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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世界名女性演说精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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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懂得要避免什么。一味谴责男人徒劳无益——是我们使他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努力使我们自己,亦即使男人的塑造者们在将来更加负责一些,这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都无法单独行使统治权。我相信,文明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悲哀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内只有一种性别。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由妇女统治的世界与一个由男人统治的世界同样糟糕——但我们可以看到,如若两者携手并进,以基督精神而不是以武力为准绳,我们就会创造出更为名副其实的文明,一种建立在公正和仁慈基础上的文明。我感到男人有伟大的正义感,而我们妇女有伟大的仁慈,我们必须取长补短。我们是一对新婚情侣,让我们共同携手来重振家业吧!

    译自《世界伟大演说》范毓民译王建华校

    ①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著有《世界即意志和观念等。

    向警予一八九五——一九二八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杰出的领袖。湖南淑浦人。1919年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领导中国妇女运动。她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有关妇女运动的文章,是卓绝的妇女理论家。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4月回国后,先后在武汉总工会、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于1928年3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同年5月1日英勇就义。毛泽东同志称誉她是“模范妇女领袖”。

    1925年3月22日上海女国民大会召开,向警予任大会主席。本篇是她在大会上的讲话,从三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召开这个大会的重大意义。演说层次分明,说理清晰,语言朴素,简洁明畅。虽非长篇大论,但却把召开大会与争取中国妇女的普遍权利、争取女权运动与争取普遍的民权运动的关系等说得十分透彻明了,从而为中国妇女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精悍的演说,透彻的论理,是向警予演说的鲜明特点。

    女国民大会的三大意义1925年3月22日

    今天是女国民大会开会的日子。这个大会不独在上海地方是一件大事,就是在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大会含有三个极重大的意义:

    第一,这个大会是为全中国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不是为少数妇女争特别权利、特别地位的。本来女权运动的真正意义也就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但是有一班人他们完全没有理会到这个意思。

    他们把女权运动看作少数女子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其实少数妇女做官、做议员的运动只能叫个人活动,并说不上女权运动。因为少数女子的做官、做议员,只是少数妇女本身的特权,未必能干全体妇女有什么利益。比如唐朝的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的身分居然南面称孤,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她的威权是何等重大,她的地位是何等高贵!但是在她统治底下成千成万的妇女究竟得到甚么好处呢?还不是一样的做奴隶,做玩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武则天做皇帝的事,看做女权运动。如果武则天能在做皇帝的时候做几件提高全体妇女地位的事,能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如果她下一道圣旨:从今以后男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一律平等,女子应有参与政治的权柄,女子应同男子一样的承继父亲的财产。……如果她这样的,我们才可以完全肯定的说武则天做女权运动,并可以说武则天是顶呱呱的女权运动领袖。所以今日大会第一个重大的意义,是为全体妇女争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而不是为少数妇女争特别的权利、特别的地位。

    第二,今日大会是对付一切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而不是女子对付男子。我们该知道摧残女权的并不是男子,是社会一切恶制度和恶势力。

    如果恶势力、恶制度不铲除,我们的女权就永远不能伸张。所谓恶制度、恶势力究竟是些什么呢?扼要点说得有二种:第一是外国帝国主义,第二是军

    阀。中国社会有了这种恶制度、恶势力的存在,所以不独女子没有女权,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子也并没有得到民权。我们的权到哪里去了?直截了当的说,完完全全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手里。所以我们要争女权也应到军阀和帝国主义手里去争。所以今日大会第二个重大意义是对付一切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绝不是无的放矢地对付男子。

    第三,今日大会不是狭义的女权的运动,而是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去争女权的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本是民权运动的一部分,有了民权运动才有女权运动,女权运动绝对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就历史说,中国之女权运动发生于民国初元。民权运动最盛之时,女权运动也跟之极盛。随后袁世凯上台,民权运动衰落,女权运动亦跟着衰落。这些都证明女权运动是不能离开民权运动而独立。而且也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才能争得真正的女权。

