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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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谢怀栻结束了在台湾地区的推事生涯，在家乡闲住近半年时间。1947年6月，谢怀栻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地方法院民庭推事。1948年8月起，谢怀栻先后担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一直到1949年11月。
旧邦新命之际，谢怀栻谢绝了亲友的劝告，留在了大陆。据谢英说：
1949年，父亲的很多同学、同事纷纷去了台湾、香港和美国，他们都劝我父亲也离开大陆，有的人甚至在台湾、香港给父亲找好了工作。当时我姑姑一家也去了台湾，姑姑为了让父亲随后就去，走时带走了奶奶。父亲曾经有过和大家一起去台湾的想法，而且他有在台湾工作过的基础，但最终还是留在了大陆。1988年奶奶在台湾去世，父亲接到姑姑的来信后掩面而泣，说自己未能尽孝。
多年后谢英问谢怀栻，是否对于1949年留在大陆后悔，谢怀栻笑言：“现在咱们不是都很好吗。一家人团聚了，你们都长大了，都靠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不是很好吗。比起那些家破人亡或者孩子没有机会上学的人，我很知足。”
三 初识新法学
1949年初，随着此前一年中国共产党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而发动的淮海、平津、辽沈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两党内战中，国民党一方的败局已定。“随后的一切急转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毁，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对于国民党来说，一切都要结束了；而对共产党而言，意气风发的时代刚刚开始。在法律领域，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在尚未完全取得政权的时刻，大张旗鼓地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 1949年2月22日 ，共产党方面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于1949年9月招生，11月开学。 谢怀栻作为“旧法人员”前往学习。和谢怀栻曾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共事的徐鹤皋回忆说，“1950年10月新法学研究院第一期结业后，谢老和另外几位曾经在大学任教的学员都留院担任辅导员，1951年接着办第二期。” 并在1951年2月担任新法学研究院辅导员。
1951年的时候，谢怀栻专门撰文《我怎样摆脱旧法影响？》，谈及自己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改造的经验：
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件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件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如果仍旧要去钻那些“理论”；结果就会让自己钻了进去；爬不出来；仍旧陷在那里面了。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的；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
1951年末，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和司法部司法干部轮训班一道并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彭真担任首任校长。谢怀栻成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教员。徐鹤皋回忆说：
谢老在干校担任教员的期间，是在哲学教研室工作，他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编写学习教材、翻译外文法学资料，以及下班辅导、为学员解答问题等等教学工作上。我和谢老虽然不在同一教研室，但经常一起开会听报告，遇到法律上或翻译上不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向他请教。他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笔头神速，工作效率之高是我们一般教学人员不能比拟的。
谢怀栻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时开始了俄语学习，而且学习进步很快。陈盛清先生举此例，说明谢怀栻学习效率之高：
以学习俄语来说，我们起点相同，开始时在中央政法干校由孙亚明同志从字母发音教起，后来坚持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学习班‘无疾而终’。我按部就班，凭借收音机收听中苏俄文夜校刘光杰先生播讲俄文初级班一年、中级班一年，然后又参加中苏俄文夜校举办的‘俄语翻译讲座’学习。同时俄汉对照，自学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传略》。在此基础上，开始应法律出版社之约，翻译俄文版《资产阶级国家刑法史》（译了10万字，因反右而中止）。而他却早已通过自学掌握了俄语，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法学理论的若干词条，分别出版。记得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些疑惑，请教于他，他对答得头头是道，解开了疙瘩，对比我来说，我学习态度古板，慢腾腾地走稳步，他则是聪明精进，速度很快，我远愧不如。
从1951年12月到1958年3月，谢怀栻一直都是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教员。肃反运动开始后，谢怀栻亦受到了审查。1957年时，谢怀栻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座谈会上，发言说：
以我自己为例。在肃反中是先做出结论，然后逼着你去承认。这种作风极其恶劣。例如，硬要我承认对土改不满，斗了几天，后来我只得承认，自动投案。“帮助”我的同志笑逐颜开，说这才合乎规律。又如硬要我承认在三反中动机不纯，写了检讨。又如硬要我承认是“C？C？”，我后来就承认了。有的党员对我说：“你是聪明人，只要你的检讨符合我们的意图，你就可以过关，否则还有麻烦。”这种作风太危险了。……我在此附带声明：我在肃反中写的关于思想动机的检讨，很多都是逼出来的，是不真实的。
肃反以后作了很多善后工作；这表明党的伟大。肃反结束很久；有些同志同我谈了话。讲话后还要加个“但是”：一是你的历史本来复杂；因此自己也要负责；一是虽然搞错了；但对你也是一次政治上的锻炼。是否可对每个干部都来这样一次锻炼呢？本来说清楚了就算了；带上这个“但是”；反而使人不愉快了。
在肃反的过程中，大兴交代历史问题之风。像谢怀栻先生这样，曾经在
国民党政权下工作过的人，无疑成为运动的重点。还好，谢怀栻先生“只得承认”了有关事实，总算过了关。只是，在1957年主要针对知识分子发动的反右运动中，谢怀栻能过关吗？
四 “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
1957年五六月间，时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的吴德峰应中央之命，积极动员政法界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北京市法学界先后于1957年5月27日、5月30日、5月31日、6月4日、6月6日、6月18日等连续举行了十余场北京法学界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谭惕吾、杨玉清、吴文翰、陈体强、陈建国、楼邦彦、吴传颐、张映南、俞钟骆、谢怀栻、陈盛清、吴家麟、杨鹏、卢蔚乾等政法界人士发言。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人士后来全部成为“右派”。
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6月4日第4次会议上，谢怀栻做了题为《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肃反运动的法律问题》的发言。
