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前研一:无国界的世界-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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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对其中有益的因素也应加以肯定。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　　　　　　　
　　　
　　　
“以下犯上”的时代（1）　　　　　　　　　
　　　
　　人气日渐低迷的职业棒球联赛在黔驴技穷之际，组委会召集各球会主席商讨两大联赛合并计划，而堀江贵文就在此时突然现身。　　　　　
　　在正式场合以休闲T恤示人，张口闭口“不应受人驱使”、“金钱万能”，所领导的活力门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是让人无从知晓……这个颇为神秘的年轻人迅速聚集了人们惊异的目光，大众媒体因之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初这种兴趣绝非出自好意。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人们对堀江抱有的反感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比起西装革履、在摄像机前只会讲些无关痛痒的漂亮话的旧秩序的维护者们，于电视节目上大言不惭地宣扬“我的资产是渡边恒雄渡边恒雄：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读卖巨人棒球队董事长。——译者注的100倍”的堀江，在如今的时代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易赢得大多数日本人的好感。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　　　　　
　　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在当下，“秩序”一词的重要性已经渐趋弱化，只要有实力，即使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也可以一鼓作气爬到社会的最顶层。这一点，早已在体育竞技与艺术领域得到了印证，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天才们不断以他们的成绩或作品感动着整个世界。但是，体育竞技有着各种各样的规则制约，而艺术与音乐作品也较容易辨别真伪。本来，如果企业经营与市场竞争也拥有足够透明度的话，其性质应该与体育竞技和艺术同样简单，但无论审计协会、企业董事联合会、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是日本证监会，其状态在现阶段都只能说是“身处云雾之中”，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我认为，堀江贵文等人最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用自身的实践教导人们，21世纪将是打破秩序“以下犯上”的时代。　　　　　
　　例如，堀江买入日本放送的股份及此后收购富士电视台的“战役”，向公众展示了即使公司的规模与地区级的超级市场差不多，只要能够使市盈率达到此前的50倍乃至100倍，在极短时间内筹措到700亿日元的现金也是易如反掌的。我曾在拙著《新？资本论》中论述过这种“倍率经济”的威力。　　　　　
　　堀江这一连串的“战役”反复在电视新闻及评论节目中播放，使得家庭主妇也对TOB（股票公开收购）、MBO（管理层收购）这种经济学的专业词汇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这一系列事件在激起大众对股市高度关注的同时，无疑又催生出众多的个人投资者。　　　　　
　　除了堀江以外，创立乐天公司的三木谷浩史、成立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等“六本木新城一族”六本木新城，东京旧城改造的典范，东京新兴高档消费区，六本木新城一族，即指一掷千金的新贵们。——编者注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和在幕府统治末期涌现出的一批又一批打破旧体制、点燃明治维新导火索的倒幕志士们无疑是相似的，故此，说他们勇于担负起时代的使命似乎并不为过。　　　　　
　　事实上，堀江贵文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前辈、同行孙正义比做壮志未酬的坂本龙马，而把自己喻为曾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藤博文。然而遗憾的是，有关他自己的比喻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让我说的话，他也是另一个坂本龙马。　　　　　
　　巧合的是，我的确曾于堀江被捕之前，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论述包括堀江在内的“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命运是否会重蹈曾作为明治维新运动先驱但却无法看到维新运动胜利的坂本龙马的覆辙。　　　　　
　　最终的结局是，堀江被捕；三木谷难抵TBS等经济实体的诱惑，投入1100亿日元的资金却难以保证是否能够收回投资；村上在以溢价收购的方式得到了阪神电铁近50％的股份后，自身却缺乏经营能力，如不能适时脱身，必将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　　　　　　　
　　　
　　　
“以下犯上”的时代（2）　　　　　　　　　
　　　
　　“六本木新城一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勇敢地用与常识相悖的经营方式公开向旧秩序宣战。他们的出现令人们进一步思考时代变迁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成功地撼动旧体制之后，他们的表演行将结束。我的预言看来并非杞人忧天。　　　　　
　　那么，承继他们衣钵的又将是什么人？翻开历史书，我们会找到相似的先例。是的，在幕府体制被瓦解之后的日本，重新确立明治政府新秩序的是如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福泽渝吉这样举足轻重的人。　　　　　
　　在活力门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我所创办的“商务飞跃”研究生课程班曾以“想成为怎样的企业经营者”为题对学生们进行了调查，结果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堀江这样的”。然而，现在堀江的神话已然破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堀江打破旧秩序的基础之上构建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成为真正的国际化的商务人士。　　　　　
　　而这就是我专门写作此书论述“即战力”的原因。　　　　　　　
　　　
　　　
30岁成功，40岁退休（1）　　　　　　　　　
　　　
　　因工作的缘故，每年我都会前往多个国家。我发现，虽然世界广阔，但像日本职员这样因缺乏危机感而逍遥自在的人还真是少有。　　　　　
　　虽然人类社会早已进入实力至上主义时代，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乘坐着“自动电梯”。此前，这部“电梯”无一例外地在人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将他们输送到课长或是部长的位置。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进程，最近却因失业率的上升与企业业绩的普遍恶化而被打乱。也正因此，在这个“万事讲究平均”的国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出人头地”与“丧家之犬”的概念。　　　　　
　　也许有人会说我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坐电梯式”的个人发展方式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它的荒谬所在。　　　　　
　　例如，在美国，没有一个人会幼稚地认为只要进入一个好公司，就可以等着天上掉馅饼，过上好日子。美国人的常识是，在20多岁的时候考入名牌大学，首先拿到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尽可能地出入于各种社会精英人士的聚会，努力向周围的人推销自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尚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得这样积极呢？　　　　　
