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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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玻涸俜猛趺锝淌凇罚鞘巧细鲅冢笔蔽颐钦谘姓ā：驼馄恼峦北蛔窖Ｂ厶成系模褂辛硪黄赜诜扇说奈淖帧侗灰磐�30年的中国法律精英》，在这篇文字里提到了周枏还有其他一些年华已去的曾经的法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回避了寻访者的询问，以充满恐惧的话语说，再也不愿从事这方面的任何工作了。另一些，终于能重操旧业了，然而，空间有限，他们也早已垂垂老矣！当他们的生活被无情的改变，从而生活在悲剧中时，他们习惯了在悲剧中生活。但是这种由这群人顽强的承受者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无以复加和不可挽回的创伤，社会在这样的创伤下，能支撑多久，有没有能恢复的时候？他们老了，去了，悲剧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结束了，但如果他们之后一切如故，即使是到人们顺从到再也无法理解悲剧，悲剧因此就会结束吗？
是谁从历史深渊中找回了中国的尊严，谁又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到的是，如果没有晚清和民国那段思想的爆发和积蓄，如果没有一些人后来的顽强，很可能就无所谓今天的中国了。那篇关于被遗忘的人群的文章最后写道：“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法院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yu（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当老一代谢去以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将来会不会存在一个在思想世界中没有地位了的大国家？
2007年
陈夏红：鲜活法史的记叙者
郑霄
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远非人们料想的那样简单，人类身上惟一能让历史栖居的处所，就是记忆。而记忆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并非无法
解决。2006年夏，陈夏红以他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给人们、给学界一个崭新的思路。法史的叙述性重建，因为有了年轻学人的参与而变得鲜活起来，生于1981年的陈夏红，因为拥有历史的眼光和远大的视野，显得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见到陈夏红是在见到他的文字之后的事情，初看网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让人怀疑出自饱经岁月沧桑的心灵，好在另一段自叙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龄“……千禧年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眼下隐居昌平军都山下‘舒云居’，准备挣若干工资奖金，拟用来还贷款娶老婆买房买车，了此纸笔残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现实愿望，又想隐居“了此纸笔残生”———活画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态：刚入社会踌躇满志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遭遇现实后却想独善其身。
眼前的陈夏红身着宽松的有点皱的休闲衬衣，个头不高，头发不多却长得足以束起来，让人不禁想到西北风沙肆虐下的胡杨林。他在北京多年乡音不改，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到浓浓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写在网上的自叙的文字：“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童年的陈夏红像一颗倔强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里顽强生长。“那时候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我曾经到工地上搬砖头，搬了一个假期才挣了两百块钱。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现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说这话时，陈夏红下意识地看了一看自己的双手。陈夏红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当记者后第一件令自己满意的事是跟随一个民工一路打工的经历做的一次报道。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打量这社会。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里的滔滔不绝，现实中的陈夏红话并不多。这也许是他讷言多思的明证。战地记者唐师曾在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写道：“听陈夏红这样的木讷学生讲真话，连我都着急———着急！索性不听，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实文字。”
关于说话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大学毕业时，陈夏红就考虑过。一个学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种：一、登上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二、成为新闻记者，借助公众对时事的兴趣发表意见。三、著书立说，以写作来拓展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刚毕业资历浅，不敢误人子弟，那么就当一名记者吧！以记者名义的采访让他接触到许多法律大家，他边看边说，边走边叙。
写作本身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写着写着，那些资料背后的岁月，口述背后的人物的命运打动了陈夏红，他开始有意识搜集整理这些法律人的资料背景，试图用一个个点，绘制出一幅历史命运沉浮的画卷。至此，陈夏红找到他认为的优于新闻记者的更好的事业。他开始了写作。
写人物，说命运，讲故事，以这种方式叙述法史，是陈夏红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认为目前但凡法律史，无外乎思想史和制度史，在教科书上只看到抽象的制度，已成体系的思想，没有鲜活的人物命运。“我们的法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面目狰狞的教科书体系，动辄‘出法入礼’、‘民刑合一’之类让人找不着北的宏篇高论。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还有一点希望就是让多姿多彩的法史更加具体一点，更加有趣一点。”陈夏红在他的书中这么写道。