谢怀栻主要从建国以来的立法指导思想问题、政法干部的教育问题、肃反中的法律问题等几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建国以来的立法指导思想，谢怀栻基于立法迟缓的现状寻找原因，归因于“以政策代法律”、“领导同志对审判错误的原因没有很好研究”、“‘经验爬行主义’倾向”三方面。对于政法干部教育问题，谢怀栻强调了政法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把各层次的政法干部教育机构合并，“集中力量和师资办好一个学校”；对于政法干校，谢怀栻认为“政法干校对于训练在职干部和培养师资两个基本任务并没很好地完成”，学校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干校训练干部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科学研究根本不受重视、学校宗派主义严重、不执行精简节约的指示、司法部对学校只看表面，没看到实质、缺乏一个给在职干部看的刊物等等。对于肃反中的法律问题，谢怀栻指出，“就中央政法干校来说，是指：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且是长时期的限制人身自由；违法搜索被侵害人的住宅、行李、物件，并且扣押，甚至于损毁这些物件；违法检查别人信件、扣押、乃至损毁这些信件”，谢怀栻并认为，“政法部门如此，其他部门则更不消说了”，“建议人代会和政协检查肃反工作时，以检查法律问题为重点”。
不久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亦举办了座谈会。谢怀栻又对政法教育的问题，做了《关于政法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的发言。 谢怀栻主要指出教学工作中的问题、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肃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等。谢怀栻认为，在教学中主要有三大问题：培养教员方面，空喊培养，前紧后松，把“干中学”搞成空洞的事情；同时，把讲课当成政治待遇；在教学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教材方面，我们东抄西抄等等。在科学研究中，谢怀栻以科学讨论会的一再延期，说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来领导科研工作。在肃反工作中，谢怀栻以自身的遭际为例子，认为主观主义太严重，上文已细言，兹不赘述。
谢怀栻自述，“毕业后不到十年，我就进入新社会。当时抱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投身于改造和学习。但是旧的东西纠缠着我，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终于在1957年沦落为右派分子。” 而导致谢怀栻被划为右派的，则正是上述这些言论。尤其是6月4日谢怀栻在北京市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的形式发表：
谢怀木式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
在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木式谈到了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他说，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点上有问题。过去流行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法律。
谢怀栻说，有的人认为过去的时期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认为没有民法刑法不足为奇。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
事实上，谢怀栻先生被划为右派，也和其他因素有关。比如芮沐先生亦在同一篇报道中发表了关于立法问题的观点，谈到立法的速度“走得慢一些”，但是芮沐则在反右运动中安然无恙。1957年的6月11日，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谢怀栻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奇怪的是，“在对他的批判中，‘反对以政策代法律’成为重点，立法缓慢的问题倒不被重视了。”
在1957年9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发表了《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文章，专门批判“反对以政策代法律”问题。
谢怀栻自述，“1958年，我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离开了工作岗位，去接受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度过了十六年。” 谢怀栻“被打为‘极右分子’（北京法学界黑帮头头），他失去了工作，并在未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发配至北京国有农场劳动改造，随后被命令至新疆建设兵团。谢怀栻必须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是在严冬下的水渠工地。但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他还借助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俄语。多年以后，当话题谈到新疆时，他只说道：‘一个美丽的地方，硕大的葡萄……’多余的他便只字未提。” 和谢怀栻有类似经历的江平先生坦言，“说到底，当年批判的所谓‘旧法观点’就是‘言必称法律’，就是要‘以法律代替政策’。把法律看作是统治的‘工具’，还是统治的‘圣经’，在当时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谢老就是‘以言获罪’，‘以法获罪’。”
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谢怀栻被发配至北京市清河农场劳动教养。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谢怀栻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谢怀栻曾告诉方流芳个中情形：“我开始浮肿，从足踝上行，渐至大腿。有人说，水肿到腹部，就无药可救了。”“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并不知道‘浮肿’与饥荒有什么关系。此时，一个医生‘右派’私下告诉别人，在苏联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之后，也出现过大量‘浮肿’病例；营养不良导致血液的蛋白含量降低，体液渗透到皮下，眼见之形为水肿。不久，这位医生被人告发，递解到严酷苦寒的东北镜湖泊农场……我瘦小，消耗少，这也许是我能够幸免的原因。” 何其的触目惊心？
1962年6月劳动教养结束后，谢怀栻继续在北京市团河农场劳动至1966年7月，才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劳动。谢怀栻被劳改前后，妻子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得不与其划清界限
离婚，其时，女儿谢英只不过是个3岁半的婴儿。等1979年谢怀栻回来，得以和妻子复婚时，父女才在北京认识，女儿已经25岁。
面对此骨肉分离、身陷囹圄之惨烈景象，谢怀栻并未怨天尤人，他不爱说这些，“他多次对母亲和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要向前看，等我们以后老的走不动了，再把那些事拿出来当故事讲。” 只是谢怀栻终生未对此段经历说什么，至多只是零星地指出，“右派分子个人吃下的苦果只是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国家因此而受到的灾难可是太深重了” ；或者说，“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看着我热爱的祖国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们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