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世界是弯的-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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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出现新一轮的 “萨班斯·奥克斯利事件”，这种事件出发点虽好，但往往起反作用，造成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如果用于应对此次的次贷危机的第二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仍旧像之前那部萨班斯–奥克斯利金融市场改革法案一样，结果可能会使美国的银行业严重边缘化。未来的美国公司将不得不依赖于欧洲、日本和中国的银行进行融资。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会重蹈美国汽车工业的覆辙。
在次贷危机发生之际，当有人问起我金融全球化的未来（是的，在华盛顿的宴会和聚会上真的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总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总是回答：“去问舒默！”这里的舒默，是指纽约###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美国国会，他并不具最老资历，他甚至不是委员会主席，但是舒默是典型的国会领导者，因为他总能提供有效的监督，避免监管处方杀死病人。
他是华盛顿###党对冲基金组织的一员。这些年轻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金融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开始逐步掌握权力。如今，他们也和共和党人一样尽可能多地赚取对冲基金以及私募股权政治献金—如果不是赚得更多的话。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史上最繁荣昌盛的25年间成年。他们也从历史中得知前一时期的全球化市场是以全球化的大逆转而结束的。
在我看来，舒默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的关键领导者。他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在金融系统中出现的危险。他足智多谋，口才良好，能够缓和那些干涉主义分子的激进行为，阻止他们把当前的金融困难变成一场完全无法想象的噩梦。或者说，在整个世界继续考虑改革这个体系的同时，他也能慎重地在暗中破坏金融全球化。
我之所以认为这位参议员重要，一个原因是某种意义上，他是最初全球化的一部分。我第一次见到舒默是在1988年，当时日本的金融实力处于鼎盛时期。我那在财务省工作的老朋友内海诚（我在第5章描述过的东京策划会议上的那位）有了一个想法。国际派的财务省官员们试图跟随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步伐，开放金融市场。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派的官员们却抵制这一做法。那些金融机构也一样。内海诚说日本财务省将不会反对某些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议员来日本进行劝说。这一想法是通过对金融自由化的讨论打破僵局。但是，日本财务省应该正式邀请谁去呢？
我和当时的一位商业伙伴，理查德·梅德利给他提供了两个人选：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以及来自###党的舒默。他们完全不一样。加恩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保守的摩门教徒。舒默是个年轻、性急的自由主义犹太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他们两个互相看不惯对方。这也是为什么内海诚问，如果我们可以帮他忙的话，能否陪同这两位立法者一并去日本。我们这样做了，顺便还带上了我们的妻子以陪伴他们的妻子。
几乎从起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确定：舒默是个非常有趣的伙伴。如今，作为美国参议员，他被认为是2006年###党接管美国政权的幕后策划。而那个时候，舒默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国会成员—高、瘦，留着向后梳的黑发，显得非常精明。作为国会成员，他似乎想做一些改变。那意味着为资助了他的政治生涯的华尔街利益服务。
舒默的职业生涯自此起飞，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在我们第一次与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士见面之后，很显然，在美国方面，舒默将承担起责任。让我惊讶的是舒默能够敏锐地感知金融市场的运作。早在“全球化”这个说法出现之前，舒默在会议上和会议后就已经提出了金融全球化的意见。他对在###党内仍然得到大量支持的陈旧的贸易保护主义完全没有兴趣。
至今，我仍记得舒默某次陈述的具体言辞。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说话就像保守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杰克·肯普：“通过开放日本的金融体系，全球金融馅饼会增大，因此日本和美国金融机构都会从中获利。”舒默继续细致地描述了即将到来的金融融合的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把全球经济推向一个繁荣的新高峰。
在此期间有一刻非常让人吃惊。某晚，舒默在某个鸡尾酒招待会上向整个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发表了一段感谢性的致辞。到场者包括各个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日本经济发展巅峰时期的全部资深内阁成员。舒默告诉大家他非常荣幸能够造访日本，希望整个体系能够对国外的金融机构更加开放（包括允许国外机构在日本股票交易市场拥有更多的席位），然后他邀大家举杯共饮。面对着日本最有力量的这群精英，当他把酒杯高高举在空中时，他骄傲地称美国为“大哥哥”，而日本为“小弟弟”。
日本人马上觉得被冒犯了。日本人的反应很微妙，但很迅速：我们的妻子，原本站在整个招待会会场的中间听着演说，马上就被要求移到房间的角落。她们最后站在休息室入口附近，那个地方被认为更加“合适”。
一分钟以后，Setsuya Tabuchi—也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的主席，拍了拍我的肩。他那皮肤近乎古铜色的坚韧的脸上挂着十分诡秘的微笑。他60多岁，看起来像个在上千次战斗中拼搏而且生存下来的武士，总是穿着双排扣的西装。他手中的一小截烟就像架在三根指头上的鱼雷，有点像里根总统的主要战略家约翰·P·西尔斯的风范。
他没有用翻译，用英文跟我慢慢说：“那个国会成员关于‘小弟弟’的台词是你们的主意，对不对？如果你们污辱大伙，事情就松散了下来。非常聪明。人们会气愤，但最终他们会开始磋商。”说真的，我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我几乎能确定，舒默也不明白。我所能够确定发生的，仅仅是老套的社交失言—但它却奏效了。
尽管程度有限，但日本的金融系统立即开始对国外投资公司敞开。股票交易市场上也多了一些席位。哥哥和弟弟都繁荣昌盛起来。（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顺利，因为日本的银行降低了利率。这一行为也降低了日元因为市场自由化导致大量资金涌入而突然升值的风险，但是从那以后却也引发了非常危险的资产价格泡沫。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包括来自于美国财政部的压力，都让日本的这项政策作用受限。）
在此次日本之行中，查尔斯·舒默在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支持中饰演了一个关键角色。金融的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他以及其他关注全球化进程的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意愿，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负责任的控制措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以恢复对于这一体系的信心。
然而，对于###党对冲基金组织中的那些华盛顿精英而言，挺身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是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态度以及对于进口国外产品的不满情绪都在增强。但另一原因在于：尽管努力进行改革，我们逐步改进的金融架构可能还是无法充分应对21世纪全球化金融市场所诞生的复杂产品。结果，令人恐惧的有如过山车式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已经产生了，有时它是如此恐怖，以至于人们都希望逃到床底下躲起来。金融全球化可能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方法，用以配置企业资金和创造财富。但同样，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极端不稳定性的体系，缺乏一系列广泛的正式，甚至非正式的关于金融道路规则的理解。在经济衰弱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很难不去煽动大家对付恶棍。