　　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　　　　　
　　那正是因为美国的商务人士都将而立之年视做其获得成功的最终阶段的缘故。在35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40岁的时候将自己的公司转手获利，就此引退，在加勒比海的沙滩上享受人生。实现这样的美国梦，是绝大多数美国商务人士的终极目标。　　　　　
　　而据我的观察，美国的商务人士的确有许多都在30岁左右达至成功的境地。优秀的商务人士在30岁左右就应该成为某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否则到40岁都未必能够成功——这就是美国商界通行的成功标准。最近，德国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众多商务人士为了尽可能早地在德国乃至海外取得成功，而掀起了学习工商管理知识与提高英语水平的热潮。　　　　　
　　在这一点上表现更为突出的是印度。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这是因为，所有的印度人都意识到，对于制造业基础薄弱的印度来说，如果不靠全民学习来增强自身的实力，进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话，必将被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抛弃。　　　　　
　　因此，众多的印度青年都认准了只有获得大学文凭才能够活跃于当今社会这个道理，争相奔赴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的一流大学留学。但是，由于印度学生的考试成绩十分出色，如果全数接收的话，学校恐怕就会被印度学生所“占领”。因此，上述国家的不少学校在入学考试时都默认一种被称为“印度折扣”的制度，也即有意压低印度籍学生的分数。　　　　　
　　设若相扑可以被称为日本的“国技”的话，那么印度人最值得骄傲的东西则是“学习”——不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以完善自身。　　　　　
　　当然，印度学生都有点儿自以为是的通病，习惯于在应试资料中把自己描述成不世出的天才，从这个角度讲，“印度折扣”或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和创立了SantiamputerSevers公司的马林纳？拉什一样，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工作动机都源于为振兴本国经济出力，进而依靠创造就业机会等手段解决贫困问题的远大志向，而并非40岁左右退休在加勒比海享受生活的功利目标，但是，在趁年轻时进入欧美等国的大型企业工作，努力在30岁左右成为成功的商务人士这一点上，印度与美国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大多将30岁视为一个人彻底成熟的标志，越来越多的人在按照“30岁获得成功的日程表”不辞辛苦地打拼着。　　　　　
　　而这才是21世纪的标准“日程表”。　　　　　　　
　　　
　　　
30岁成功，40岁退休（2）　　　　　　　　　
　　　
　　然而，为何唯独日本人会将50岁后成为公司事业部的部长视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而且，即便在没有绝佳机会的3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段时期，日本人也几乎从不学习，而专注于公司内部人际关系的蝇营狗苟。据此，我在30年前就将这一时期命名为“鬼迷心窍的15年”。在这15年中，年轻时的血气方刚与强烈的进取心都被消磨殆尽，而一个尸位素餐的公司职员的“染色体”却就此生成，最终在50岁时成就了一个畏惧挑战，只知谨小慎微安生度命的公司事业部部长。　　　　　
　　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　　　　　
　　不知读者有没有想过，在日本的企业里，这些或许都是“常识”，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这早已成为鲜有的荒唐景象。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生存在落后于别国20年的环境中，对于一个商务人士来讲，是多么致命的事情啊。　　　　　
　　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只有日本落后于别国20年呢？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不久就曾涌现出一批30多岁的杰出商业精英。松下幸之助在30岁时确立了事业部制度；藤泽武夫与本田宗一郎相遇进而就任本田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在30岁时；而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等人创建索尼公司的前身东京通信工业公司时甚至只有20来岁。　　　　　
　　但是，在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老职员占据着主要职位，新职员必须在接受老职员教导的同时等待职位的空缺这种日本公司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那落后的20年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奠定了基础。　　　　　
　　如今，抱着“我在日本企业里工作，什么世界标准随他去”的想法显然是不行了。在世界经济逐渐向“无国界经济”过渡的时候，任何企业都不能单纯依靠本地消费者和国内的市场而存活。类似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收购，自己的上司换成韩国人，或是参加企业间的高尔夫球比赛时发现对手竟没有一个是日本公司的人这样的事情，今后将成为家常便饭。　　　　　
　　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即使身处“好心”雇主庇护之下的日本企业之中，它也无法再为你的正常退休提供保证。更有甚者，也许在10年、20年后，这个国家都不能再很好地守护它的国民。　　　　　
　　故此，今后日本所有的商务人士都必须学会无论公司、国家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都能够独立生存的本领。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无论美国、印度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商务人士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工作着。可以说，这作为常识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至此，若某些人还对“电梯”的正常运转抱有些许幻想的话，我奉劝他们赶紧开始全速登上旁边的“楼梯”，为储备体能而发奋训练吧。　　　　　
　　21世纪是呼唤精英的时代　　　　　
　　众所周知，日本的强盛之源在于产品制造与加工，但当听到政府要制定政策进一步保护制造业发展的消息之时，我却产生了恍若隔世之感。　　　　　
　　的确，日本在战后能够成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像松下电器、索尼这样在国内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并出口国外的企业。2006年，前经团联会长丰田汽车公司的奥田硕董事长在卸任时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名佳能公司的御手洗富士夫为下任会长，而其理由之一就是御手洗氏是致力于不断开发尖端技术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　　　　　
　　然而，对于认为日本应继续依靠制造加工立国的意见，以及只要制造业屹立不倒，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就无法撼动的观点，我仍然感觉不知所云。　　　　　
　　佳能公司在众多日本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的时候，却逆潮流而动进行着将制造加工部门迁回国内的尝试。然而，也只有像佳能这样拥有着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及雄厚实力的公司才敢于做这样的尝试，如果要其他稍逊一筹的制造业企业也照搬此举的话，无疑是十分残酷的事情。　　　　　
　　我认为，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今后无须再拘泥于国内生产，甚至应主动抛弃“国内生产”的旗帜。原因就在于，根据经济学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