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成为亿万富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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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深深体会到“要致富先修路”真是至理名言。而每次回四川广安，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在狭窄的公路上塞车，两相对比，让我清楚地看到：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别，道路、通讯条件是很重要的一条。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有了钱后，我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了学校前那条路，现在邻居们出工、赶场，小孩上学，再也不走烂泥巴小路了。
更重要的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对外交往“有路可走”了。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
想读书，并不是就能读书，正如想发财并非就
能发财。原因在哪儿？首先要找自己身上。
否则，只会找出一肚子牢骚。
我到了河南邓县后，在瓦窑上干活。没有过多久，少年人的好奇心和初到一个地方的新鲜感，渐渐消失，我感到了孤独，没有一起藏猫猫、打泥巴仗的小伙伴玩，每天和成年人在一起，干着做瓦坯、和泥巴那样的繁重活，还要装出大人的样子……我多么想念学校，想念老师和同学啊！尤其是每次看到和我的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或三五一群打闹，唱着跳着路过时，我真羡慕，心想他们好幸福呀！一想到自己不能读书，就伤心，但不能落泪，我已是打工挣钱的人了，落泪是要被别人笑和看不起的。
每当这时，我都想大声高喊：我要读书！
我不能读书，除了命不好，家里穷，我还找不到别的回答和解释。“我要读书。”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傅老师送我的那本《我的大学》，它是我带在身边的惟一的一本书。
可能是我刚刚离开学校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想的是“我要读书”。有时甚至突然产生幻觉：我有了钱读书，我回到了“果子寺”学校……猛然一惊回到现实中，我仍在瓦窑上干活。
我要读书，我有了钱就回到学校的想法，一年多之后，我在福州打工时，变得更为强烈，而且发展成想办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上学读书了。
在福州，我的生活相对安定，有了比较固定的工作，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人吃饱了肚子，就会想到别的东西，我吃饱了肚子就想读书，想办学校……我在建筑工地上，结识了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他是利用假期到工地做工挣学费的，他比我大两三岁，在一起挑砂浆、担砖头，我们成了好朋友。开学前夕，他约我同他一起去厦门玩，我高兴地答应了。
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故事。到厦门后，他带我参观了风景优美的厦门大学，美丽的集美学校，建在波涛之中的陈嘉庚墓地，还有街道整洁如花园般的鼓浪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和这样漂亮的海滨城市，我更被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发展华侨和家乡教育的生动事迹感动，陈嘉庚是厦门人民崇敬的英雄。
到厦门前，我想得很多的是：我要读书。到厦门之后，我想的已是让像我这样不能上学的孩子，能上学！从那时起，我便暗暗下了决心，除非我穷困一辈子，那没办法，一旦我有了钱，我一定要兴建学校，像陈嘉庚那样在家乡盖起漂亮的校园，像数学家何鲁那样帮助贫困学生……我在梦中不止一次梦到：在我亲手盖起的一座漂亮的学校里，小学生们在宽敞的教室上课，在鲜花遍地的院子里游戏……
想不到，后来我真的赚了钱，发了财，有了条件，把办学校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家乡果子村的田野上，盖起了一座四层楼的漂亮学校。
我经常在想，有美好愿望，有雄心壮志的人一定不是少数，但为了这些愿望和壮志，我们付出了多少呢？──我说的不是付出钱，是实实在在的有创造性的努力！
打工潮是一页悲壮的历史，但也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动作。
有多少人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
有多少人当好了打工仔！
