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成为亿万富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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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　　　　
　　　　而真正的，实在的，就是由于邓小平他老人家设计了举世无双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使得我们这些打工仔不仅有了机会，还显得名正言顺了。在这里，我给你读一段《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21日登载的一篇题目叫《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那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毛浩写的：记者查阅了广安县志的人物卷，收入最多的是官员，其次是科技界人士，也有各类能工巧匠，而搞实业的只有胡仲实一人，在民间，历来推崇的是农活耍得伸抖的把式，当地民谚有“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说法。　　　　
　　　　刘延林的父亲就是个乡土英雄，他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恳。因此，当少年刘延林显露出他不安分的天性时，他没少挨父亲的棍子。而且在乡亲们的舆论中，刘延林的不肖也是遭到一致谴责的。他一点也不像他老汉，飘得很。成天骑个猪仔摩托（乡村间猪贩仔常骑的嘉陵50…型小摩托）到处跑，屁股后老是跟着一群要债的人。这就是外流前的刘延林留给村里人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延林实在呆不下去，1981年，他身上带着9元2角钱离开了家乡。


序言自传作者手记（3）

　　　　然而，仅仅几年过去，当刘延林挟裹着经济的力量重返广安，一连串的举动大大刺激了广安人。人们不能不重新评价刘延林和他身上那些毛病……对他的那些天分佩服不已：“出去才知道为啥该是他发财。”　　　　
　　　　的确，刘延林的成功深深影响了果子村的年轻人，如今谁要年纪轻轻的不出去闯一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是窝囊废。那几年时间里，果子村人的足迹远及东北、新疆，拥资几十万的大老板涌现出好几个。在村小学，我问孩子们最佩服谁，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刘延林！”　　　　
　　　　1993年末，他被选为当年度广安十佳青年之首。　　　　
　　　　我很希望读这本书的朋友能够注意到文章中反映出的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变化。我认为能够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不是文章中提到的经济的力量，起根本作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大环境。过去的年代里也有人挣了钱，但结果如何呢？不仅没有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化，相反，还自己落得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最后搞得人财两空。　　　　
　　　　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由衷的感谢，所以，在缴纳税收、在支持家乡建设、资助公益事业、发展教育、繁荣文学艺术等等许多事情上，我都主动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不管这个力量是多么微薄，我都非常愉快，并且，由于自己能够尽这么一份力量，每当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都异常地宽慰和轻松。这种良好的心态，是任何吃喝玩乐都不容易调整出来的。　　　　
　　　　因为这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用的人。　　　　
　　　　许多报纸和刊物都已经介绍到了这些内容，我不准备在此多说。这里，我还想告诉您1992年以来，《四川日报》上的几篇文章，以及其他报刊都谈到的：刘延林和他的“川惠集团”是当地妇孺皆知的“积极纳税户”、“先进私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　　　　
　　　　我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的想法就一点：报答改革开放。　　　　
　　　　知恩报恩，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做人的起码准则。我是在中国农村里长大的人，不管怎样强调观念新，一旦涉及到处世为人，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依然是传统中国农民的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起了主导作用。　　　　
　　　　毅力很重要。　　　　
　　　　吃苦耐劳和拼劲也不可少。　　　　
　　　　但仅仅是这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市场经济了。　　　　
　　　　现在有不少人迷信“发！发！发！”，我不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的公司，就是凭自己累死累活干出来的。我在办公室挂了一副对联：“黜虚名以求实效，存实绩而图奋进。”就是信奉干了才能发。　　　　
