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餐前就能用光这些汽油；我很高兴美国国会决定在本国推进1加仑1英里的标准，以求2020年赶上欧洲的水平，但是多哈和大连却把这些节省下来的能源做了午餐——也许只够做第一道菜；我很高兴太阳能和风能在美国能源产量中的比重正向2％“飙升”，但是多哈和大连要把这些干净的电能用来做晚餐；我十分高兴看到人们采纳自己喜爱的杂志的建议开始做 “20件绿色事情”，但是多哈和大连却把所有这些良好的意图化作就寝前的小吃，比如爆米花。 多哈和大连展示了当平坦遇到拥挤会发生什么。不只是世界人口将从1955年的30亿增长到2050年的预计值90亿，更严重的是，我们将从一个大概只有10亿人过着“美国式”生活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有着30亿人正在或准备过“美国式”生活的世界。 P55（没错，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走上经济发展的轨道，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到2050年这个数字可能也到不了90亿；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出去工作，她们自然会少生孩子，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而是在这个星球上的美国人的总数。这才是关键的数字，并且它一直都在平稳增长。） 0页050 050 当然，我并非在责怪多哈或者大连的市民如此热切地追求美国生活方式，也不是在责怪他们像我们一样靠便宜的化石燃料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创造了这个体系，也是我们传播了这个体系。其他人至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资格和权利去享受这种生活，毕竟我们已经享受过几十年这种增长和消费带来的好处，而其他人只是刚刚尝到味道。经济增长是不能通过谈判来决定的，特别是在这个平坦的世界里，人人都能亲眼看到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告诉人们不许他们发展，就等于告诉他们要永远贫穷下去。 正如一个埃及内阁大臣对我所言：这情况就好比发达国家吃光了所有的开胃小吃、所有的主菜以及所有的餐后甜点，然后邀请发展中国家来喝杯咖啡，“并要求我们平分账单”。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发展中国家是不会接受的。 我们美国人没有权利去教训任何人，但是我们有能力去更好地了解。我们能够树立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榜样，我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并且知道如何创造可再生的干净能源以及一套高效的能源利用系统来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增长。欧洲和日本已经证明，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却消耗更少的能源是可能的。在这个平坦又拥挤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美国人不能重新定义什么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经验分享给其他的20亿～30亿人，让他们以一种更持续的方式享受这种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再开发3个星球。因为我们将把地球弄得非常炎热，把它的资源耗尽，以至于没有人——包括我们在内——还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我们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才在1950年使世界经济达到7万亿美元；而以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只需10年就能达到这个数字，”耶鲁的史佩斯（James Gustave Speth）在《世界尽头的桥》（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中这样写道，“以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整个世界经济只需14年就能扩张2倍。” 每页05 05 P56突然间到处都是“美国人”——从多哈到大连，从加尔各答到卡萨布兰卡到开罗，他们加入到美国式的生活的行列里，吃美式快餐，制造出与美国一样多的垃圾。地球上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美国人。 全世界的城市都得了美国流感——人类已知的最厉害的传染病之一。伯克（Tom Burke）是E3G（第三代环境保护论）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非营利的绿色顾问组织，他有个说法是：可以把美国当作能源的计量单位。按伯克的说法，“1‘Americum’就代表了1个3 500万人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人均收入超过15 000美元，并消费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伯克说，多少年来世界上只有2单位Americum，一个在北美洲，一个在欧洲，此外还有少量的美国式生活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 “如今，”他写道，“全球正在形成数个单位Americum。”中国已经产出了1单位Americum，还在酝酿着下一个，预计到2030年形成。