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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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当机械化已达到可以使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的程度,就可以实行自动化了。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机器来做机器的工作。在一定情况下,达可能并不同于期望,也并不经济。甚至我们还可能并不具有这样做的技术,但它总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它不一定是用来代替对机械化重新设计以便为工作和做工作两者服务的最好方法,但它始终是应予认真考虑的一种代替方法。
自动化并不是机器的一种安排,并不是机械化的最终发展,而是一种基本上不同的概念。即使没有任何机器,自动化也可以很好地实现。日本和中国的十岁孩子能以很高速度和很大精确性使用的算盘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动化和数据处理,完全同电子计算机能做的任何事情一样的先进和高级。它并不需要机械和先进技术,但它体现出了自动化的基本概念。
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工具。因此,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机械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同样正确的是,利器必须有善其事的工人来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因此,管理人员在为工作设计工具时,必须注意到工作和做工作这两个方面。
体力工作以外的工作
工作分析、生产原则、控制和工具主要是以体力工作为对象而制定出来的,至少是以体力工作为对象而采取系统的形态。直到最近,大多数人从事于体力工作,而绝大部分产品也是体力工作的产物。
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和社会中,体力工作的重要性已日益降低——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理解和组织工作方面的进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我们使工作更富于生产性的能力的增强。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同样的这些方法、概念、原则是否可应用于体力工作以外的领域。
没有问题,同样这些方法和原则可以应用于技术上不用于生产工作的那些体力工作,即铁路、建筑业以及经济学家认为不是农业、采矿业或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中的体力工作。制造业等与服务业之间的区别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管理来讲却没有什么意义。
同样清楚的是,同样的方法、原则和措施几乎不加改变地可以应用于信息的处理,即绝大多数文书工作。
处理保险单、订货单、账单、穿孔作业以及绝大多数会计工作基本上是生产工作。事实上,绝大多数文书工作是成批生产——有些是固定成批生产,有些是弹性成批生产。它需要同样的工业工程,即同样的工作分析、生产程序和各种控制,如同体力工作一样。
信息的处理比绝大多数物质生产要易于组织。信息往往采取相当简单的形式来表示:脉冲电流、数字、语词、最复杂的是由明、暗或者少数几种色彩组成的图像信息。
因此,信息处理总可以通过使零件标准化并装配成最终产品来完成,即通过成批生产来完成。
就工作的原则来讲,绝大多数真正的服务工作同制造物品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零售店中销售货物基本上是一种弹性成批生产。每一笔销售有很大的不同。但销售过程却很少有什么变动。而且,它可以用标准化的零件组织起来。其最好的组织方式是使销售员有一种领先规定好的例行程序并使用相应的工具,但在判断上有广阔的余地。如果在判断上不留有广阔的余地,那么,即使设计成了例行程序并提供了工具,有经验的售货员的最好的判断也卖不出去东西。
但是,可能使绝大多数人吃惊的是,我们了解到,同样的这些措施、原则和方法也能适用于已知知识的应用和学习的工作上。事实上,在知识的应用和学习上,使之富于生产性的工作已进行了很长一个时期了,虽然人们并不了解这一点。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即十九世纪的医生提出的鉴别诊断法。更早的还有外科医生的工作系统化——在基本分析和把各个步骤结合成为一个程序方面。这是十八世纪提出来的,特别是伟大的英国外科医师约翰·亨特(Joho Hunter,1728—1793)。
蓝图的发明也早于现代的工作研究——它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种产物。它也是系统地和有目的地把同样的基本工作概念应用于知识的使用上。
但是,把工作研究和工作组织的方法和原则应用于知识领域的最重要例子是已有知识的获得,即学习。
