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 张五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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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故事的一张说明书俗称「戏桥」。因为成群的同学都争取占为己有，旧的（过时的）「戏桥」就变得缺乏，有价格，而比较难求的，小同学们就以港币数元成交。那时，这数元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旧「戏桥」变成经济物品，有竞争。但过了两三年，收藏「戏桥」的嗜好顿失所，同学们由厌而至弃之。但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爱「戏桥」成癖，继续珍藏。于是，对这位有怪癖的同学来说，旧「戏桥」正是一种经济物品（多胜于少），但却没有竞争。这是我所知的没有竞争的经济物品中罕有的实例。时移势易，香港的电影院再不印发「戏桥」了。我与那位姓李的同学有三十五年没有见面，不知道他堆积如山的「戏桥」怎样处置了。
　　　　在社会中，差不多每一种经济物品都是有竞争的。竞争于是就无日无之。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竞争，从小到大地竞争惯了，可能意识不到竞争的无所不在。我们在早上吃早餐，是从竞争中赢得的。一个人多吃一点早餐，另一个人就必定要少吃一点。在竞争中此「得」彼「失」。早餐如是，午餐如是，睡觉的床如是，坐公共汽车、进学校、到沙滩上晒太阳、在家看电视等等，也如是。
　　　　可以说，在社会中，我们不容易找到没有竞争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没有竞争」这句话，从比较严格的经济学来看，是难以成立的。一些不知所谓的经济学课本，在论垄断及专利权时，却说没有竞争。但垄断及专利，只不过是压制了某一种竞争，但增加了另一种竞争。例如，人们会在竞争中夺取垄断或专利权，也会在被垄断了（或有专利权）的市场内，以相近或可替代的产品竞争图利。
　　　　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社会中，竞争也是层出不穷的，只不过竞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弱肉强食是竞争，权力斗争是竞争，走后门、论资排辈、等级特权等等，也是竞争形式。道理很明确：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
　　　　第四节：游戏规则与产权制度
　　　　由缺乏而引起的竞争，跟任何运动游戏一样，是要有游戏规则的。这是因为，没有规则就不能决定谁胜谁负。没有优胜者，竞争就没有目的了。田径赛有规则，网球赛有规则。假若什么规则也没有，胜负就无法决定了。即使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胜者生，负者死，也是规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的竞争，有关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纪律、习俗等，不一而足。正如体育游戏的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有约束性，指定竞争者在某种情形下不能有某种行为。这也是说，在社会的经济竞争中，无论是法律、纪律或习俗，都是以有约束性的办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这种权利界定就是产权制度了。
　　　　产权制度（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就是约束竞争行为的一种局限条件。假若我们吹毛求疵地分辩，这些规则实在数之不尽，千变万化。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rights）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要一般性地将产权制度分为几大类，而又有系统地分析每一类的转变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问题，在这书的下半部我会为这门学问细说一下。
　　　　「产」这个字的英语是property。这个字不简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作解释，property是有竞争性的经济物品。这与法律上的定义是稍有差别的。在法律上，property一般是指资产（尤其是地产或房产）；但在经济学上，其义不仅包括资产，即使消费物品也算在其内。消费物品与地产的共同处，就是大家都缺乏，在社会中都有竞争性，都是经济物品。
　　　　艾智仁说得好，「产」（Property）、竞争（petition）、缺乏（Scarcity）这三个字是同义的。读者们要在这「同义」的观点上多花一点时间，设法深入地想，直至理解在社会中，竞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不明白这个一般化的「竞争」概念，学经济就不能大有所成。
　　　　（《经济解释》之十一）
　　　　第五节：竞争准则的含意
