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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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庐山说情求保释　
　　张耀曾人在上海，心在苏州。6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与李伯申谈话的情形。“下午李伯申来，谈苏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陈诚允往庐山向蒋说情，宣告无罪，故不欲法院速审了结。适法院于调查证据概行拒绝，故借此申请回避，以延长时期，可得更有利之结果。”张耀曾闻此感叹，“凡事皆有表里，不可尽信表面。中国事大抵如此。”　
　　6月15日，沈谦拜访张耀曾，“谈前日赴苏，与杜月笙、钱新之、张季鸾同往，晤衡山诸人，商定再向蒋请予以无罪处置等情形。”　
　　在6月16日，也就是审判程序中止三天后，沈钧儒给沈谦的信中指出：　
　　镕西先生意见很对，但是只要经过庐山一行，无论是判决或撤回，法律尊严终已不能维持。其实法院吃亏，我们尽可不管。不过我们是顾全政府，并且愿意顾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几天倒不要紧，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续先弄清楚，俟判决或撤回后再赴庐山。汝可速以此与镕西、伯申、季龙三先生切实商量，如以为妥，再与杜、黄、钱诸公言之，至要至要。季龙今日交来速记稿已看过，还有家属出面申请停止羁押状稿，亦已略改，如送来签名，汝可照签。　
　　同日，沈钧儒又给沈谅写信，指出，“近来又有转变，或可由政府自动撤回诉讼，或判决无罪。惟我等说不定于下星期中即将离开苏，到庐山与蒋谈话，倘能融洽，则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真中国之福气矣。”　
　　6月17日的时候，保释出狱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沈钧儒家信言到，“星期五当然来不及，即星期六亦来不及交保也。至要南京有电到法院，办理自速。保人是否可就近请苏州朋友，印泉、仲仁二先生皆愿签字，已曾谈过也。昨日函所云，镕西、季龙诸公以为如何。”沈钧儒等对于此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八　尘埃落定　
　　6月25日第二次审理得以进行，审判长已经换为朱宗周，推事也全部换人，检察官还是翁赞年。在这次审理之前，被告们的辩护团先后于22日、24日向法院递交了《第二次答辩状》和《申请调查证据状》。此在沈钧儒6月26日的家信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昨日开庭结果，对于调查证据，只调取张学良军事审判案卷。当时审判长是李协和先生，我们深虑（检察官意思不太好，党部又如此，亦难怪我们要过虑）卷内文书或有故意篡改，加我们于不利（其实万不至于），望汝速访星如先生，托其将昨日情形详告协公，注意援助，切要切要。　
　　事实上，这次审理根本没解决什么问题。恰恰相反，对于当局者来说，却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次审理一不小心，就引发了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们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　
　　《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传开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7月2日，作家何家槐等13人具状投案，声称愿为救国与“七君子”承担连带责任；7月3日，上海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等20多人，具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要求收押；上海、北平的师生乃至普通老百姓亦纷纷参与。7月5日，宋庆龄、胡子婴、胡愈之等前往江苏高等法院要求入狱，给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浪潮席卷全国，蒋介石被迫发表抗日的强硬谈话，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疑问仅仅是如何释放而已。　
　　沈钧儒对于案件的一波三折牢骚满腹。7月16日沈钧儒给沈谅的信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一点：　
　　我事真太复杂，有一点无从说起。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有法律手续来对付。本来他们想于六月十一日一庭结束判罪，我等反对法官不肯调查证据，申请回避，于是改至二十五日再开庭。我等仍力持须要调查，法官允调张学良军法会审卷，因此到现在尚未得到第三次开庭消息。无过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外间朋友以扩大入狱运动相援助。　
　　五天后，对于“七君子”事件如何结束沈钧儒等仍不明就里，依然问沈谦：“杏弟只云杜说蒋意思很好，仅此一语而已耶！盼详告我也。”　
　　7月22日，张耀曾的日记写到，“上午，沈谦来谈，拟设法保释衡山，余认为时机犹早。”　
　　7月26日，张耀曾“上午，接谭理明电话，谓居觉生、王太狌等司法当局已决定准沈衡山等保释，请即转知办理云。当为拟一保释稿备用。下午，……电话告知褚慧僧请备为衡山作保。晚，约沈汝兼来，告知为衡山取保办法。渠谓黄任之亦通知此事，办法略同。惟拟定请杜月笙、钱新之作保云。余谓何人保均好，请月接洽。”　
　　7月27日，“上午，沈汝兼来谈，已晤杜月笙，决请作保。余嘱其往苏州详告乃父各种情形，自行做主。”7月28日，“上午，汝兼来谈，衡山意拟请寓苏友人作保，余赞之。”　
　　7月31日高等法院正式宣布：“由于被告等家庭困难，家属失其赡养，裁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8月1日，张耀曾的日记中写到，“沈衡山等七人已于昨二日保释，顷来电话知已归沪寓，因疲极不克晤谈，彼此道契阔，约再晤。”至此，这局法里法外的对弈，终于尘埃落定。　
　　（首发于渠涛主编：《中外法律文献研究》第1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模糊的高一涵（1）　　　
　　高一涵（1885—1968），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六安县南官亭人。幼时聪颖好学，13岁即能诗善文，14岁考中秀才。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次年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民国5年（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民国7年入北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积极宣传科学与民主。后与章士钊办《甲寅日报》，与李四光、丁西林等办《现代评论》，与胡适办《努力月刊》等刊物，不少文章被选入民国时期中小学国文课本。　
　　民国15年，由李大钊、高语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武昌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法科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政治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四？一二”政变后，脱离中共组织，避居上海，任上海法政大学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民国2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民国24年任两湖监察使，民国29年去兰州任甘宁监察使，抗战胜利后，回武汉复任两湖监察使。在十几年政治生涯中，清廉自守，敢于伸张正义，利用其身份多次掩护董必武、周新民等。　
　　民国38年4月，　