印度现在已经有1单位Americum，同样预计到2030年产出下一个。新加坡、马来群岛、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朝鲜和日本组成了另外1单位Americum。俄罗斯和中欧正在孕育着1单位Americum，南美和中东的部分地区也有1单位Americum。伯克说，“到2030年，我们将从一个只有2单位Americum的世界发展到一个有8～9单位Americum的世界”。 这些都是美国的副本。 我在大连碰巧遇到我的朋友希达里（Jack Hidary），他是一个在纽约从事网络和能源业务的年轻创业家。他给我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游历，他和他的中国同事去了趟大连附近的大窑港，那是大连通往太平洋的通路。他参观了那个由中国政府请挪威人和日本人建造的结构复杂的新港，那里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终端——石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储油罐林立，还有挂着中东旗帜的油轮。 希达里回忆说：“我看了一眼，然后转身对我的中国同伴说，‘天啊，你们在模仿我们——你们为何什么都要模仿我们呢？你们没有像我们一样使用电话，而是直接跳到了使用手机的阶段，因此中国陆上通信线的铺设面只占国土面积的5％。可是你们为何要在这里模仿我们呢？’我很沮丧。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本可以绕开坑洞，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P57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有时间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但我们得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否则他们是不大可能脱离现有路径的。这比你想象的要紧迫得多，因为如果现在发展中国家一直沿袭美国式的消费、建造和运输方式，那么我们将被这一模式束缚几十年。 威克（Jeff Wacker）认为我们过去总是遵循着疾病、饥饿或是战争的逻辑，却从未遵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逻辑”，他是一个来自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未来主义者。要知道，当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时，你已经生活在能源气候年代了。 威克指出，“我们的繁荣所受到的威胁正是来自于繁荣自身的基础”——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加固地基才能继续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中国的地基和美国的地基是不一样的，而且美国的地基也得重修了。这个地基上的建筑物已经触到了物理极限，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地基。”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开发出这个新的地基。 当拥挤与平坦相遇究竟会怎么样呢？2006年，我乘飞机去上海进行采访，班机在上海机场降落后，我排队等待护照盖戳和签证检查，差不多等了90分钟。我排在队伍里，和出国旅游的中国人以及外出考察的商务访问团挤在一起，队伍里每隔一个人就有使用手机或者掌上电脑的。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就像是参加夏令营却忘记带牙刷。 从如此之多的人里释放出的如此之多的能量，对我们的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令人惊愕的。2006年，在深圳这座中国南方城市里，仅一家沃尔玛连锁超市的山姆会员店就能在一个炎热的周末卖掉大概1100台空调，我敢打赌，这比美国一些大卖场整个夏天卖的还要多。 其实不只是数字在变大。我在北京堵车的时候就和自己玩智力游戏。我看着车窗外面的办公大楼都是些造型很奇特的高层建筑数着这些在华盛顿都称得上是旅游景观的建筑，在如今北京四处林立高耸的建筑群里却如此毫不起眼。毫不夸张地说，北京目前至少拥有30处这种规模的办公大楼，具有惊人的高度、超大的面积以及超现代的设计风格，如果是在华盛顿，你一定会坚持在某个感恩祈祷的周末带着乡下的客人来此参观，与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一起作为观光内容。 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向私人住宅发展了。可以看看弗尔（Geoffrey AFowl）写给《华尔街时报》（2007年10月19日）的文章《让100座豪宅兴盛起来》（Let 100 McMansion Bloom）。 我有一次在北京参观财富公馆（Palais De Fortune）的样房，销售经理蔡思雨（音）向我们展示法国式别墅的几处特征：前门上要有小天使的雕塑装饰，大厅的主楼梯上方要悬挂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还要有一个穿着蕾丝花边制服的女仆在前门迎候。 在几十米外，一座微缩的凡尔赛宫正拔地而起，在北京的蒙蒙烟雾中若隐若现。沿路而下，还有172座类似的房屋。这种突兀的场景会提醒你，这片每栋造价500万美元、占地约15 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群落并不是在法国。虽然建筑风格和周边环境并不和谐，但这却是中国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 后**时代的经济改革转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二十几年过去了，富豪排行榜上出现了106个中国亿万富翁，还有一些中国人不愿意谈论他们的财富，但是他们并不羞于炫耀。