现在我的全家都住在广东省惠阳市淡水镇，而且全家人都会讲广东客家话。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说我是四川人，孩子们也都会讲四川话，饮食和生活习惯依然是四川的，连厨师也是专门从四川聘请的，四川的朋友和领导到我家，感受是生活在四川，环境、氛围都是四川的。
不光在生活、环境方面反映出我的乡情，我办公司为给公司起名，很费了一番心思和周折。在许多的候选名字中，我自始至终坚持把公司冠上“川”字，“川”字一定要在前，所以开头办的公司是“川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发展成为“川惠企业集团公司”。我申报公司名称时，办公司的还不是很多，报批手续不少，按惯例“惠”字排列在前，一些外省在惠阳办的大公司、国营的公司，都是这样，我一个私人老板硬要坚持把“川”字放在前，经办人不理解也不同意，我们争了起来。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不用“川惠”宁可不办！本来，公司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号，我争的又不是要一个什么大吉大利的名儿，仅仅为了一个“川”字排列在前边，值得这样吗？恐怕不光是局外人不理解，连我公司的人也不明白我的心思，我固执、坚持，是因为对家乡的深情、挚爱！四川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比沿海的经济发展慢了一步，但四川是中国的第一大省，是“天府之国”。我这个四川人办的企业，特别是由一个曾经是打工仔的人办的企业，当然“川”字要排在前头，我这是在为四川百万打工仔争气！
打工仔，可以说是现今中国最没地位的阶层了。因为穷，出来打工，到经济发达地区找饭吃，这在有的人眼里好像是在乞讨，老板想要就要你，不想要就“炒鱿鱼”，工作无保障，生活也无保障，常常低三下四求人，干的也是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为了挣钱吃饱肚子，啥不干？说难听点叫你擦屁股也得去擦！
我敢说，当代中国的打工潮，是最悲壮的一页历史，当然也是一次大有作为的运动，作家、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大书特书，写出鸿篇巨制。
带着自发性和很大盲目性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打工者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什么保障，劳动条件很差，几乎谈不到劳动保护，更没有工人应有的地位，特别是在厂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为了便于控制，有的工人一进厂，身份证就被厂方收了起来，工厂的铁门紧锁，有保安把守；工资不仅低，还不能兑现，月月拖欠……这种状况在外资厂里更为突出，报纸上登的因失火、楼房倒塌，烧死、压死打工仔的事，惨不忍闻，这些我都亲自见过，有切身体会。
对于打工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也做过分析：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是勤劳本分的农民，以出卖自己的劳动挣钱，他们远离家园，到举目无亲的异乡干活，在受别人的欺负、坑害后，迫使他们抱成团，结果既容易干出一些过火的事儿，还可能受坏人利用，造成治安问题。这样又在一些人中，形成偏见，视打工仔为祸水，有的执法人员也粗暴地对待打工仔，常有刁难甚至打骂的事，这更激起了打工仔的不满与反抗，形成社会问题……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2）
据报纸登载，全国打工者有上千万人，而到广东沿海的也有五六百万，其中四川打工仔一二百万人，这么众多的人力，当然是推动沿海和特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样大规模的打工潮流，发生一些问题也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重要的是，劳动力多的省份同需要劳动力的省份，从这些年的实践中研究、总结经验，拿出一套办法来，只要劳动输出和输入双方都加强组织管理，是可以把这个问题安排得更好些的。据说二三十年前，日本工业大发展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再说，组织、发动农民，我们中国是“专家”，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都是在发动和组织农民，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再次组织、发动农民，应当是轻车熟路……
我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议论起“打工潮”，限于篇幅也许并没有说清道明，但是我是打工仔出身，身在其中，深知打工仔的酸、甜、苦、辣，有些想法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是非曲直，读者明鉴。
从四川到广东沿海的打工仔，人数以百万计，其中能人自然不少，我能从中冒出来，一是因为我憋着一口气──为四川打工仔争气，二是我赶上和抓住了机遇。
