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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嘶岬呐斗肿釉加�200人，其中有姓名可查的有105人。当时，女性运动精英创办的女子报刊共有40余种，如秋瑾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女报》，燕斌于1907年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陈撷芬于1902…1903年创办的《女报》等。她们还发起参政运动，争取参政权利。这一运动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其标志。该会提出以下9项政纲：1、男女平权之实现；2、女子教育之普及；3、家庭女性地位的向上；4、一夫一妇主义之实行；5、自由结婚之实行与无故离婚之禁止；6、女性职业之励行；7、蓄妾及女性买卖之禁止；8、女性政治地位之确立；9、公娼制度之改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女性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看最完备的女性解放思想，其要点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要求实现男女平等；第二，要求婚姻自由；第三，反对女子缠足；第四，提倡女学和主张女性经济自主；第五，主张女性走向社会，参与国事。（沈智，1991年） 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湖南女国民会等联合而成；同年，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亦宣告成立。
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袁政府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袁世凯还曾悬赏万元通缉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唐群英、张汉英等。（马庚存，1991年） 这一史实反映出当时女性运动的高涨和运动阻力的强大。
中国革命中，一批女性领导人除了一般的革命目标外，还提出了女性解放的独特目标。1913年，宋庆龄发表了《现代中国女性》一文，指出：“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女性将与男子并驾齐驱。”1924年11月，宋庆龄在日本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做了关于女性运动的讲演，她说：“女性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女性，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从她对理性的强调，可以看出她当时的思想接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随后发表的关于女性的论述中，她越来越倾向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即把女性的解放同阶级斗争、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她指出：“女性是国民一分子，女性解放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一部分，所以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女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女性自身的自由平等，女性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她又将女性运动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阐释如下：“我们不但应当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并且应当反对女子压迫女子的举动，我们假使一方面反对男子的压迫，一方面凭借特殊的地位欺凌我们同类的贫苦女性，这种矛盾的举动，只有使女性的地位愈加堕落。因此，女性要求平等，应当先以平等待同类，打破富贵贫贱的阶级界限。”（转引自程绍珍，1991年）4、革命中的女性问题在中国和苏联革命中，女性问题从来都是同阶级问题一起被提起的，女性解放一向被认为是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职业革命家当中，倍倍尔是对女性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的人物。他出版了《社会主义和女性》一书。这部出版于1878年的著作被认为比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影响更大，对女性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虽然后者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女性问题的经典之作。与恩格斯相同的一点是，倍倍尔也认为，女性的受压迫状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最终结束这一压迫。到那时，家务劳动和子女的抚养将成为集体的事。倍倍尔认为，没有性别的社会独立与平等，就没有人类的解放。既然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是与私有制同时发生的，那么女性的完全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实现也只有在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资本家统治工人——的社会消亡时，才能最终实现。他比恩格斯更深入一步地提出了非经济因素性质的压迫，其中包括性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传统女性服饰的禁锢人的作用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母系继承转变为父系继承是女性的最大失败，而女性体力上的弱小是她们丧失权力的主要原因；倍倍尔在这一因素之外又加上了生理因素——女性的生育功能。
一、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5）
克拉拉·蔡特金是重视女性问题的另一位革命领袖人物，她认为，女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她担任书记的共产国际女性书记处的任务就是要吸引劳动女性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蔡特金是“三八国际劳动女性节”的倡导者。她认为，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女性和她们的丈夫一样受资本的剥削，所以，无产阶级女性所反对的不应当是本阶级的男子，而应当与他们一起共同投入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雅写了一部著作《女工》，她提出，女工加入劳动大军是最终的进步，因为只有通过参与到阶级斗争里面去，女性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她还从另一角度鼓励女性参加劳动大军，那就是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由于列宁和共产党认定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前提和第一个步骤，而女性要获得经济独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所以俄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一直非常重视女性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为了使女性充分就业，避孕和堕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当时的苏联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1920年）。
关注女性问题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前文曾提及的科伦泰，她一开始并未注意到女性问题，只是当她感到女性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的威胁时，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她认为，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是自私的、利己主义的，应当由无产阶级男女的团结来取而代之。可是到了后来，她转而批评社会主义的实践，因为她发现，女性的需要被男性统治的党的等级制边缘化了。于是，她要求在党内建立独立的女性组织，争取将女性问题挤进政治议事日程。她出任社会福利部长之后，为女性争得了法律独立权、婚姻平等权、合法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性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性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 （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son ； 139…140） 科伦泰的性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
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女性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女性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斗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 （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女性、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女性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女性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与女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丝黛西 （Judith Stacey） 和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牺牲女性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
一般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运动的基调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
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在女性运动第二波到来之前，也就是在两次女性运动之间，波伏瓦是女性主义唯一的声音。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在《第二性》一书中，波伏瓦除了论述“女性”的处境之外，还提出了“他者”和“他者性”的问题。但是在70年代末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看来，波伏瓦是认同男性的、生殖器中心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她的思想已经被人们抛弃了。人们现在赞美差异，认为波伏瓦把女人描绘为与男人完全一样的进入男性领域的人是对女性评价过低，她的两分思维方式以及她对女性身体的厌恶和仇恨，是没有高度评价女性品质的表现，究其思想根源是她接受了萨特的哲学框架。她的“独立女性”的形象是无子女的不婚的职业女性，而这一女性形象受到高度评价女性特征的人们的批判。
波伏瓦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但它对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在这一点上，波伏瓦的观点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致的；她们两人观点的区别在于，波伏瓦认为女性解放与作母亲这二者无法共存，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认为这二者是可以兼容的。这并不是因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生活的时代女人还无法避孕，无法轻易作出过单身无孩生活的选择，而是因为她十分看重女人的生育能力，把这一能力称为“女人生存的伟大目标之一”。（转引自Chapman； 203） 波伏瓦则把强调生育视为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她指出：“母性毕竟是使女性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我不是说每一个作母亲的女性都自动成为奴隶——可以有某些生存方式使母性不等于奴役，但现代的母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女性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女性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我们几乎不可能告诉女性洗碗盘是她们的神圣任务，于是告诉她们养育孩子是她们的神圣任务。”（波伏瓦，牧原编，第263…264页）
波伏瓦认为，人们已经接受了两性之间的既存关系，“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以致于最后再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几个世纪以后，当人们发现我们社会中女性所处的境遇，也会感到无比的惊奇，就像我们现在发现雅典民主政体中的奴隶制时所发出的惊叹一样。”（波伏瓦，牧原编，第76页） 波伏瓦在书中指出了男人如何将自己定义为自我 （self），而将女人定义为他者 （other）；如何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非主体。她犀利地指出，世上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男性；女性只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