　　　　在田径赛中，速度的快慢决定谁胜谁负。速度是田径赛中决定谁是优胜者的准则。但假若这赛事没有游戏规则，指明什么行为是犯了规例，那么速度这个准则就不容易成立了。同样，没有游戏规则，举重比赛的力度准则不容易成立。象棋赛以智力高者胜；桌球赛以眼力精、技术高、手力控制自如者胜而这些准则，都是有关的游戏规则促成的。
　　　　经济上的竞赛（竞争）也是如此。在自由市场上，价高者得，市价于是就成为确定胜负的准则。促成这市价的游戏规则，是私有产权的制度。这是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的主要含义。这个重要的定律及其不足之处，本书下半部会作详尽分析。
　　　　历久以来，经济学对市价的分析，都重于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但价格（price）这个概念到了艾智仁那里，就顿呈异彩。他说：「价格决定什么，远比价格是怎样决定的重要！」单是这一句话，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今非昔比。价格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而私有产权是这准则的决定因素。高斯与艾智仁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究其因，是他们每人都说过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游戏规则与确定胜负的准则有直接的连带关系：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有趣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人们需要有某一个准则才促成这准则的游戏规则出现，还是人们需要有某些游戏规则，才使确定胜负的准则无可避免地产生呢？骤眼看来，这是一个难分先后的问题。
　　　　我认为是准则在先而游戏规则在后。为什么呢？因为定胜负的准则所决定的，是人类以竞争来解决的问题，而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协助准则的成立而已。速度的快慢是田径赛的重心所在，这项赛事的规则仅是协助判断「快者胜、慢者败」。学校的考试成绩准则，其目的是要鉴定学生们有没有在知识或学业上下功夫，而考试的规则只不过是公平地让知识较高者胜（当然，这不一定能达成意图中的效果）。市价不仅决定谁胜谁负，也决定生产力高者胜，而私产制度是协助市价的采用。
　　　　我在上文说，决定胜负的准则会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财富或收入的分配，显然是以竞争的准则来决定的。这准则有多种，而在不同的准则下，每个人的优胜机会就会不同。一些人善于经营生意，或善于生产，私有产权的竞争准则对他们大有帮助。一些人有高明的政治手腕，在非私产的制度下，他们就可大展所长。也有一些人不懂得怎样应付千变万化的市场运作，但善于墨守成规地工作，以年资作准则，对他们就大有好处了。
　　　　另一方面，因为竞争准则对人的收入、享受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以价高者得为例吧。一个人要在市场中得益，就要努力生产，或发明新的产品，或创造有效率的经营方法，或找寻可以节省费用的讯息，等等。但若物品没有市价，以配给的方法分配，那么竞争者就会选择「走后门」之路，或运用政治手法，争取一官半职，等等。
　　　　我可以用两个在香港分配居住房子的实例，来说明「准则决定社会经济行为」这个格言。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产自由市场是以价高者得的办法来决定胜负的。付得起而又愿意付出够高的屋价或租金的人，就可将自己喜爱的房子买下或租下来，作为己用。不管这个人的年纪多大，相貌多好，政治手腕怎样了得，学问如何之高，付不出须付之价就没有什么优惠可言。
　　　　但在香港大学内，教师的房子是以计分的办法来分配的。作为系主任的有六分，结了婚的六分，一个孩子六分，两个是十二分，工作了一年两分，工作了八年就有十六分了。这些加起来的总分数，是决定争取房子分配先后及面积大小的准则。不管一位教师的学问怎样卓越，研究成绩如何出众，若分数不够高，在房子竞争上就非败不可。
　　　　说起来，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与中国对干部分配房子的办法极为相似，差不多是如出一辙的。究其原因，是港大的游戏规则（局限条件）与国营制度大有相同之处。港大的资产并非私产，而是公家或政府的。从产权那方面看，港大的制度是一个「共产」制度，其房子的分配准则与房子的市价无关。港大与昔日共产中国的主要区别，是港大的「共产」制只限于有关大学方面的事项，而中国大陆昔日的共产，是一般性地扩展到整个国家。
　　　　从以上的市场分配房子与港大分配房子的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因为决定胜负的准则不同，胜者与负者就会是不同类的人。一个有独特生意眼光的人，在港大没有特别的好处；而一个有较多孩子的，在市场上就没有什么优先权利了。想深一层，我们也会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人的行为就跟不同，所以生产的效率也就不同了。港大分配房子的准则会鼓励教师多生孩子，鼓励早婚，也鼓励较长久地服务于港大的意向。以价高者得的准则来分配，则会鼓励人们生产赚钱、节省费用而储蓄等等的行为。
