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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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6月7日，身患重病的张耀曾，在日记中更进一步表达了对于法律尊严的绝望情绪：“午后，接沈衡山来信，谓十一日开庭，请出席。但余病体如此，既不堪长时劳动，又于本案毫无准备，且本案如何办理，当局业已决定，法院仅为傀儡，无论辩论如何，均无影响。余又何必牺牲健康，作此无益之举？急作书寄衡山告以病情，请撤回委任，另委刘崧生或张季龙。”　
　　1937年6月11日，已经被社会舆论称之为“七君子”的沈钧儒等人，如期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接受审讯。张耀曾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沈钧儒的辩护律师李伯申的谈话内容：“下午李伯申来，谈苏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陈诚允往庐山向蒋说情，宣告无罪，故不欲法院速审了结。适法院于调查证据概行拒绝，故藉此声请回避，以延长时期，可得更有利之结果。”　
　　接下来，张耀曾还感叹说：“凡事皆有表里，不可尽信表面。中国事大抵如此。”他所说的“不可尽信表面”，虽然不完全是针对沈钧儒，沈钧儒对于法律尊严的并不真诚，在他两天后写给儿子沈谦的信中，却表现得相当明白：“镕西先生意见很对，但是只要经过庐山一行，无论是判决或撤回，法律尊严终已不能维持。其实法院吃亏，我们尽可不管。不过我们是顾全政府，并且愿意顾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几天倒不要紧，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续先弄清楚，俟判决或撤回后再赴庐山。”　
　　在同一天写给次子沈谅的家信中，沈钧儒进一步表白说：“近来又有转变，或可由政府自动撤回诉讼，或判决无罪。惟我等说不定于下星期中即将离开苏，到庐山与蒋谈话，倘能融洽，则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真中国之福气矣。”　
　　由此看来，此时的沈钧儒，确实没有敌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主观意愿。然而，他此前所说的“我与各友质直坦白过去绝无背景”，却不符合救国会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掌控和秘密操作的历史真实。关于这一点，作为救国会核心成员的沈钧儒，在7月16日写给沈谅的家信中表示说：“我事真太复杂，有一点无从说起。蒋对我等似有谅解，曾由杜月笙、钱新之、黄任之等到苏州来过两次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外间朋友以扩大入狱运动相援助。”　
　　一位执业律师的第一职责，应该是依法行事而不是法外救国。凌驾于法律程序和法律尊严之上的“救国无罪”，出自“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之口还情有可原；出自62岁的法律人沈钧儒之口，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无论是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爱事业、爱父母、爱异性，都必须限定于以人为本的法律框架之内，而不能够凌驾于个人尊严和法律程序之上。　
　　三、高一涵的模糊面影　
　　《新青年》时代的高一涵并不是一名法律人，而是在胡适的帮助指导下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人。关于这一点，他在1920年4月2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胡适的书信中表白说：“适之兄：看见你这回来信，一望便知是在著作时候写的。你说学问不到用的时候，不觉得不曾懂得，不觉得没有系统。这真是经验的话！我从前东涂西抹，今天做一篇无治主义，明天做一篇社会主义，到现在才知道全是摸风捉影之谈。我以为现在‘新思潮’也多犯了这个大毛病。”　
　　我在《历史背后》一书中，以《高一涵的误写历史》为标题，着重介绍了高一涵在1949年之后，为配合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以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身分对于相关历史事实的歪曲改写。从《剪影》中的《模糊的高一涵》一文，我意外读到了晚年高一涵认真执着或者说是良知未泯的另一面。　
　　在1949年的历史拐点上，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高一涵做出的政治选择是留在大陆。随后他出任了南京大学的政治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为了挽留年轻一代的法学家杨兆龙到东吴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他主动表示愿意让贤。事实上，高一涵的院长职位并没有让给杨兆龙，而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他因为法学院惨遭取缔而被迫“下岗”或“转岗”。　
　　1957年5月16日下午，民盟南京市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号召高一涵等十位法律学者“大鸣大放”。5月19日的《人民日报》，在六版头条以《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为标题，对这次座谈进行报导。这其中以高一涵的发言最为大胆：“有人说南京大学重理轻文，其实，社会学、法律学更被轻视。马列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原则，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有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这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补弄那个改造的吗？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加强法制，但谁来订法，现在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上没有，有时判错了，有时就无法判案。记得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把南大法学院取消了，领导上说：取消是国家政策要这样。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还要我作检讨，但我的思想还是不通。”　
　　当这场“大鸣大放”演变成为“反右派”的政治运动之后，老资格的高一涵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却被剥夺了江苏省司法厅长的实质权力，他从此变成了挂着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官衔的一名闲人。1968年，高一涵以83岁的高龄离开人世。　
　　四、“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吴经熊　
　　比起仅仅留学日本的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等人，真正拥有程度不同的现代制度意识和法律精神的，是陆续从欧美各国学成归来的蔡元培、丁文江、章士钊、陶孟和、胡适、王宠惠、罗文干、顾维钧、王世杰、杨端六、陈源、徐志摩、李四光、丁西林、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罗隆基、吴经熊、钱端升、杨兆龙、梅汝璈、周枏、王名扬等人文学者和政法学者。也正是由于这些欧美留学生过于文明、过于绅士，或者说是过于费厄泼赖（fairplay），他们在不讲制度规则和程序正义的政治运动和人事纷争中，往往会被置于失败流亡的悲惨境地。　
　　先后留学于美国、法国、德国专攻法律的吴经熊，原本应该是最具有现代制度意识和法律精神的一个人，事实却并不尽然。在吴经熊自己的著述中，最为著名的是他以天主教徒而不是法学家的口吻写作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台湾学者曾建元认为，吴经熊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世界级的法理学家，也是中华民国法制的重要擎划者。”大陆学者许章润，关于吴经熊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标题为《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　
