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谋略-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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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
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一种是所谓
“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
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
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说：“表同情于人，
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
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
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大业的先决条件，用孟子的话说：“天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毛泽东很懂得这个“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
许多这样的警句，如“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薮”，“惟安贫者
能成事”。“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终须以“艰苦”二字为
先。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式的精神。在组织
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懒惰、不赌搏、不浪费、不押妓等戒条写入会章。
在古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
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曰：“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宁静毛做不到，
淡泊却是他极力奉行，毕生不改的。他一生简朴过人，他身上的衣着常缀有
补丁，脚上穿的皮鞋比普通工作人员的皮鞋还旧。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
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猪肉。他的手
从不摸钱，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他的人生格
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其艰苦
程度毫不亚于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
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
他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

　

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它可以激发人的
斗志，砥砺入的品行，他甚赞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阻碍
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
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始未有能完成者”，他批道是：“振聋发聩之言”。
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在他看来，逆境磨难，正是成才
建业的先决条件。

　

9？7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是毛高小入学考试作文中的诗
毛泽东素怀奇志。十六七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做米
店伙计，学生意赚钱。但毛泽东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
他差点要对他父亲说：“燕雀安知鸿鹊之志哉。”于是他愤然离乡，来到湘
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当他第一次迈出韶山冲的狭小天地时，他
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惬意。他以诗言志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
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刚好东山高小人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毛泽东借题发挥，把自己
的少年壮志抒发了一番。可是，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上来自乡下，
破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鄙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
自悲，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称作《咏蛙》
的小诗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
儿敢作声。”
到了1916年，毛泽东已经鹤立鸡群了。是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开展全
校性的“人物互选”（类似于今大的”评优”）活动。互选条目颇全，在德
智体三大项下各编若干小项，每小项又各分若干细目。要在所有这些项目中
都获优，可真不容易。结果，在400多名参选者中，毛泽东位居榜首。毛泽
东得到同学们一致推崇，大家给他送了一个雅号：“毛伟人”。一师同学彭
道良曾向罗章龙介绍毛，称毛“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
‘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
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罗章龙初闻不信，
又去问同乡陈赞周，陈亦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之奇士，但择友甚
严，居恒骛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视之概。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
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
但是，“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毛泽东并不满足于同学们的赞誉。直
到一师快毕业时，他仍然在为立身立志问题而苦恼。1917年，他致信黎锦熙
表白心曲，称他“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
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他评点时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
有志为教育家，或曰某君有志，教子弟应立志等等，均是“盲从以为己志”，
乃出于一种模仿性，并非真正有志。在他看来，作为“心之所”的志，乃是
一种宇宙真理。人生在世，“十年来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
身无志。”因此，“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
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
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为此，他决心“下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
讨，探讨既得，既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毛泽东要立的志，显然不同寻常。用他的话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
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和俭毛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
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他显然赞同这样的观点：寻常人“有雷同心，
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讲堂录》还记述了侯方域《谢安论》
中的一句话：“古之有为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意
即君子应超凡脱俗，用苏拭的话说：“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所谓独立不

　

惧，就是“狂澜滔滔，一柱屹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
魂不惊。”
毛泽东这种“群居不倚”、“特立独行”的性格，几乎没有哪一个上级
喜欢。1930年6月9日，李立三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
完全与中央不同”。斯大林肯定也有同感，因为毛泽东是三四十年代“唯一
未去莫斯科朝圣的重要共产党领袖”（斯诺语）。

　

9？8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讲堂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
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光武帝
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词以志纪念，并请当朝
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和
俗名，殊为难得。据说毛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曾要求学生就此事展开评论，
看严光到底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与众不同，他
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200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
祖刘邦那样。
不巧，毛泽东本人执政后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1950年新中国刚
刚成立，毛昔日的友人梁漱溟应邀来到北京。毛向梁发出邀请：”梁先生这
一次来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然而梁却说：“主席，
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出乎毛
的意外，毛当即显出不悦的神色。这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喜欢
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态度。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
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
不能“但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
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
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作一名真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种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
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
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如果个人
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
腕，以全其身”的古喻作了回答：“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
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
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
安矣。”毛泽东显然很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显然很欣赏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9？9　　“文革”中，林彪曾在毛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
毛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
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输文采，
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古人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
的作法嗤之以鼻。甚至像拿破仑那样的盖世英豪，他也不以为然。他所崇拜、
所理想的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
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讲堂录》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话表达了毛
泽东的价值取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音。”
杨昌济说得更明白：“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的能耐无论怎
么强大，也只能建功立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
神主宰千秋百世，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
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
之人”，张载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
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
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宋代人将韩琦（北宋大臣）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
称。但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他与黎锦熙议论时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名流，得出的结论
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为什么独眼曾文正？因为曾既会办事，又
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着毛泽东的一生。早年，他
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
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
此大渎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霾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后来，他又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
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于是他开始领兵打仗，一
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一套中国式马克思主义。
这样，他就成为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有大功业的豪杰了。
在毛泽东看来，当把阻碍他的主张实现的旧政权推翻以后，剩下的任务
就是要把他从哲学伦理学改造中获得的新主张加以推广、实行。但是他没有
想到这一过程同样不顺利，直到晚年，他不得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
大革命”，以便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以便全面推行他的思想，一劳永逸地解
决后世问题。“文革”中林彪曾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毛泽东对此不
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发达了他
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

　

9？10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
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世界有动有静，而毛泽东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这一以动为本
的观点，早在他成为伟人前就已确立了。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
“愚拙之见，盖天地惟有动而已。”
天地惟动，那么人呢？“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天地乃自然“死”
物，倘且恒动，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就更不用说了。天道与人道同一个道：
惟动。人只有在动中才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全真境界。
从这种宇宙“惟动”，人更“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