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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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机械，瑞士人的创意，美国人啥也没干。 ——戴姆勒汽车公司在南非宣传“都市精灵（Smart forfour）”车的一则户外广告标语2004年6月，我和我的女儿奥莉访问伦敦，一天晚上，我们去位于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剧院观看艾略特（Billy Elliot）的演出。中场休息时我站起来，在座位旁边的过道上伸伸腿。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过来问：“你是弗里德曼先生吗？”我点点头。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提纳威（Emad Tinawi），叙利亚裔美国人，在博思艾伦（Booz Allen）咨询公司工作。”提纳威说他不同意我写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中东的部分，其中一句他一直记得。 “哪一句？”我好奇地问。 “就是那句‘连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他说。我愣了好一会儿。我记得曾写过那个标题，但已经不记得具体内容了。这时他提醒我：内容是关于9？11以后，新建的美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事情。 多年来，美国在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一直驻扎在科皮宫（Palazzo Corpi）——一座位于市中心繁华商业地带的奢华而古老的建筑里，夹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高耸入云的清真寺之间，既有传统的土耳其建筑的神韵，也有现代建筑的特点。这座房子始建于1882年，25年后被美国政府买下来。科皮宫三面是狭窄的街道，完美地融合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画卷之中。这个位置对土耳其人来说非常方便，无论是申请签证还是到图书馆看书，或者见美国外交官都便利极了。 但是9？11以后，随着美国全球使领馆安保措施的升级，美国政府决定关闭位于科皮宫的领事馆，2003年6月，新的美国领事馆在伊斯蒂涅区（Istinye）、一个距市中心约12英里（1英里=1609千米）远的边沿地区重新开馆。“新领事馆占地22英亩（1英亩=0405公顷），约是老领事馆的15倍，全部建造在一座坚固的石山上。”2005年4月25日，《联邦时报》（Federal Times）的一篇文章这样报道说：“政府现在要求，建筑物要有保护墙，至少离使领馆100码（1码=09144米）远。这些墙和障碍物要能起到保护作用，防止爆炸事件和汽车的冲撞，还要难以攀爬。岗亭设在建筑物的四周，窗户和门都是防弹的，并能抵御强力冲撞。新的建筑很牢固，足以抵抗最严重的地震和炸弹袭击。”
这样的建筑同样可以让大多数的访客、朋友和盟友望而却步。事实上，当我2005年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领事馆的时候，让我感到特别震撼的是它很像一个戒备森严、刻板的监狱，就差没挖条壕沟，里面爬满鳄鱼，旁边立个警告标牌，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欢迎所有访客。注意！当你靠近美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请勿轻举妄动，否则格杀勿论。” 他们甚至可以在这里拍土耳其的监狱题材的电影《午夜快车》。 但是这样的高度戒备，确实有其必要：某些美国外交官能活下来完全依赖这些堡垒。2003年11月20日，当美国总统布什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会面，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新领事馆刚刚开馆6个月的时候，土耳其穆斯林恐怖分子在汇丰银行和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引爆汽车炸弹，有30人死亡，其中包括英国总领事；另外造成至少400人受伤。被炸的英国领事馆离科皮宫仅仅一步之遥。 据传爆炸后抓获的一个恐怖分子告诉土耳其的警察，他的组织首先想炸的是美国的新领事馆，但是在察看了伊斯蒂涅的防卫情况后，他们发现难度太大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的高级外交官告诉我，据土耳其安全官员称，恐怖分子称美国领事馆是如此防卫森严，“连鸟都别想飞过去”。我一直无法忘记这样的场景：这个地方壁垒森严，连鸟都别想飞过去…… （2008年7月9日，土耳其警察在领事馆外击毙了3个试图冲破围墙的恐怖分子，自那之后，防卫愈加严密。） 提纳威和我交换了有关这种安全限制对外国人怎么看美国和美国人怎么看自己所起的消极后果的看法，作为一个阿裔美国人，他对此非常忧心，从我的专栏里他能看出我也同样苦恼。因为一只鸟都飞不进的地方，不会是个交融的场所，理念不会激发，友谊不会形成，坚冰不会打破，合作不会发生，信任不会出现，自由不会鸣响。这不是我们美国人希望待着的地方。弯腰防守的美国人没法充分进入理想主义的，充满革新精神的，乐于奉献的，有博爱精神的河流，这条河流至今仍在美国的土地上流淌。它也无法扮演美国长期以来在世界其他地方扮演的角色——一座希望的灯塔，一个总是能指望领导世界应对时下各种最重大挑战的国家。我们需要这样的美国，我们也需要变成这样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 在这本书里，会探讨为何有如此需要的原因。 本书的核心论点非常简单：美国有问题，世界也有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它在近些年迷失了方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9？11，另一部分是在过去30年间我们逐渐形成的坏习惯，这些坏习惯削弱了整个社会在应对重大挑战时的能力和意志力
