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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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正常的、有益的结果产生忧虑。第二，法国革命确立了一个典范，人们依此典范把深刻的社会变革看作是政治行动的～个附随物。第三，事实证明，这一新的革命概念的言外之意是，革命带有必然性，就像行星围绕太阳转的革命是必然的一样’“
虽然法国革命是眼光向前的，而且一般说来不被看作是向一个先前状态的回归，但是，仍然存在过去岁月的许多重要成分，这在礼仪和标志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顶垂尖圆锥“自由帽”，它可以在18世纪叨年代的无数雕版印刷品上看到。这顶帽子传统上是由一位希腊奴隶获得他的解放证书时戴的，而且它是已经获得自由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见插图8和9）。另外一个标志是一捆棍棒，古罗马的“法西斯”，在美国革命中也用了这一标志。这里是对法国革命的新的纲领与现在受到新生活（也许还有一个新的或扩展了的意义）感染和影响的远古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
已故的汉纳·阿伦特特别指出，旧的天文革命观以及回归的含义是法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她把传说中的国王路易十五与罗会福科尔…利昂古尔公爵在1789年7月14日晚上（巴土底监狱刚被攻占之后）的一次谈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例证。据说，国王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起义。”而利昂古尔则说：“不，阁下，它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利昂古尔当时在想什么，而事实上我们也无法从任何同时代的材料中知晓他究竟有没有这样说。H．阿伦特对革命作了深入研究，而且至少我会相信她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洞察和远见。她认为，在这个传说的谈话之中，“革命”一词是“最后一次在政治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把它的意义从天上带到地上的旧的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的”（197，47人在18世纪的政治出版物中，我本人发现了对H．阿伦特思想的一个独立的更进一步的证实。作为本书的插图再版的，这个同时代的出版物展示出“法国革命的天文学体系”。而且，根据利昂古尔的说法，H．阿伦特推测：“重点从一个循环运动的合法性完全转向其必然性，这也许是第一次”。因此她提出，革命的政治形象仍然来自“星体的运动”，但是“现在所强调的是，人的力量是不能阻止”革命的运动的，而且，它已变成“一条自然规律”。人们传说的1789年7月14日的那些谈话指出了起义和革命的区别，这在18世纪是一个规模和目的的区别。起义被认为是叛乱或暴动，而革命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根本变革。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利昂古尔也许会说，的确不存在反对目前的政权领导人的暴动，而只有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换言之，他可能会设想对既定的政权形式而不是仅仅对执政的政权的威胁。
《科学中的革命》
科恩著
第13章 18世纪的科学革命观
在18世纪初，B．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伏尔泰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站在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评估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作为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常务秘书，他总结了科学院成员的思想活动，并且写作了一部关于这个群体早年活动的历史。因此，丰特奈尔关于数学中所发生的革命的看法，对于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历史的著作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丰特奈尔在《几何学……原理》（1727）一书的序言中讨论了牛顿和莱布尼茨新发明（或发现）的微积分，以及伯努利、洛必达、瓦里尼翁这些伟大数学家在将这一学科“极大地’驻前推进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几个方法。然后他说，微积分将“一种人们从前不敢对此抱任何奢望的工具”引入了数学，而且“这是一个在几何学中几乎发生全面革命的时代”（1790，6：43）。“epoque”（时代）和“revolution”（革命）这两个词的连合（conjunction）使我们确信，丰特奈尔期望这样一个量的体系的变化将完全改变数学的状况。而且，丰特奈尔同时强调，这场革命是“愉快的”，换言之，它对于数学科学来说是进步的或有益的，尽管伴随着出现了几个问题。
丰特奈尔在1720年以常务秘书的身份为数学家M．罗尔写的颂词中使用了“革命”这个术语。“革命”一词在这里的出现与罗尔本人的工作无关，而是在关于洛必达《无穷小分析》（这是关于微积分的第一部教科书，1696年在巴黎出版，后来又分别于1715、1720、1768年再版）一书的评论中提出来的。（丰特奈尔实际上是洛必达那本书的匿名序言的作者，尽管他运用了一种可能使不善猜疑的读者认为它是洛必达本人文笔的风格。）丰特奈尔认为（1792，7：67）：
那个时候，洛必达的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数学家都开始转向新的无穷几何学「即新的微积分」。——直到那时也没有多少人知晓。数学家们所使用的方法的惊人的普遍性，证明的极其简洁，最困难的解法（解式）的精巧和速度，一种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新奇，都引起了数学家的注意，因而，在数学王国中发生了一场非常显著的革命。
丰特奈尔在为洛必达所写的颂词（1704）中也使用了“革命”这个概念。在这篇领词中，丰特奈尔再一次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以及‘哪些正在成长为数学家的人们对《无穷小分析》一书的渴望”。丰特奈尔写道，洛必达的目的“主要是造就数学家”，而且，他满意地看到，“以前留给那些现在已近暮年、对数学感到忧虑的人们的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了”。“显然，这场革命的规模将会更大，而且总有一天，我们将会像从前发现那么多的数学家那样，发现更多的数学研究者”（1790，6：131）。
上述在谈到洛必达的教科书时对“革命”一词的这两个用法与以前的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微积分引起了数学中的一场观念的革命，而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一书则巩固了那场革命，并且使它的方法和成就对于数学家的职业革命化是如此有效和得心应手。换言之，（在丰特奈尔看来）洛必达对于吸引年轻的数学家（几何学家）进行新的分析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此，丰特奈尔看来在“une revolutionpresque totale……dans lageometrie”（几何学〔数学」中的一场几乎是全面而彻底的革命）和“une revolution bien marquee（非常显著的革命）之间作了区分，如洛必达的书在几何学界所产生的革命（即几何学界的一场显著的革命）。
确切些说，那些研究微积分的人都从经验中体会到了丰特奈尔所描述的东西——以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的力量。解决复杂问题的卓越的工具的这种意义通常首先展现在对分析几何学的研究中，以及后来的微积分中。在经历了17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笛卡尔和牛顿（他同莱布尼茨共同分享了荣誉）之后，数学的力量和深奥被揭示出来。