　　　　1992年6月，我从广东回广安县，路过重庆，看见某厂职工上街游行请愿，原因是他们的工厂要破产。我当时挺纳闷：破产了说明没有搞好，还请什么愿，还不如靠自己的双手找事干实在。　　　　
　　　　真的，朋友，求人不如求自己！这是我最真诚的知心话。所谓求自己，具体地说，就是找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能力的事情来干。　　　　
　　　　人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坏毛病，大多是闲出来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闲，太闲了肯定出毛病。　　　　
　　　　只要实实在在地干了，绝对不会是什么也没有。　　　　
　　　　《人民日报》1994年6月10日登载了一篇文章，是写我的，标题很明白：《活得累一点好》，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赖仁琼写的：　　　　
　　　　刘延林赴美考察之后，又在旧金山注册了一个公司。这位昔日的打工仔如今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9个分公司的大老板。忆及创业的艰辛，刘延林无限感慨：“如果说我在事业上取得比同龄人更大的成功，除了善抓机遇，敢冒风险外，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吃的苦、受的累比他们要多得多。”　　　　
　　　　事情就是这样，劳累和价值是相等的，只要你动了脑筋，不会白劳累，同时，也不会有人白给你价值。　　　　
　　　　我很赞同有句话，叫“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我觉得还应该加几个字：“用自己的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1993年5月，新华社电讯稿中有篇文章，题目是《他从小平故乡来》，是记者罗志安写的，他也谈到这一点：　　　　
　　　　当29岁的广东省惠阳市川惠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延林自己驾驶着他那辆价值几十万元的日本新型豪华“凌志”轿车，奔驰在惠州大地上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颇有名气的“阔老板”竟是10多年前来自邓小平故乡的一位打工仔。　　　　
　　　　……然而，又有谁知道，“阔老板”成功的后面，刘延林付出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忍受了多少屈辱，经历了多少艰辛！　　　　
　　　　我在这里想要重复的不是如何吃苦耐劳，如何忍辱负重，是想向您建议，请您再回过头去留意《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中的“善抓机遇，敢冒风险”，还有新华社电讯稿里的“付出了多少心血”。　　　　
　　　　同样都是吃大苦，耐大劳，为啥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能成功？或者换句话来说，为啥有的能够碰到机遇，有的却不能够碰到？　　　　
　　　　假如您信命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说，除了命，区别就应该是我想建议您再次留意的那些地方。　　　　
　　　　尽管不是空话不是废话，我也不希望聊得太多，我不愿意影响你读后面的内容。现在我再选一段《希望导报》的话来结束这段开场白：　　　　
　　　　刘延林，皮肤黝黑粗糙，身子精壮结实，虽然穿上了西装系上了领带，但整个形象依然很质朴。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民，在广东大亚湾经济区，在蔚蓝色的海洋依托下，干出了一番令世人瞩目的业绩。　　　　
　　　　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打工仔而小老板，而大富豪。　　　　
　　　　由穷而富，或由富而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　　　　
　　　　我还是想谈谈整个的详细过程。我说过，仅仅是过程意义不大，我希望能谈出自己的观念、思索、见解、眼光，甚至具体操作方法，这样，这个过程的价值才会增加分量。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1）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是把玩和炫耀这段人生，还是从中领略经验体会，实际上是能否成大事的两种态度。　　　　
　　　　我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第一次就挣回一笔“巨款”，那是个什么数字？整整70元。　　　　
　　　　这笔钱使一个7口之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在我心里埋下雄心壮志。　　　　
　　　　《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我时，我说道：“可以说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当老板的，特别是现在许许多多‘下海’的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当老板，但是当老板很累……”　　　　
　　　　“您是老板呀，难道您不怕累？”那个记者抓住话题追问，当记者的大多数都会盯住他认为感兴趣的话。　　　　
　　　　我回答的是心里话，可以说是我对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是我的人生观吧，我说：“人还是活得累点好！”　　　　