数千年以来,人们讲到改进教授法——但没有效果。直到本世纪初叶,一位教育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终产品?”其答案是显然的。最终产品当然不是教授,而是学习。于是,这同一位教育家,伟大的意大利医师和教师玛丽亚·蒙特索里(Maria Montessori,1870—1952)开始应用系统的工作分析方法和系统地把各个零件组成为一个程序——当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做些什么。蒙特索里自己的系统当然并不是“最终答案”,但她所采用的方法为所有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如瑞士心理学家琼·皮亚格持(Jean Piaget)对儿童如何学习的研究,以及美国的行为科学家把学习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逻辑和控制的持续工作动态过程来研究。英国的开放式教室把以上这些人的工作体现在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中,可以说是教育中第一个重大变革和最早的系统学习工作。其工作方法的特点是工作分析,把工作结合成为一个流程——介于弹性成批生产和真正的流程生产之间的一种流程——设计出恰当的控制系统并提供恰当的工具。
这些例子表明,知识的应用和学习同任何其它工作没有基本的差别。的确,产品、材料和工具是完全不同的。但程序却基本上是相同的。其应用为使工作富于生产性提供了最大的管理上的机会。
我们需要把已有知识的应用和获得作为一种系统的工作来组织的最突出的领域是工业中的发展工作,即把新知识转化成为可以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知识已经作为研究或发明的结果而存在了。所要做的就是把已知的知识加以应用。而这一般还没有系统地进行。但是,只要把发展工作按工作的方法(主要是按弹性成批生产方法)加以组织,例如某些制药工厂就这样做了,在工作速度、生产率、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经济成就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这种系统的工作方法的应用尚未得到证实的一个领域是新知识的产生,不论是发明或研究。但有相当多的理由相信,同样的这种方法至少可应用于新知识产生活动的一些主要部分。
爱迪生也许是十九世纪最富于生产性的发明家。他就是应用系统的方法而使得发明工作富于生产性。他总是从所需要的产品的明确概念出发。然后,他把工作过程分解为一些组成部分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程序。他为一些关键之点制定了特别的控制。他规定了标准等等。的确,他并没有取消“创造的火花”,而是试图并成功地为创造性提供一个系统和方法的坚实基础。他的道路的正确的标志之一是他的助手中有许多人自己的成就也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发明家,而这些人显然并没有突出的创造性;例如弗兰克·斯普拉格(Frank J.Sprague,1857—1934)从各方面来看只能算是一个肯苦干的人,而电车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
但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些孤立的例子——其数量已足以表示出有这种可能性,但尚不足以证实。这种方法显然有其局限性——艺术家的想象就不属于这个范围(但艺术家的工作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可是,研究工作,即对新的科学或工业知识的有组织的探求,从各种可能性来看,都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第十九章 劳动者和劳动:理论和现实
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Y理论”的证据——其缺陷——马斯洛的批评——管理人员的现实是什么呢?——“大棒”为什么不再起作用了?——“大恐惧”和“小恐惧”——过份强有力的“胡萝卜”——反物质主义是一种虚构的说法——对“多得更多”的需求——其有毒的副作用——从主人到经理——用什么能代替胡萝卜和大捧?——开明的心理专制主义——它为什么行不通——怎样才能行得通呢?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际关系学派的著作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注意以来,出现了大量有关激励和成就、工业心理学和工业社会学、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和劳动者的满足等方面的书籍、论文和研究。事实上,有关对劳动者和劳动进行管理的文献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它管理领域、包括管理科学和电子计算机的文献。
这些书籍中最广泛地被阅读和引用的也许是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企业的人事方面》一书1及其提出的x理论和Y理论。麦格雷戈本人并没有从事原始的研究工作。他自己在书中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指出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只是把别人的(特别是我以前在三本书中提出的2)思想加以归纳。但是,他的书受到这样广泛的注意,也是完全应该的。麦格雷戈有力地表明了在对劳动者和劳动的管理上,存在着不同的基本选择。他所提出的x理论是指对劳动者和劳动的传统态度,把人看成是懒惰的,不爱工作并想逃避工作,必须用胡萝卜和大棒二者去加以驱策。它认为绝大多数人不能自已承担责任而必须别人来照看。相反的,Y理论则认为人有一种心理上要工作的需要,并想要取得成就和承担责任。x理论认为人是不成熟的,Y理论则基本上认为人是想要成为成熟的人。
