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1012-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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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 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 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 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 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 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 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 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 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 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 “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 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 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 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 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 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 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 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 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 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 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 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 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 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 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 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 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 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 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 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 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 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 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 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 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 是:
“×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 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 徒刑。经判定,× 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 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 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 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 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 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 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 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 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 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 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 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 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 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 ”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 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 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 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 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 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 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 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 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 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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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 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 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 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 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 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 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 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 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 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 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 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 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 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 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 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 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常常半饥半饱站在舞台上为了唤醒民众,保家卫国……在我的记忆 里,我整天在叔叔阿姨们的怀里,被轮换地抱来抱去,他们教我唱歌。我像只惹人疼爱的小 猫儿。爸爸呢,他是最好的人,也是最爱我的人。我说他好,就凭着所有人看爸爸时的眼神 ——信赖、喜爱、尊敬,这是一种直觉;我说他最爱我,也是凭着他看我时的眼神——疼 爱、鼓励、信赖,时时还闪出令人兴奋的爱的激情。这也是一种直觉。直觉是孩子判断世界 的唯一方式,往往最准。
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说我爸爸是坏蛋,我会怎么反应?当然会坚决反对,可是很快又完 全相信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太简单、太纯洁、太天真了。我十三岁呀,老师们认为我还 要小得多。我们在院子里上课学习戏剧的“起霸”和“趟马功”,腿绷不直,老师气得把手 中的鞭子在空中挥舞,吓唬我。我呢,反而把鞭子抽落的海棠偷偷放进嘴里。因为我天真可 爱,又有很好的跳舞天资,培训班把我当做宝贝和尖子。还常叫我去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外 事活动,向外国首脑献花。记得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击中山公园游玩,那次选了我和一个男孩 子去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接过花,还和我拉手。我曾在日记上写道:“今天我给毛主席献 了花,一直拉着他白白胖胖的手,我真高兴。”这拿俗话说:对我的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可是忽然一天——这天正要派我去给来访的金日成主席献花,我已经打扮好,后脑勺儿 上扎一个玫瑰红带白点的丝带蝴蝶结,老师们都夸我漂亮,我兴奋极了——我的班主任老师 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沉着脸对我说:“你今天不要去了,你家出事了。”
“什么事。”我问,真是晴天霹雳。我对他下面的更没有半点准备。
班主任老师问我:“你知道右派是什么吗?反革命,敌人,坏蛋,你爸爸被划定右派 了。”
“我爸爸是最好最好的人,老师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浑身直打哆嗦,声音也打 颤。
他对我倒挺有耐心,一字一句地说:“老师是最爱你的。你应该听老师的话,你爸爸原 先不错,可是他现在变了,在单位里反对革命,他做的事是不会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你 是好孩子,他怕你知道后就要反对他,你在电影里不是也看过反革命吗!他们有的人开始是 革命者,后来成了叛徒,大坏蛋。懂吗?对,你懂了。老师也不愿意你爸爸变,但他变了, 你就要和他划清界限。”
我流着眼泪,信了,就这么简单,从此就和爸爸一刀两断。自他打成右派,直到他死, 我再没见他。
如果是现在,我才不信这套呢!
但那是五十年代,中国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