　　按照我自己并不成熟的理解，现代文明社会的宪政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经过血与火的曲折碰撞而共同孕育的以人为本的人道果实。欧美文明之所以能够从原始荒蛮的血腥仇杀中，结出以人为本的人道果实，其根本基点首先是《圣经旧约》里面上帝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一再立约的契约意识，或者说是程序正义优先的自律互动意识；其二是《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确立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意识；其三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各国对于古希腊文明特别是古希腊悲剧所表现的“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人文精神的重新激活。　
　　与欧美基督教文明所承认的人与上帝之间可以双向互动的契约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人权意识截然相反，《诗经？小雅？北山》所张扬的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奉天承运”、“天人合一”、“替天行道”的一元绝对的独占意识。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天子”自居的周朝国王，对于全体国民从人身自由到财产自由再到精神自由的全部人权，不容置疑地绝对占有。到了20世纪初，另有以俄为师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只允许自己“革命”而不允许别人“反革命”，只允许自己“主动”而不允许别人“反动”的一元绝对思维。在这样的话语系统里，从来没有为现代文明社会以人为本的宪政制度和法律精神，预留下足够的空间。直到欧美现代文明在船坚利炮的浴血碰撞中侵入中国大陆，这样的一元绝对的极端思维，才开始稍有松动。来自欧美的自由民主意识和现代法律意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以“超人”自居还是以“超越”自居，大凡是走火入魔的一种铁证。自以为“超越东西方”的吴经熊，其实是抱着极其根深蒂固的“皇帝即天子即国家即民族即导师”的一元绝对、唯我独尊的极权意识，去理解学习欧美文明社会的法律知识的。1921年5月，他在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的资助下来到巴黎大学，打算“利用在巴黎的机会，尽可能地多读多写，尽量仔细观察，深入思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使中华文明跟上时代的步伐。”　
　　二千年前的耶稣基督，是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确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观念的。二千前后的吴经熊，却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要拯救我的国家，启蒙我的民众，振奋我的民族”的“中国人”，而不是比普渡众生的耶稣基督更进一步，把自己成就为大同人类中不分种族而人人平等的一名自由人和文明人，进而把这种现代化的大同理念，在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中间推广普及。作为这样一种狭隘国家观和狭隘民族观的极端推演，便是当下中国大陆一再轮回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之类阿Q式的话语霸权。　
　　1930年“一？二八”事变后不久，吴经熊应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孙科的聘请，出任国难会议会员，并于1932年4月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在此期间，他接受三民主义并成为国民党党员。1933年元旦，吴经熊应孙科邀请，到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开始长达十五年的立法委员的生涯，直接参与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36年5月1日，由吴经熊主笔的《中华民国宪法》，由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并于5月5日正式公布，史称“五五宪草”或“五五宪章”。在此之前，吴经熊在《东方杂志》1935年第33卷第13号公开发表长篇说明文章《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特色》，其中表现出的并不是法学家独立公正的中间立场，而是绝对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党员的党派立场：“从前欧美的人，他们争自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我们现在争自由，是以团体为出发点。我们所争的自由，是国家的、民族的自由。中国现在的情形，和欧美人民争自由的时候，大不相同。当时欧美的人民，喘息于封建制度或专制主义之下，和我们现在的情形不同。欧美人民的大问题，是怎样救自己。我们今天的大问题，是怎样救国家、救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早就陷于被压迫蹂躏之下。眼前的情形，较前更坏。我们要救国家，救民族，则不得不要求个人极力牺牲他所有的自由，以求团体的自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宪法草案’不得不采法律限制主义，于规定权利各条，加上‘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各条。”　
　　在吴经熊眼里，已故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依然是中国传统的“皇帝即天子即国家即民族即导师”的绝对天理的化身：“我们从‘宪法草案’第三章‘国民大会’看来，便知道我们的‘宪草’的第一个特色，为政权于治权之划分。……据此，人民不必有管理政务之能力，而可以享有直接管理国家政治之实权。这是分开‘权’与‘能’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总理高出于卢梭和罗摩的地方。”　
　　正如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及其御用文人，都要对前朝的滔天大罪予以口诛笔伐一样，吴经熊在《中国新旧法制在哲学上之基础》中，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旧法制”：“我国旧法制之阴阳五行不平等的观念一定要完全摒除，要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思想体系，同时对于我中华固有道德的精神也要充分发挥。……我国是讲三民主义，不是讲个人主义的。所以他和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同。它是以人为本的，而非以物为本的，所以它又和共产主义绝对不同。它是独树一帜的，它是最先进法制的础石。”　
　　事实上，所谓的“以人为本”，恰恰是以精神生命体的个人本身为根本支点的人道主义或个人主义，而不是把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架空抽象之后，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宏大叙事为根本支点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借用马克思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说，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吴经熊所说的“一个完全平等的思想体系”，本身就是从耶稣基督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神道理念之中，经过血与火的战争杀戮逐步衍生出来的在法律制度及其它一切公共事务面前的人人平等。这其中包括精神生命体的人本身即自然人，与国家、民族、政府、社团、企业之类的法人或准法人之间的相互平等；而不包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绝对“天理”的不“平等”。作为长期留学欧美的法学专家，吴经熊偏偏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最为根本的人文精神盲目无知，难怪他要在1937年拋开自己的法律职业转向“三民主义”的党派信仰，进而在已经生长出以人为本的人道果实的二十世纪，还要回过头去皈依前文明时代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