    为甚么?前面已经明白说过了。摧残女权的恶制度、恶势力,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帝国主义和军阀总是民权的死敌。民权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所以我们要争回女权,只有在普遍的民权运动里面去争。这就是今日大会第三种重大的意义。

    现在普遍的民权运动就是国民会议运动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国民会议是人民从帝国主义、军阀手中夺回政权,根本解决国事的一种武器。但是,国民会议运动到了现在,究竟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自从段祺瑞上台以后,他口里虽说与天下相见以诚,骨子里毫无解决国事的诚意。他绝对不容纳人民的意见。他命法制院起草的国民会议条例案不独不许国民会议解决外交、军事、财政各重要问题,而且连起草宪法的权柄都被他夺去。在他的意思是只要国民会议的议员对他颁定的宪法草案举一举手,举手完了就请你们一齐滚蛋!这样还以为未足,所以他又在草案上立了一些很巧的名目将大多数人民轻轻飘飘地一笔撇开。二万万女国民当然更不在眼里。所以他在草案的第14条和48条上明文规定女子没有选举国民会议议员的权柄,也没有被选做国民会议议员的权柄。至于我们妇女团体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的要求他竟然睬也不睬。姊妹们!试想这个条例我们如果不起来反对,不要求修正,我们女子还有人格吗?我们女子还配算国民吗?我们女权还有伸张的一日吗?我们今日所以开这个大会,就是为的反对同民会议条例,修正国民会议条例!我们要贯彻我们向来的主张:女子不独应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要在国民会议条例上明文规定妇女团体的代表应参加国民会议!因为不是这样,我们妇女的普通权利、普通地位是没有方法可以争回,可以提高的。姊妹们!今日到会的妇女在上海全体妇女比例中虽然是少数,在全国妇女比例中虽然尤其是少数,然而我们少数人的呼声就是代表全中国妇女的呼声。少数人的意志就是代表全中国妇女的意志。我们少数人所要求的就是全中国妇女的普遍的权利、普遍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何等重大呵!我们在今天这个大会,应抖擞我们的精神,对于国民会议条例作有力的反对。我们要一个肩膀担负力争女权的重担,一个肩膀担负力争民权的重担。一面力争妇女在国民会议中的地位,一面就是促成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所以今日的会议,可以叫做力争女权的会议,也可以叫做力争民权的会议,同时也就是上海女国民的救国会议。

    选自《向警予集巢》

    克鲁普斯卡娅一八六九——一九三九

    俄国革命家、教育家,列宁夫人。生于彼得堡。1895年加入列宁创立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一直跟随列宁投身革命,曾遭逮捕流放。

    1898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与列宁结婚。十月革命前担任列宁的私人秘书、《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秘书及党中央国外部秘书。十月革命后,历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分委员、副教育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监委委员、职共(布)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等职。1931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1936年获教育科学博士学位。对苏联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出过宝贵贡献。

    本篇是1938年11月出席幼儿教育工作者大会时的讲话。她以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有趣往事,生动形象地阐明了要从理解儿童心理入手开展幼儿教育的科学方法;把妇女教育幼年子女问题放在全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分析、研究,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重视幼教问题。演说浸透着伟大的母爱精神,情真意切,通俗易懂,充分反映了她对学前儿童教育的远见卓识和对培养下一代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全社会都应关心幼教问题1938年11月17日

    同志们,我可不是来谈应该如何组建幼儿园的问题,这方面的经验已经不少,我们许多幼儿园办得都很像样。我想谈的问题,也许会让我们大家都激动不已。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参与这一事业的面太窄,办公楼建造速度太慢。另外,我觉得我们还没充分动员社会各界为我们寻找一些合适的场地、房间,以便可以开展学前教育工作。当有人把一所设备先进的幼儿园指给我看,或者我在照片上看到,我总会想:是的,的确很好,但类似这样的幼儿园多吗?