由于自己是打工仔出身，深知打工仔的甘苦，在我当了老板后，我非常理解和体谅打工仔。照说，从我当砖厂老板起，工厂的员工就是在为我打工，但我总是以他们为朋友，开初我同工人同吃、同住在简陋的工棚；办公司以后，我同员工同吃一锅饭，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我在家，总是和员工一起进餐，大家围桌而坐，说说笑笑，热热闹闹，兴趣一来，便拿酒加菜，碰上几杯。饭后茶余，和大家下象棋、搓麻将、摆龙门阵，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公司的员工，吃、住是全包的，工资月月按时发，从不拖欠，年终按工作成绩，分别发“红包”。凡在公司工作半年以上的，每年有旅游假两周，工资当然照发，另发车费、生活费。员工的生日，按例由食堂加餐庆祝，对员工的困难、疾苦，总是尽量帮助。我还在当砖厂老板期间，两个年轻工人，工余外出玩耍，两人既无聊又无知，跑去爬高压电杆，结果双双触电，按说是场外事故，就是国营企业也不能按工伤待遇，我二话没说立即送医院抢救，医药费花了两三万元，保住了性命，其中一个严重者，截了下肢，我又给他一万多元，要他回原籍做小生意度过后半生。那时我才起步，几万元对我还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我想，不管咋个说，他是在我厂里打工的四川乡亲，我虽然花了笔钱，他的生活有了着落，也算是对一个残疾人的安顿，别人说我心善、慷慨，我没想那么多，但这样做我感到心安。
我常对公司的员工说：“有钱大家赚，希望大家都发财、当老板。”从我公司出去的人，还真有几个当了老板呢！他们中有的人办申报手续等，还是我帮着办的。员工来去自愿，一直是我的用人原则，我永不能忘记海丰砖厂老板不开明，害得我走夜路担惊受怕。其实，人员流动能给公司带来活力和生气！
希望我的公司，成为培养老板的“学校”，从我们公司出去的员工，都能当老板。
我在这一点上很自信：我读懂了“打工仔”这本“书”……
第一部分 零也要起步 起步才有希望下了一笔最大的赌注
中国农民大多数不富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被传统观念束缚。
尤其是内地省份的农民。
有人对我说：“你拿几十万元回家修学校，拿几十万元在四川举办中小学生艺术节，是不是钱太多了！”
这证明，说这种话的人对我不了解，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人致富以后，该怎么花手头的钱？我想我的花法是有意义的。
当我穷得丁当响的时候，我那位大徒弟同我分别时，把仅有的5分钱给了我。5分钱我捏得出了汗也舍不得花，现在钱多了，我还得考虑怎么花。虽然我认为，钱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但不当花的一毛不拔，该花的花得有意义再多也花。开初，我主要是用资金从物质上支援家乡，后来我感到那是固定不变的、有限的，惟有办教育、培养人才，才是百年大计。要改变贫穷山乡的面貌，就要靠一两代新人的努力。所以我舍得出钱为家乡修学校。在这里说这些话的主要原因，是我发现的确还有一些人，宁可将钱用于吃喝，也不用来办教育，办文化。
近年来，我常来往于沿海和四川内地，两地的差异看得比较清楚，我深深感到内地与沿海的差距，主要是观念上的差距。
我们家乡是传统的农业区，在人们的眼里尊重的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土里田里，犁牛打耙、栽秧打谷的能手，才是好样的。离开土地的事儿，做生意经商，离他们就远了。他们还是老的说法：“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标准的农民，他一辈子生活节俭，干农活是把好手，人也精明能干，可惜他没有赶上好的时光，赶上了一段也错过了，就因为他的观念跟不上。
不用说前些年了，直到现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思想，仍然没有被一些人重视起来，更不用说实行了。他们靠土地生活，想的是把土地种好，靠的是五谷丰登。种地是最讲实在的，节气早一天晚一天，肥多一点少一点，庄稼就两样。他们除了庄稼，对外界的事儿了解得太少了。观念是旧的，思想被土地拴住了。
我见我们家乡人出门，总是把带的钱换成大钞票藏在内裤上的小口袋里，生怕外露；在沿海见到有些人，只有一张100元大钞票，他要换成散钱，装在屁股上裤包里，一看一大沓，不知有多少钱！在内地做生意，一般人有100元本钱，顶多做90元的生意，总留有一手，沿海这地方，有100元资本的人，他做的是200元甚至几百上千元的生意。这种差别反映出的是思想观念的差异。
沿海这些年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看除了前几年国家政策有些宽松、优惠的原因外，这些年这种政策优惠也和内地差不多了，主要还是沿海搞得活，譬如对投资者，先帮助你办起企业，给你优惠，帮你解决困难……总之开绿灯，企业办起来以后，税收等都是他们的，说白了就像钓鱼，先“喂窝子”嘛。你一开始要价太高、条件太苛刻，吓也把别人吓跑了，哪个敢来呢？近年来，资金的流向很能说明问题，沿海有大量资金来自内地，这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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