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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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恕⒙蕖⒖死乘固兀–arl Christ）、查诺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 Cyert），以及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俨然被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做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5）
〉〉〉一生的储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做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至影响财富与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做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 Modiglian…Miller 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莫”（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价（Market Valuation）并无任何的影响。这篇论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财务的学生都被指定要阅读。但这却令我感到遗憾，因为阅读过这篇论文的学生，通常都会埋怨我。他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可怕的文章，非常难懂——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要来挑战我那些研究财务的学术界同僚。我指出，传统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是找寻最佳资本结构，事实上这根本不构成问题。资本结构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不过，假如存在有课税的事实，则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该就事论事，研究租税产生的效果为何，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关资本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外，我认为这篇论文会成为财务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它将财务结构选择与投资政策的研究方法做了全面性的改变：也就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传统上强调却难以执行的利润最大化。我认为这方面的贡献更为一般化，也比前述财务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有关股利政策。假如处在一个完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无课税的情况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对厂商的市场价值将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又遭致当时一片质疑。市场投资人一向被视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许多财务管理的专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是否可能藉着在某些方面多给一点或某些方面少给一点而唬过投资人。我们的论文，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6）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找另外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 Forecast Ability of Social Event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伯格（Emile Grunberg）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做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 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做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 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做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制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