　　　　在经济学上，「浪费」这个概念不简单。要此书写到下半部时，我们才能深入地研究这个概念。在这里，我不妨介绍一般书本上所说的，比较容易明白但不大正确的浪费概念。一般而言，它是指有其它办法，或用其它资源使用的分配，可以使社会的财富或收入增加，但这些「其它」办法，却莫名其妙地不被采用。
　　　　从以上的浪费定义来衡量，在世界上数之不尽的各种竞争准则中，只有一种是没有浪费的。这种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就是市价。几个例子可以解释这一点。排队轮购，以先到先得为准则，是要付出时间代价的。但时间用在不事生产的呆立等候中，对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这时间的价值是被浪费了的。
　　　　举另一例子，让我们回到先前所谈及香港大学分配房子的计分准则上去：一个港大的教师多生孩子，或较长久地留任，便可多获分数。那么，在踌躇而难以取舍（那所谓「边际」）的情况下，要选择应否多生孩子或另谋高就，争取较佳的「房子」分数就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本来不打算多要孩子的将孩子生下来，是「浪费」，因为分数的本身不代表产品的价值，而多生孩子的选择是由于争取有关的分数而「逼」出来的。
　　　　以年纪大小作分配的准则，会鼓励人们不惜花费金钱、心力作虚报年龄之举，或使他们增加宁愿虚度时光而急待老来的意向。弱肉强食的社会，以武力定胜负，会促使人民在武器上投资。数十年前，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发现了金矿，出现寻金热潮，当地的竞争者于是定下规例，每天以速度竞赛的方式，能较先抵达某个矿地的，就有权在那一天那一处采掘。如此一来，大家就抢花费大量金钱，将拖雪车的狗养得又强又壮。这些行为都是浪费的。
　　　　唯一没有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价。价高者得是唯一的准则会促使人们增加生产。多尽一分力以生产赚钱，取胜的机会就较大了，而这生产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因此，市价这一准则不会引起浪费。
　　　　以上所说的「浪费」观点，是传统的，虽然是由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带到竞争准则那方面去。较为正确的观点是后话。
　　　　（《经济解释》之十二）
　　　　第六节：经济分析与价值观
　　　　我在前文说过：竞争的准则决定社会的经济运作。但在有关「准则」的事情上，一些是属于经济学内的分析，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伦理的问题，与客观的理论分析扯不上关系。这二者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别。
　　　　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准则下，胜或负的人各类不同。因此，一些人会喜欢或选取某一种准则，另一些会选取另一种。这些行为是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了。例如学生考试，一些学生希望老师能出文字题，大做文章，另一些则要求选择题（multiple　choice），因为认为这样他们的取胜机会较高。凡是有关选择行为的，都在经济学分析之内。
　　　　但哪一种准则是好是坏，或对社会福利有何好处，则是伦理或价值观念上的事了，与客观的分析无关。例如，我在前文提及过，以市价为竞争的准则没有浪费，因为它导致增加生产，而其它的各种准则在某程度上必然会有浪费的。不过，我可没有说增加生产一定是好的，浪费一定是坏的。什么是好是坏，只有个人的价值观（value　judgement）才能判断，或只有上帝才知道。
　　　　中国昔日的人民公社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我说「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不要忘记，经济学者也是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坏事，是不好的，我是站在人的立场，主观地说话，却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分析。当然，我有权利作这样的主观判断，因为我有人的权利，而这权利是不须有经济学的训练才能得到的。
　　　　我可以表达我的价值观，其它的人同样可以表达，但谁的价值观比较正确，比较可取，就只有天晓得。价值观的表达是不须有分析的训练的。你说蓝色好看，我却喜欢红色，谁可以作出判断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呢？你说政府支持教育是好事，我说是坏事，你和我辩论一百年也不会得到好与坏的结论。这是因为好与坏，喜爱或厌恶，是不能以科学分析来达到客观的同意。
　　　　假若我说，饥寒交迫是不好的，是坏事，很多人会同意。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自己饥寒交迫。大家是因为价值观相同而同意，不是因为客观的分析而同意。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会饥寒交迫，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支持的教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