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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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
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
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
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
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
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
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
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
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
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
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
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
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
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
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
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
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
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
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
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
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
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
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
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
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
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
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
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
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
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
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
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
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
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
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
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
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
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
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
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
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
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
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
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
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
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
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
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豹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
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
人和宫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
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
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
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
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
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
衡的人生价值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
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33.个人和社会的致富之道
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比较公平,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对这一点,即使有争议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它。但这个原则如何贯彻却
众说纷纭,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多得汗牛充栋。但我在这里要谈的
劳动报酬则是另一件事,尽管它比按劳付酬重要十倍,但很少有文章提出这
个问题,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
按劳付酬暗含的意义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得到同样的报酬。但我
们是否注意到一个基本现象:同样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的劳动报酬远低于
在美国同行的报酬。即使他们的技术水平一样,工作的紧张程度也相仿,他
们的收入仍相差极远。在这里的比较中,我们暂且假定中国不存在脑体倒挂
等一时的不合理现象,而认为对中国医生确实做到了按劳付酬;而且我们也
可以不用汇率折算来比较,而直接用吃、穿、住、用、交通、度假等具体项
目来比较,上述的结论仍;日是符合事实的。不要说外科医生,就以餐馆里
洗碗这种最普通的差事来说,中国工人可以享受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赶不上美
国的同行。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一个人的劳动报酬不但取决于他本人劳动
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他所处的经济环境。
当穷国和富国发生国际贸易时,宫国往往能用包含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
穷国包含劳动较多的产品,表现为贸易的不平等。许多人把这一现象的原因
归结为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即使两国不发生贸易,像上面提到的同工不同
酬的现象仍旧存在。可见这和剥削无关。事实上像台湾就是靠了国际贸易由
穷变富的,类似的例子还有韩国等。可见穷国和富国的贸易也可以使穷国变
官。国际贸易一般而言是双方同时得益的,否则一方可以退出交易。所以要
解决贸易不平等问题首先要寻出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或者说,这
两类国家经济环境不同的原因。
“报酬还取决于环境”,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如
果我们穷其奥妙,懂得了如何创造出一个优良的环境,使得每个人在付出同
样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可以成倍地上升,这不是大大造福于全国人民么?
有的同志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美国普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
同样一小时的劳动,即使简单劳动如洗碗,由于不同劳动之间的可替换性,
所得报酬也较高。但这种解释的毛病在于把结果误认为是原因。我们要问的
问题是何以同样的劳动在美国所得报酬较高,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美国的人
均劳动产值高。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从微观来看,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是一个事实,美国汽车装配厂每
装一辆汽车所用的劳动不到中国同类厂的 1/10。但这仍不足以解释上述现
象,因为中国也有少数高度自动化的先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但这些
工厂职工的报酬仍远不能达到美国的标准。相反,美国也有劳动生产率低的
行业,例如前面提到的医生和餐馆,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比中国同行
业的高,可是从业人员的待遇仍旧比中国高出好几倍。
所以答案要从经济环境中去找。但所谓“经济环境”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又如何使得一个国家变穷或变富呢?
有一种比较接近的分析是说,同样的劳动由于使用的场所不同,创造的
价值会有差异。譬如说,社会上肥皂生产过剩,而火柴却不够,此时如果将
劳动投入于生产肥皂而没有用来生产火柴,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会降低。这样
的分析固然有理,但这种劳动使用的不当如果仅仅是偶然因素造成,并不会
使总体上一国比另一国穷。只有在经济体制上的混乱,使得经常发生资源配
置的失当,长线产品老是长线,稀缺产品长期稀缺,经济结构上扭曲纠正不
过来,这才会成为穷困的根本原因。
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但或由于权责利关系
不顺,或因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使得上述的潜
力眼睁睁不能发挥出来,这是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中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说法
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我国有十几亿亩宜林荒山,农村有
上亿的过剩劳力,国内木材奇缺,每年花十几亿美元进口,但不能从体制上
使劳力与荒山相结合,类似地,农民不愿多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只图短期利
益,使农业产量的维持越来越困难。再如原材料产地与加工基地交换产品可
使双方互利,但或因价格限制,或因保护当地并无优势的产业(原料产地硬
去搞加工,而加工基地硬去生产原料),或因运输能力被较次要的货运所占
用而使这种交换不能实现。再如农村某专业户因承包鱼池而发了财,村民妒
忌他家的富有而哄抢鱼池,结果无人再敢承包而宁可让鱼池撂荒。笔者曾到
北京公证处办理公证,那里每天仅受理 60 宗申请,而需要办公证的人超过
500,每人要等 8 天才能挨上号。至于买车票排队、看病排队等上几个小时已
是习以为常。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一类的社会性浪费都决不是无
法克服的。当这些浪费长期存在时,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必然受到影响。
美国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低效率和浪费,像前文中提到的邮局排队,但总
的看来浪费现象比中国少得多。我经常在思考,何以美国社会的生产潜力能
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从制度上或许可以对此作出一点解释:在美国任何个人
能发明一种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办法,在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中个人可以
分享的比例很大。因此人人都愿意开动脑筋,有了方案还努力去实施,社会
的浪费得以日益减少。旅行支票的发明是一个例证。这个新念头方便了出门
旅行的人,银行也略有赚头,而发明人因而得利几百万美元。我国有许多可
以提高效率的新发明新念头,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推动这种新方
法的有关人士不能从减少的浪费中分享一部分成果。办成一件好事要过五关
斩六将,把关的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往往是用损人不利己的原则作指导。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经济环境还与民族的法治水平、道德标准、生活
习惯、文化素质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严肃性的必要条件;必
须有法律面前的平等才能有市场竞争的平等,国家提供公平严肃的法律和以
法律为依据的治安管理,严惩贪赃在法,商业活动才能正常地进行。道德也
构成经济环境,一方面道德引导人们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
诚实守信,克勤克俭等,这些都是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环节中所需要的待人
处世的原则,而且这些道德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并不缺乏。但另一方面又要
承认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违反道德。君子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喻利,生
产和交换必须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利润,而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
济账”。这一点却是和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有一些细微的,然而又是十分重
要的差别。至于习惯和文化原则则更隐蔽地、又无所不在地影响人的经济行
为。举例说,守时和讲究工作质量,这既不涉及法律也谈不上是道德,可是
它直接关系到一个经济运转的效率。
在美国住久了回到国内感到生活不如在美国方便,类似地,一个在上海
住久了的人搬到北京居住,也会感到生活不方便,如果搬到小城市这种感觉
就更强烈。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一个人习惯了周围的环境就见怪不怪
了。但开放使信息沟通,人们多了一个参考坐标,因而开扩了眼界。开放最
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懂得了改进我们的经济环境,可以开发出巨大的经济潜
力,使个人和社会变得富裕。因而从逻辑上讲,开放的必然后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