　　国民党政府委托其为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拟挟其南逃，他坚辞未就，隐居南京，与中共秘密联系，和朱子帆、沈子修等民主人士，为迎接南京解放做了不少工作。南京解放后，先后任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江苏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著作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翻译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另有诗集《金城集》。1968年病逝，葬南京雨花台公墓。　
　　2005年9月15日，正好是《新青年》杂志创刊90周年纪念日。提及《新青年》，人们一般会想起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至于其他运动的健将们，现在大都静放在图书馆或者档案馆了，人们不一定知道。就比如高一涵，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他是干什么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同时，他在政治学领域累计留下《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以及译著《杜威的实用主义》、《杜威哲学》等著作，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学史上，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那么，高一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一　早年高一涵　
　　由于很多原因，关于高一涵的直接资料很少，即便零星地看到，也只是在个别人物传记或者学术发展史中，偶尔有人能够提到他的名字。关于高一涵学术思想的研究，相关著作亦很少见。在网络上搜索“高一涵”三个字，关于高一涵的介绍，最全面的资料居然还是来自高一涵的故里安徽省六安市政府的网站上。　这则资料给我们提供了早年高一涵的模糊的背影。　
　　高一涵生于1885年，卒于1968年。原名永浩，别名涵庐、梦弼、笔名一涵。六安县南官亭人。幼时聪颖好学，能诗善文，在当地颇有声名。十三四岁的时候，高一涵参加童试，考中生员，成为当地有名的少年秀才。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高一涵转而就读于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于1910从这里毕业。有高一涵的研究者指出，“进入高等学堂读书是高一涵一生的重大转折，在此他不仅受到了辛亥志士的‘宣传教育’，而且开始接触到‘西方文明’。”　1911年，高一涵随留日大潮，自费去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开始系统地接受西方政治学说的理论和理念。由于家境贫寒，且自费留学，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高一涵在日本期间已经开始写大量的评论文章投稿，就此多少挣点稿费补贴日常生活，并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其文风老练而富含激情，颇得编辑们的青睐。由此，高一涵亦先后参与了《苏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等的编辑工作。在日本期间，高一涵结识了章士钊。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流亡日本。在黄兴的支持下，创办了《甲寅》杂志。《甲寅》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自任主编，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复辟帝制为宗旨，约集了其时在日本的陈独秀、杨永泰、易培荃协助编辑事宜。　高一涵于1916年7月回国，先与李大钊儿一块办《晨报》。结识章士钊之后，亦与李大钊、陈独秀、杨端六、周鲠生等一道，成为《甲寅》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正是由于这段经历，高一涵、李大钊等被时人称为“甲寅派”作家。胡适先生对于甲寅派的政论文评价颇高：　
　　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是一个重要的文派。但是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使用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　
　　散文的作者。　
　　章士钊本人对于李大钊、高一涵等，亦非常赏识：“愚违难东京，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也。”见《甲寅》周刊1卷15号，第3页，转引自白吉阉：《章七列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可惜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高一涵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无法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轨迹。　
　　二　《新青年》的“二把手”　
　　1918年高一涵进入北京大学，在编译委员会工作，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教授。　
　　也正是在这期间，高一涵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作为《新青年》的“二把手”，并协办《每周评论》，成为科学与民主理念最为积极的宣传者之一。研究者评论，“在《新青年》的报刊活动，不仅奠定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领袖的核心地位，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书写了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章。”　关于陈独秀的部分传记作品中，有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这一段经历，一般都是同时提及陈独秀和高一涵，比如郑学稼先生就认为，“在《新青年》阵营中，尤其是在创刊伊始，除了陈独秀，发表文章最多、分量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当属陈独秀最为重要的助手，地位仅次于陈。”　陈独秀同乡人朱洪在《陈独秀风雨人生》中也提及：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　
　　据统计，前后九卷的《新青年》中，高一涵总共发表计28篇。　这些文章当中，脍炙人口的有《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师主义”》等。　
　　三　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在《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之前，高一涵在这份杂志上已经发表了部分时论和政论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上分三期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以下简称“共文”，笔者注）。　“共文”　先谈到了共和国家的实质，系统分析了自由在“共和国家”这一制度设计中的精义，并高度评价了舆论自由对于自由和共和国体的重要意义。高一涵对专制国家与共和国家的做出对比：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何勤华、李秀清编：《民国法学论文精粹？宪政法律篇》，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专制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专在主权者一身。共和国家，其兴衰隆替之责，则在国民之全体。专制国本建筑于主权者独裁之上，故国家之盛衰，随君主之一身为转移。共和国本建筑于人民舆论之上，故国基安如　
　　泰山，而不虞转退。为专制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在格君心之非与谏止人主之过，以君心一正，国与民皆蒙其庥也。至共和之政治，每视人民之舆论为运施。故生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