线的。他退后一步，专门
考虑一些大问题，同时让他的接班人得到锻炼，这也合情合理。可问题就出
在他和他的“接班人”的关系上。毛说过，“退居二线后，过一段时间我又
不安分”，为什么不安分？不仅仅是因为“大权旁落”，如果说有失权的因
素，他所考虑的权力也是和他所想象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退居二线后很快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他看到有些官僚主义“已
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二是他看到党内从上至下
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是他看到他的主张与一线的刘少奇
等人越来越出现分歧，这三个问题都出现在党内，又都与权力有关。
到了1964年，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大部分党组织
的有效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控制。“失去控制”，或说“大
权旁落”’意味着什么呢？
斯诺有一个解释：“正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伙伴利用毛的名望
管理着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青团、无数党的干部和官员，大多数
干部也许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他们“在理论上默认了对毛的崇拜，
在实际上则很不重视毛的思想，……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主张物
质鼓励第一，热情第二，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抓生产，他们依靠专家
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用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重视城市而轻视
农村。他们要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
上不相信通过刻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②
一句话，毛泽东的领导被抽象化了，他的建国主张被冷在一旁了，同时，
毛泽东又主观地把刘少奇的一系列作法与苏联变修问题联系起来，苏联已经
变修了，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工人贵族。如果中国继续按刘少
奇的路线走下去，也会重蹈苏联覆辙。毛感到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任
务是联在一起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决不能忘记。必须趁着他
健在的时候，赶快动手，把无产阶级的政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使中国革
命的航船重新回到他的正确路线上来，阶恢复革命的纯洁性，并创造一种使
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这
种错误判断，他认为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几十年的革命就白费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重大转折。遵义会议前他
在党内受到无情的排斥。当他的党权和军权被剥夺时，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
话：“如果党需要我。打个招呼，我就会回来的。”后来他果然在遵义会议
上“回来了”。1959年退居二线，不再当国家主席时，他也说过一句活：“在
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
的职务的。”这一次党虽然没有决定要他回来，但是他不能不回来，人民需
要他回来，革命需要他回来，他不能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当刘少奇以及其他“走资派”都被打倒以后，毛泽东说道：“看来，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视察，不讲全
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
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厂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
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
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③
革命没有完，他作为革命的开创者，怎么能呆在二线享清福，置国家的
前途和命运于不顾呢？因此，他要重上井冈山，再来一次革命。
①《我眼中的毛泽东》第233页。
②《没长的革命》第12页。
③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7？15 “有意大权旁落”
1966年10 月，当陶铸说毛大权旁落时，毛说他是有意让大权旁落的。
所谓“有意大权旁落”，按《病夫治国》作者的解释，“可以使他更好地观
察他的左右，从而捕捉那些认为夺权时刻已到的人。然后他重新控制局势，
将他们无情地打倒。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农民式的狡猾，可以说明他
何以登上王位和权力无限。正是用这种办法，他首先戏弄了他的老对手蒋介
石而使革命得以成功，然后又戏弄了所有那些想让他走回路的人”。
①
可是到了1965年，毛泽东发现他要重新控制局势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此
时他已失去对大部分党组织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效影响，他作为党的主席的
作用已被抽象化，他还发现首都北京有两个他“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
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另一个是彭真挂帅的北京市委，
有这些“独立王国”支持着，要把刘少奇拉下马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得不灵活行事，采取他的传统战术：以退为进，迂回包抄，各
个击破。乌利？弗兰茨在《邓小平传》中生动描述了毛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
奇的“三步战术”。
北京插不进就不插进。于是毛泽东悄悄地从北京消失了。人们要问他为
什么不在，得到的回答总是说他到南方城市杭州休养去了。毛假装年老虚弱
离京养病，同时偶尔从远处向北京发一些针对学术界的指示，发完以后他也
不急于追究落实情况，只是静观其变。当北京的对手们以为毛还在西湖边的
住处养病时，毛却来到了190公里之外的上海。这里有他的支持者，他准备
从这里重返北京，向对手们发起一次始料不及的反击，拿什么反击呢？毛选
准吴啥作为第一步战术的攻击目标。他知道站在吴哈背后的正是北京那两个
“独立王国”的主人，吴晗扳倒了，身后的老板就会露出来。
吴晗又从哪里开刀呢？毛选择了《海瑞罢官》，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毛选择这个领域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领域里的是非标准比较灵活，不需要
繁琐的组织程序或法律手续就可以定性。再加上从意识形态开火可以很快造
成舆论声势，便于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战斗。此外，吴暗写的这个历史剧尾巴
露得很明显，观众一看就会联想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不久就点明了：“嘉
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呜冤叫屈一点也不假。但在毛未取得主动权之前，
他还必须讲究策略。为此他请寂寞了20多年而又略懂艺术，有心在文艺界一
露“峥嵘”的江青出山。江青肩负着秘密使命来到上海，在那儿，她指挥姚
文元和张春桥两支笔杆子，花了8个月的时间，仔细撰写批判吴哈剧本的文
章。文章以吴晗将一个封建人物理想化为基调展开，毛将文章修改了11次，
直至锋芒毕露而又名正言顺。
炮弹准备好了，只等发射。在发射前的一刻，毛故作天真地问彭真是不
是可以批判吴晗。蒙在鼓里的彭真只好说：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可以批判，
好！不几天，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文
汇报》上出现了。彭真看到这颗炮弹份量不轻，拒绝在北京的报纸上转载。
此时邓小平远在贵州，毛站出来大骂北京的“独立王国”。经周恩来调和，
彭犟了两个多月后软了下来，姚的文章于1965年12月底在《北京日报》、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刊出。
文章出来后，下一步是该怎么看，怎么定性。这可是考验立场的事。邓
小平、刘少奇、彭真都主张把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把吴晗的错误看作“学
术错误”，应理解为“百家争鸣”。在这个基础上，原“文革五人小组”拟
出一个”二月提纲”，作为文化革命的指导性文件。
毛的“文攻”没有轰开“独立王国”的大门。但对手们没有防到他还有
另一手，毛知道“独立王国”的主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