这个世界也出现了问题：它变得太热、太平坦、太拥挤；也就是说，全球变暖、世界各地中产阶级的迅速涌现及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三箭齐发，可能危及地球的平衡。尤其是热、平、挤3个因素相结合，导致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加速了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加深了能源的短缺，巩固了石油**制度，加快了全球气候的变化。我们如何解决这些互相交织的全球性问题将决定21世纪地球的生态健康。 我深信，美国人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也即重新赢回昔日的荣光的办法，就是在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方面占据一个主导地位。在这个越来越热、越来越平坦和越来越拥挤的世界，如何创造工具、建立制度、寻找能源和制定道德规范以使这个星球更加清洁和可持续地运转，将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然而这一挑战其实是给美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就能复兴美国，重新建立和世界的联系，并且获得面对未来的利器。当美国将创新、灵感、创富和维护尊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美国总是处在它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最高峰，我们寻求最大的利益，我们也承担最严重的挑战。仅仅追求一面，我们的影响力将和我们应得的不相称，如果同时承担两样，我们获得的影响力将远远大于目前的情况。 然而，这不仅仅是个机遇，它更是考验。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并且是否愿意带头行动。无论你对我们是爱是恨，无论相不相信美国的力量。太热、太平坦、太拥挤的集聚已经造成了一个如此让人畏惧的挑战，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加入，世界是否可以拿出一个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沃森（Rob Watson）说：“我们不是英雄就是狗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是国际生态技术公司（EcoTech International）的CEO，也是美国最出色的环境专家之一。 是的，我们要是不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加强合作、鼓励创新，所有人都将遭受重大的损失。墨守成规的做法是不管用的。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得克萨斯人说的那样：“如果因循守旧，所得到的结果就会跟过去一样。” 我最近提议的一个新项目的名字非常简单，叫“绿色行动（Code Green）”。在20世纪50～60年代，“红色”对美国人来说意味着日益凸现的**威胁，作为一种符号，红色被用来动员全国之力以提高军力，建立工业基地，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海港和机场，设置教育体制，提升科研能力以引导其他国家捍卫自由世界——而今天的美国需要的是“绿色”。 不幸的是，9？11以后，布什总统不仅没有用绿色取代红色，反而代之以“红色警戒（Code Red）”以及国土安全部警告系统的各种怪颜色。现在是废除这些垃圾并且转向绿色行动的时候了
当然，我说的不是重新回到**政治迫害和麦卡锡主义的老路上——我说的是严肃认真地构建一个有能力应对日渐凸现的威胁的社会。对我而言，采用绿色行动意味着让美国成为创造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保护自然环境领域里的领头羊，这些领域正在遭受日渐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希望在新世纪里继续保持繁荣兴旺，就必须在清洁能源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须对保护森林、海洋和生物多样性热点生物多样性热点，是指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特别高，并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区域。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对世界面临的独特能源、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做诊断，后半部分将讨论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承担这个责任，那我无疑是不够诚实。事实上，我们远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既没有这样的关注，也没有这样的决心来承担这项艰巨但是将造福未来的责任。不过我深信，来自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优秀领导者将改变这种状况，只要权衡得失，情况就很清楚了。 凭直觉美国人就知道我们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必须尽快纠正这种错误。每当我想到这里，总是不由得联想起一部电影《豹》（The Leopard）。