麦格雷戈把这两种理论作为可加以选择的,似乎他是无所偏袒的。但是,任何读者都不会怀疑,或不可能怀疑,麦格雷戈是全心全意地拥护Y理论的。
关于Y理论存在着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据。在绝大多数职位上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即使是对老板和组织最有敌意的,也想要热爱他们的工作并要求取得成就。在绝大多数职位上,即使是最有敌意的劳动者,也设法要找出一些能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东西。
这一点是通用汽车公司于四十年代末期举行大规模的《我助工作和我为什么喜欢它》征文比赛时被揭示出来的。那次征文的结果,可惜,只发表了很少一部分。参加征文竞赛并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讨论的劳动者几乎有十九万人——是有关劳动者态度的最大的一次抽样调查。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很少是不加以批判的。但是,没有发现什么事物能使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提到自己工作中有某些挑战、某些成就和满足、某些真正的激励的劳动者,则更少。
具有同样说服力的是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有关知识工作者的广泛研究(已在第十六章中提到)。赫茨伯格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知识工作者需要有所成就,只有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才能干得好。否则的话,至多只能凭一时的冲动来行事。
有关Y理论的最感动人的陈述要早于行为科学数千年。那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其有关伯罗奔尼萨战争的史学名著中有关伯里克利(Pericles)在雅典阵亡战士葬礼上的演说词。伯里克利事实上是在说,雅典是一个Y理论社会,而斯巴达则可能是世界上最彻底的X理论的信奉者。
但是,事情决不像麦格雷戈的追随者要我们——以及他们自己——相信的那样简单。首先,我们知道,Y理论本身并不恰当。当我首次提出这一思想(以后由麦格雷戈公式化为Y理论)时。我曾强调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我曾说,相反的,通过把责任交给劳动者和旨在取得成就来对职工和做工作进行管理,对劳动者和管理人员都提出了更高得多的要求。麦格雷戈也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并没有予以强调3。
马斯洛的批评
Y理论的一位热心拥护者、已故的亚伯拉罕·马斯洛指出,Y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比我所看到的还要高得多。马斯洛曾经花了一年时间同当时正在试行Y理论的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小公司密切地在一起工作。马斯洛在他叙述达段经历的书4中指出,Y理论在责任和成就方面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只有最坚强、最健康的人才能承担。他尖锐地批评我和麦格雷戈对那些无法承担起Y理论在责任和自我纪律方面的要求的软弱、易受损害的人“不人道”。马斯洛得出结论说,即使是坚强和健全的人也需要有秩序和指挥方面的保障,而软弱的人则更需要有免于承担责任的保障。马斯洛指出,这个世界并不全是由成熟的人组成的,其中还充满了一些永远不会成熟的人。
当然,马斯洛只是把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vsky)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大审判长那一段有名的话加以解释。但是,马斯洛不同于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大审判长,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家长式的压制是对人进行管理的唯一途径,也是对人的唯一仁慈。他所得出的结论要重要得多,也有根据得多。马斯洛直到他在几年后去世时还是一个Y理论的热烈拥护者。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单只去掉束缚是不够的。人们必须用另一种安全和确定性的结构来代替X理论所提供的安全和确定性。必须用另一种方法来提供出X理论之下采取命令和惩罚的形式所提供的东西。换句话说,Y理论要比x理论走得更远得多,而不是简单地取而代之。
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远见卓识。而它已被Y理论的全部经验所证实。
事实上,当马斯洛正在写作《善心的管理》一书时,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和门生已证实了马斯洛的观点。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是一位出色的工业心理学家,并在麦格雷戈去世后编辑出版了前面提到过的麦格雷戈的《职业管理者》一书。他在六十年代后期试图把纽约州北部一所古老而日趋衰败的希法罗大学改造成为一所第一流的著名大学。他和他同事所采取的方法显然是以Y理论为依据的——但是并不提供结构、指挥和安全。其结果是引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