    我们应该让所有的儿童都能进幼儿园,因为幼儿园对儿童的教育和家庭教育都能产生莫大的影响。它是一个组织中心。幼儿园内有一定的措施,能把儿童组织起来,使他们养成许多文明习惯,学会很好地调理生活,一起游戏;有秩序地洗手,有组织地念诗、唱歌。幼儿园能给儿童无穷的乐趣。

    我不准备谈这方面的事,想谈的是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的问题。我认为,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正体现在必须全面吸引社会各界的投入。必须使每一位幼儿园的校长能与村苏维埃、市苏维埃、广大的农村和城市的知识分子保持紧密联系。

    不能以为,只是学前教育工作者才同幼儿园有关系,同此事有关的既有女教师,又有女政治指导员,还有女图书馆管理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

    一般看来,农村现在的知识分子干部人数众多,而且都是苏维埃的、接近群众的知识分子。

    为此,我想,现在的农村知识分子很容易发动,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开展工作。我很熟悉政治指导员,熟悉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如果他们能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则往往能经常去寻找一些方法和机会,去构建幼儿园。初期,规模下大,而随后它们会渐渐变成能被全社会所关注的大机构。这样的例子在

    我国比比皆是。

    另外,还应该发动群众。现在,我国知识分子干部日渐增多,再加上农村人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变得有觉悟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年。母亲们害怕会把他们的子女从幼儿园抓到红军里去,这样的担心现在已经打消了。

    今天的农村也不像昔日那佯愚昧无知了。如果说还有旧时代的残余影响的话,表现形式也已不同,例如,不会用新方法去教育儿童,不会从小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活动家等等。我们这是在谈儿童的教育问题。我们都想用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他们。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在幼儿园里给一字不识的孩童们张贴几张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画及标语就算完事儿。这是笑话一桩。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不是要让他们能背诵出某条根本不懂的口号,而应该从最幼的年龄起培养他们成为社会活动家;陶冶他们的同志情感,培育男孩女孩间的友谊,各民族儿童间的友谊;磨而他们的坚强意志:激发对周围生活、对劳动和学习的兴趣。

    由此,它不禁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五岁时,我住在波兰。住处的院子里有带顶的走廊专供洗、晾衣服用。各民族的小朋友常在那里相聚。我记得,有一个犹太小男孩给我吃猪油面包,波兰小朋友招待我波兰甜饼,鞑靼伙伴请我品尝马肉的滋味。儿童友谊要从幼年时期培养。然后,应该培养他们认真对待教师说的话、对待班级讨论所作决定的态度。

    当然,还应该特别关心儿童神经的健康发育,并且要相当了解他们。这一切全都是共产主义教育问题。必须熟悉儿童,刚刚有同志谈起有孩子怕癞蛤蟆。我想起我五岁时害怕烟囱清扫工。在《小邋遢鬼儿》一书中我曾读到过,烟囱清扫工常常干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我像怕火一样怕每一个烟囱清扫工。我记得,当时我们生活很艰苦,全家挤在靠近厨房的一间屋子里。有一次,厨房里真进来一个烟囱清扫工。我惊恐不安地奔进屋里,告诉了爸爸妈妈,自己害怕得直哆嗦。他们什么也没说。过了一阵子,爸爸问:

    “他大概是在炉子旁打扫吧?”

    “是的,在炉子旁。”

    “他也许热了?你给他端杯水去好吗?”

    瞧,就这么一个端水去的差使,我把害怕一下子弃之脑后,还和那位烟囱清扫工交了朋友。

    我感到很关键的一点是,有经验的、懂得该如何进行教育的幼儿园校长最好能帮助一下女社会活动家们也学会这些方法。这件事要做成必须投入大量的工作,因为,尽管不可思议、然而旧教育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家长们认为孩子是我的,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我想放他在外面玩就放,我不想放就不放;我高兴就给他吃,不高兴就不给;我喜欢打便打一顿,不喜欢打便亲热一番,这些都是旧残余的表现。我们应该对这种观点,这种把孩子看作私有财产的观点作斗争。我并不是怀疑我们有幼教责任的人都这样看待儿童,但许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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