这部电影根据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意大利，那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故事的主角是西西里贵族萨利纳公爵法布里齐奥［Don Fabrizio of Salina，由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扮演］。萨利纳公爵知道，当社会底层的力量开始挑战传统的精英统治，要让萨利纳家族在新时期维持主导地位，他和他的家族就必须做出改变。然而萨利纳公爵是个尖酸顽固的家伙，“我们是豹子和狮子，那些妄图占领我们地盘的只是一些豺狗和绵羊。”他得到的最明智的忠告来自他的侄子唐克雷蒂［Tancredi，由德龙（Alain Delon）扮演］，这个侄子娶了一个来自新富阶层的有钱的商店老板的女儿。他一直警告萨利纳公爵：“如果我们想维持现状，有的事情就必须做出改变。” 美国现在也一样。随着新世纪而来的是天空、大自然带来的巨大改变——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和从前一样美好——如继续维持我们在科技、经济和道德领域里的主导地位，继续保有一个适宜居住的、动植物欣欣向荣的地球，人类可持续地繁衍生息——有的事情就必须迅速做出调整。 当今美国有3种主流趋势——其中两种比较麻烦，另一种则让美国有望在优秀领袖的带领下能够应对这种挑战。我已经谈到过其中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后9？11时代。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垒起了比从前多得多的墙，我们正在割断自己和盟国情感上的纽带，如果说还不是实质性的纽带的话。我们也逐渐失去了拥抱世界的本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从一个总是给人们带去希望的国度（同时也是成千上万人寄予希望的国度）转变为一个输出恐惧的国度
另一种让人担忧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它是一种席卷政治精英的“选择性失语”（dumb as we wanna be）的态度。这种态度让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陷在小小的红蓝州之争而不断拖延对医疗体系的关注、对问题频出的基础设施的关注、拖延对移民政策的改革、拖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体系、拖延应对能源危机的时机。华盛顿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态度往往是：“当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就会采取措施，这些问题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因为我们是美国。” 从某些方面看来，次贷和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就是美国这些年来变化的一个缩影：努力工作、追求成就和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了，我们沦为一个次级国家，人们觉得借债就能获得幸福——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两年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次贷的债主们告诉我们，美国梦是可以实现的——既不会受规则的限制也不需要付出代价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不需要努力学习以获得很好的教育背景，我们不需要努力存钱以获得良好的信用记录，街边或网上的银行会从中国借钱给我们花——而所谓的信用审核不会比机场的安检更麻烦，他们只需要证明机票上的名字和你的证件上的名字一样就可以了。当这个由我们最好的金融机构维系的借贷体系崩溃的时候，每个人，从业主到无良放贷人都眼巴巴地等着政府施以援手。政客们容忍他们，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放贷方没有考核客户还款的能力，如是否努力工作、是否节俭或者有没有创造力。他们只是简单地把赌注押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将持续地推高住房市场的价格，而抵押贷款的利率还会继续降低——无止境地让每个人都脱身。市场的确做到了，但它也自身难保。正如住房市场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国家也经历着同样的情形：我们抵押了而不是投资了自己的未来。 在2008年总统初选过程中，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都曾支持一项提议：2008年夏天的旅游季取消每加仑（1加仑=4546升）184美分联邦汽油税，以让美国的驾车人“喘一口气”，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个国家的每个专家都这么说——此举将进一步扩大夏季市场的需求，汽油价格将被继续推高，助长全球变暖。在此同时，他们又口口声声说，已拟好了控制全球变暖的计划。这种提议，正是在政治上“选择性失语”的集中体现
幸好，还有第三种趋势让我们看到希望，我称之为“在国内报效国家（nationbuilding at home）”。当华盛顿可能陷入僵局或歧途，当我们的经济管理不负责任、毫无作为时，我们的国家仍然不乏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每周我都听到不同的人和我谈他们关于清洁能源、新教育理念或者如何修正某样亟待改变的事物的想法。尽管有的想法略显古怪，但是这么多的人在他们的车库或者当地社区试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