在占地82英亩的财富公馆里面，这些奢华的有着花岗岩外墙的房子，形象地表达了有些人对外国生活方式的迷醉，或者说，至少是对那些外表的迷醉。蔡先生说：“我们的开发商专程去法国学习了这种风格。”在参观这些样房的时候，他特地向我们展示了白得发亮的“西式”厨房，里面配有咖啡壶、红酒架、烤箱和一些其他器具，此外还有一碗塑料水果。财富公馆在它的营销手册上写道：“这里展示了全世界顶级富豪们的生活方式。” 2007年8月，威尼斯度假村酒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场所在中国澳门开张营业，大批的狂热赌徒蜂拥而来一睹其风采。《经济时报》（2007年9月1日）这样形容当天的情景： 这座亚洲最大建筑由20 000个建筑工人共同修建，耗用了长达３米的金箔。16 000个员工才能保证其经营，其耗用的电力足够300 000户家庭之需……威尼斯酒店有世界上最大的赌博大厅，里面有870张桌子和3 400台老虎机，环厅四周有350家商店营业，零售空间超过任何一家香港大卖场……（所有这一切都只为吸引）那些狂热的赌家。 要知道，这才是平坦和拥挤刚刚相遇的阶段。等中国变得更富有一些，到那时大数定律就会在旅游观光上有所体现了。伊丽莎白（Elizabeth CEconomy）是研究中国环境的专家，她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07年9～10月）里提供了一个索引目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找到我们的中国副本： 中国的开发者在全国又铺设了超过52 700英里的高速公路。每天有大约14 000辆新车行驶在马路上。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拥有13亿辆汽车，到2050年可能是2040年初，这个数字就会超过美国……中国的领导人计划在2000～2030年间重新安置4亿人口，这差不多相当于全美国的人口，把他们转移到新开发的城市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建起全世界这一时期全部新建建筑的一半。考虑到中国的大楼并不高效节能，未来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事实上，其能效还不及德国的2/5。而且，刚刚城市化的中国人要开始使用空调、电视机和冰箱，消耗掉的能源比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要多35倍。 《外交政策》（2007年7～8月）的数据显示，2006年有超过3 400万的中国人出国旅游，比2000年增长了3倍。到2020年，预计会有11 500万中国人去国外度假，这世界上最庞大的旅游团无疑需要更多的航班、更多的酒店、更多的燃油，并排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2008年2月22日，沙龙公司的航空专家史密斯（Patrick Smith）指出：“在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里，新兴的中产阶级催生了大量的新航线。仅中国就打算在近几年内修建40多个大型机场。在美国，每年航空旅客的数量已经接近10亿，预计2025年将翻倍。飞机排放的温室气体会增加到现有水平的5倍。” 同样，我们没有权利责怪中国人希望享受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人民一样的生活方式。我只是想用这些故事来强调，那些国家的人们在需求被抑制多年之后，爆发了巨大的消费**。 **和社会主义曾经是制约型体制，都是计划式的。**政府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在那些革命岁月里，莫斯科基本上只有3种形式的储备，面包、牛奶和肉，而且基本没有私家汽车。于是，就能源消耗来讲，莫斯科是一个影响力相对较小的国家。由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脉搏同西方比起来相对有限，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说只是相对的还不太严重。那一时期经常去莫斯科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些。1977年我以学者的身份第一次去那里，发现莫斯科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宽阔的林阴大道，特别是在市中心的红场周围，路上连一辆车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震惊。但这一切已成过去。2007年我又去了趟莫斯科，时隔30年，那些林阴大道上挤满了汽车，挪都挪不开。这是一个为了容纳30 000辆汽车而建造的城市，一个10年前只有300 000辆车的城市，一个如今却拥有3 000 000 辆车以及莫斯科人每天上下班都要往来于市中心和新建环郊的城市。我最近一次去俄罗斯准备离开的当天，莫斯科的同事告诉我从红场附近的酒店出发需要提前“4个小时”去机场才能赶上飞往伦敦的航班。我当时就想，这怎么可能？以前我只要开35分钟的车就能从红场到达谢列梅捷沃（Sheremetyevo）机场。 以防万一，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下午4点20分我从万豪（Marriott）酒店出发，航班起飞时间是7点25分。20世纪70年代我第一次到莫斯科，20世纪90年代初也来过，这条通往机场的路在那个时候还没开发呢，现在看起来已经同通往美国任何一个机场的道路没什么两样了道路两边都是麦当劳快餐店、宜家（Ikea）之类的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开往市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