此外，国会的监督者们可能会因另一个理由而变得胆怯：很难准确知道应该对银行采取何种措施。虽然那些贪婪的银行家表现得非常不负责任并把全球经济推向了层层险境，但是对于世界而言，银行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银行垮掉，世界经济和金融系统也就随之消失了。因为一旦我们摧毁了创造性和风险承担部门的现金供给，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殃。
历史上任何一部关于经济萧条的文献都是围绕着银行破产倒闭而写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金融恐慌中，中央银行家立马会担心一件事：民众可能会将大笔现金从银行系统取出（或者是现金从一个稳定经济体中的普通投资工具被转移到严格意义上的临时政府证券）。如果对未知状况的恐慌导致大量取现行为发生，整个银行系统的存在将会受到破产、无力偿还等因素的威胁。因此，即使是国会中最聪明的成员拿的工资，相对于应付如此重要和困难的挑战而言，都不算多。
在新的全球经济中，控制银行危机已经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恐慌往往犹如暴风骤雨般瞬间来临。如今金钱的流动极其迅速。甚至在20年以前，一个人需要拿起电话打给其经纪人或银行家来调动资金；而如今，所有事情已经简单到仅仅需要按下电脑键盘上的某一个键就能完成。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慌乱中立刻按下那个键从银行中提取存款，那么银行的负债将会因速度和数量骤然提升而难以控制。
在2008年3月，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将其纳入银行安全网络，整个金融系统也因此仿佛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海域。中央银行家举步维艰，因为过于慷慨而且宽泛的政府安全网完全能够将整个金融系统搅乱。政府保证所有金融机构的投资，这听起来很英明，但可能并非如此。那是因为，正如我们在这次次贷危机中所见，那些金融机构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脱险变得一点都不负责任，对于其他问题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可能会增加一系列无止境的金融泡沫，进而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而严格的监管限制会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贷款量的急剧缩水。如果政府保证犹如万金油，那么诸如房利美这样暗中享受了多年绝对保障的公司，在2007~2008年的信贷危机中应该会一帆风顺。但是相反，它和其他与之类似的公司机构成为了危机中的重点受害者。
在新的全球经济面前，决策者极度需要共同就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本质进行前瞻性思考，同时也要整体考虑存在的风险因素。就像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尔德·科里根在某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你不可能把整个宇宙都给保护起来。”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风险。威廉·塞德曼，美国金融市场管理部门的权威，则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述：“应该让一位受到神灵指引并且极其厌恶政府干预市场的天才来运营这个安全网络。”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果我们要拯救新兴的全球经济，决策者就必须把握时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政策界—包括中央银行家、财政部门的官员、重要政府监督人员、资深智囊团顾问，以及政治领导层的相关成员—需要重新搭建世界金融框架，进行如“金发女孩”般的指导，既不太温和，也不太强势。赌注已经不能再大了。毕竟，如果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发达国家主要调节机构都很难弄清楚次贷危机中真正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相信它们会了解一场恐怖袭击对金融界造成的影响呢？如果是一场完全针对金融系统本身的袭击呢？很明显，政界应该着手制订更有效的国际应急计划，而且要快。
为了防范各类金融危机，政策界同样需要建立“高瞻远瞩”的金融学说，或者至少是一系列非正式的共识。这一学说，无论正式与否，都必须包含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决策者必须如同实施外科手术般进行精确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胁到作为财富生产力量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经济“大思考家”一样。这些人设计了一套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之后60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的决策者需要具有同样大胆的思维，并且要告知公众他们已经建立了恢复经济稳定的新的金融学说。
在与自由市场的合作中，决策者需要设计一些方式来更好地报告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程度。由于金融产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都被捆绑起来，为了剔除暴露出来的金融毒害，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给受到保护的金融产品暂时松绑，以克服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必须有某种新的平台，使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定价更加标准化。
另一方面，决策者需要设法改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个办法是把这类机构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现联系在一起。在当前的系统下，除了声誉和利益上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此外，它们也无法享受到成功和准确评级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国会议员提议政府接管这些机构。对于任何对全球市场略有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的专家相比，政府官员更难以与如今世故圆滑和复杂深邃的金融市场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德国、中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这些问题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比如，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的中级市政和国有银行代表了“政治银行”的最糟表现。这一系统一直隐藏其次贷风险，直到为时已晚。随着这些机构的倒闭，它们只能被大型的独立银行所接管。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将这些国有银行系统转移到全球银行专家查尔斯·达拉拉所说的“市场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来。当然，市场化的银行也存在问题。它们也做过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们不会像国有银行那样听从于政府的直接政治领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上的失败正是因为其银行在政府决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导下，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资产负债表中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当时能更加独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一个更广的角度说，如今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