正如丰特奈尔充分意识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微积分的发明优先权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在其《几何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谈到微积分时说：“牛顿是第一个发现这个奇异的运算的人，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将它公之于众的人。关于莱布尼茨和牛顿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这个问题，我们已在1716年加以叙述和说明，而且我们在此也不会再作重复”。
丰特奈尔使用“时代”（“它是一个几乎全面革命的时代”）表明，“革命”具有创造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含义（见上文，第4章）。丰特奈尔也写道“总体的革命”或全面的革命。在思考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变革时，“total”（总体的、完全的）和“plete”（全部的，彻底的）这些词是被用来表明：革命改变了一切。然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用语的使用者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原来的循环的含义，因为一场全面的或总体的革命（如在三百六十度摆动或绕轨道转满一圈时），照字义讲意味着回到出发点，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
丰特奈尔除了论及数学领域的革命外，还谈到人类事务其他领域的革命。在一篇有名的短论——“论数学的有用性”——中，他说，历史提供了一幅“人类事务中继续革命的景象”。这些构成了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的帝国、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盛衰和兴亡（1760，6：69）。在他关于彼得大帝一世的颂词中，丰特奈尔专门谈到在俄国发生的革命，以及马莫德在波斯进行的一场革命。
在18世纪初，丰特奈尔展现给我们的革命（不带有该术语的旧的循环的根源的任何遗迹）观，是把革命看作一种被认可的科学变革的方式——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的变革是在数学中的变革，而不是自然科学或生物科学中的变革。我未曾发现丰特奈尔谈及笛卡尔引发了一场革命，虽然丰特奈尔坚定地相信笛卡尔哲学；在他为牛顿所写的传记中，他也没有援引革命的概念或使用这个术语（见科恩和斯科菲尔德的著作1978，427——474）。我认为，对于数学中而不是自然科学中的一场革命的这个卓越的比较早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无论笛卡尔还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正像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新数学一样，到那时为止尚未得到充分而普遍的认可。
随着18世纪的发展，牛顿在自然哲学中的革命才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而且，最终得到几乎普遍的认可）。我所发现对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革命力量的最早的明确阐述，见于阿列克塞一克劳德·克雷洛1747年11月15日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的开场白中。克雷洛明确说：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标志着自然科学中一场伟大革命的划时代的事件”。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再次注意到，使用“时代”一词，在克雷洛断言一场牛顿式的革命时，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克雷洛的陈述更加重要，因为他在其中进行陈述的那篇文章致力于探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牛顿的引力平方反比定律可能并不是精确无误或绝对正确的，而是需要修改的。
对科学革命的这两个比较早的论述都与牛顿有关，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正是牛顿在理论数学中的成就和他在万有引力力学的基础上对宇宙体系的分析实际上给科学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使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认识到，一场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我们也许可以说，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认识一场科学革命的发生，发挥了与历温年光荣革命显然对政治革命发挥的相同的作用。
狄德罗和达朗贝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共同编纂的伟大的《百科全书》中，对政治革命（在世俗的非循环的意义上的革命）以及作为几何学、天文学、地质学和钟表学中的一个术语的“革命”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对于科学中发生的革命——与过去进行彻底决裂意义上的革命——则未作任何涉及。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必须转向《百科全书》中由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著作增补的其他条目。在《百科全书》（1751年出版）的“引言”中，在简短地概括近代科学的兴起，或者说与近代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的兴起时，达朗贝引入了革命的概念。但是，该篇短论的目的是要概括出对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的～种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分析——这在他的计划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而不是描述科学本身。
达朗贝的历史描述是从“掌玺大臣（大法官）培根”（他被置于一个前辈的位置上）开始的，然后转向对笛卡尔所进行的根本的创新作简短的概括。尽管充分认识到牛顿自然哲学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牛顿的自然哲学推翻和取代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但达朗贝仍然觉得需要为笛卡尔这位法国人和数学家同行说几句话。因此，他提请人们特别注意笛卡尔（他显示了“如何摆脱经院哲学、舆论和权威的束缚的智慧”）伟大的“反叛”。达朗贝非常清楚地知晓政治的革命力量的作用，而且他把笛卡尔描绘成（1751…1780，I：xxvi；达朗贝1963，80…81）“一位反叛者的领袖，他最先敢于起来反抗一种专横、独断的势力，而且，在准备一场彻底的革命的时候，奠定了一个更公正、更美好的而他本人不可能看到被确立起来的政体的基础。”笛卡尔在如此“准备”“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或他的“反叛”，是“对哲学的一个贡献，这一贡献比起他的杰出的后继者此后所作的贡献可能是更难以做出的”。尽管达朗贝没有专门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含蓄地告诉我们，笛卡尔所准备的革命是由牛顿完成的。因为，达朗贝不仅同时用可以想象到的最可嘉许的措辞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牛顿在普通物理学、天体力学和光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他还特别指出，当牛顿“终于出现”时，他“赋予哲学一种显然它要保持的形式”。因此，在科学中，牛顿实际上完成了笛卡尔只是对此作了准备的革命。
而且，在指出这个“伟大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