　　　　“新鲜。”他笑了笑说，“时下，不少人在感叹活得太累，您倒相反，有意思。”　　　　
　　　　我们俩就人的生活态度，还谈了不少。后来，他写那篇对我的专访，便是以《活得累一点好》为题目，发表在1994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有时候就想：像我这样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人，能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功，要是说和同一代的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吃的苦多一些，受的累多一些。我这人从小就不怕苦、不怕累。直到现在，我还把苦和累当成一件乐事和好事。苦，可以培养人的勇敢精神；累，能够磨炼人的坚强意志。除了吃苦、受累，我还希望过得紧张，紧张使我感到充实。　　　　
　　　　就说紧张吧，我们这样的私人老板，真是够紧张的，自己办公司，啥事不管？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来不是8个小时，至少要翻一番！我是早已经习惯了，闲了反而不舒服，不过人不是机器，这要会利用时间才行，会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要不然你就是钢筋铁骨，长期这样也吃不消。　　　　
　　　　我不管再紧张，也会抽时间，忙里偷闲，去跳舞、卡拉OK，使绷紧的神经放松放松。　　　　
　　　　我的车上总有几盒CD唱片和录音磁带，传统歌曲、流行歌曲都有，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盒，上面有我非常喜欢的歌——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我才不会害怕　　　　
　　　　……　　　　
　　　　现在，我已有一个舒适的家。按照我们中国现代的标准，我的家算得上是豪华的，有花园、游泳池和中央空调，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别墅，有世界名牌轿车……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也称我是“大老板”、“大富豪”。但是，每当我听到台湾歌星潘美辰的这支歌时，无论我默默地听，还是低声跟着哼，不知不觉地双眼湿润起来，甚至落下泪珠。这支歌总是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少年时代的贫困日子，我是多么想有一个舒适温暖的家啊！“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因为家庭贫穷，生活困难，逼迫我过早地离开了学校，挑起生活的担子，小小年纪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他乡。我虽然有家却要离开，有家也不能回！　　　　
　　　　1978年我14岁，由于交不起仅仅只要两元钱的学费，被关在了学校门外。其实，我不能继续上学，还因为广安在遭受过1976年的大灾荒之后，没有恢复元气，吃树皮、观音土，成群结队外出逃荒，甚至饿死人的惨景，使人们心存余悸。我们是一个有父母和兄弟姊妹5人的7口之家，父亲肩上的生活担子十分沉重，家里不仅没有大米下锅，就是糠菜杂粮也不够吃，全家受到饥饿的威胁。求生是人的本能，不能坐着挨饿等死！为了找碗饭吃，我只好离开家，跟着姨父到很远的河南去求一条生路。　　　　
　　　　那个时候，才开始提改革、开放，而我的家乡是个又封闭又偏僻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代的思想观念，农村的经济好像是一块铁板，死死的。社员要到外边去做工，可不像现在这样是正大光明的，那时仿佛在做地下工作一样，一点儿不敢声张，是秘密行动，生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试想“文化大革命”中，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连“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何况是外出去做工挣现钱哟！　　　　
　　　　姨父是烧砖瓦窑的手艺人，在农村叫“五匠”，他敢偷偷地到外边挣钱，已是不安分的人了。我这样小的年纪也跑出去挣钱，在四乡八里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看到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实在是肚子饿逼出去的，起决定因素的是我胆子大，敢干，不甘心困死在山村。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第一次外出打工还是个黄毛未褪的小孩（2）

　　　　我要去的河南，在我心目中，是个非常遥远和神秘的地方，根本不晓得它在东南西北！反正是迷迷糊糊地跟在姨父的屁股后面走，步行，坐火车，搭汽车，几天之后到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邓县。好陌生的地方啊！说话的口音大不同，有些话还听不懂；吃的主要是面食，对吃惯米饭、红苕的我，很不习惯；连气候也不同。我离家的时候，四季常青的家乡，已经桃李盛开，山花遍野，是暖和的春天了。可是邓县，还是天寒水冷，湍河、白河上结着薄冰，在温和气候中生活惯了，乍一到冰冷的地方，很不是滋味，冻得一身都不自在。特别使我不习惯的是，没有一个熟悉的小伙伴，我得像个小大人那样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初次走出家门，我第一次尝到了孤独和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