到底要多少人的故事才能代表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人？到底要多少资料才能详尽地描绘一个人的一生？面对这个问题陈夏红摇了摇头，不无遗憾。好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历史有太多的语焉不详。他所做的，是尽一个年轻学人的责任来保护和回馈历史。为写此书所付出的奔走、探访、求索，是一个继承者对许多逝者的致敬，同时，也是这个继承者获得的巨大遗赠。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陈夏红不会不知道，他的调查探究，思考写作，他的历史意识，正在慢慢进入人们的心灵，唤起记忆。
文史修养深厚的法学家陶希圣（1）
沈 宁
（美籍华裔作家）
今年七八月间短暂回国，承陈夏红先生赠《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册。返回美国后冗务缠身，最近才拜读完该书，很有感触，想到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本也是百年法律人之一，故急就一章，奉上请方家指教。
现在中国，估计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听说过陶希圣这个人。但1949年前，那是个全国媒体几乎天天见得到的名字。他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做过北伐军的中校，领导过社会史大论战，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他是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军衔中将，替蒋介石执笔写出《中国之命运》，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多年间蒋介石的所有文件和公告，都由陶希圣先生起草。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日报》总主笔，主持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数十年。他是我母亲的父亲，是我的外祖父。
不过，就算听说过陶希圣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多半也只知道他是文史专家。其实我的外祖父，本是学法律专业出身，抗日战争以前更多是做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在法律之外，文史修养较常人更加深厚，而且他的文史学问后来获得了更大的发挥，所以反倒喧宾夺主，成了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而不再被当作法学家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年间，是很普遍的。中国古代读书人家，都是文史传家。就算学数理化专业的青年，大半也都是自小诵读文史经典出身。物理学家钱学森先生如此，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如此，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也是如此。想一想，留学生出国后学什么专业，国内朝廷是管不着，但中国早期官费留学生首先要能得到选拔出国才行。而当年朝廷里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的官员们，都是读文史考科举出身的，只有文史学问深的青年，才可能被选中。那些年里，光会算些数学题，没有熟读四书五经，是绝对考不上留学生的。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苍埠镇陶圣六村，他的父亲中了进士，在河南湖北两省做了很多年县官和省官。清末民初的科举进士官宦子弟，大多从小勤恳读书，很少如当今的高干子弟或暴发户子弟那样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外祖父三岁始读四书五经，背不出来先生打手板。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
外祖父预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开始读法律专业。外祖父给我们讲过几个他读法科时的故事。显然是这些学生时代的经历，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晓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运动后第二天，第一节是刑法课，张孝教授是国家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学生都围着他，问他昨天发生的动乱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现任法官，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事后司法部总长朱琛先生对张教授讲出这八个字，非常不满，大加申斥。第二节课是宪法，锺赓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参事。他走进教室，把书放到讲桌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教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的风声。锺教授又抬起头，说一句：“我们中国……”他的泪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讲桌上，再也说不下去。全班同学声泪俱下。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时，外祖父发现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国日本法典为蓝本，就想学德日两文，得知德文难学，便赶紧学日文，以便能够阅读日文原著书籍。外祖父说，当时买日本法律书籍很方便。只须写信给日本东京丸善书店，指定书名，那书店便照单寄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邮局，由邮局将书名及价钱通知订购人，订购人到邮局付钱取书。用此办法，外祖父买到不少日本专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个小公寓，书架上的书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课之外，就在家里自修。
除读法学书，《宋儒学案》以外，外祖父大学三年级时，还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拉马克的《生物学》之类。当时在松公府，有个小书店，叫做共学社，外祖父常到那里去买些新书来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最觉有必要细读的一本书，是王星拱著的《科学方法论》，可惜读不大懂。
大学三年级过年前两天，北京的报纸出了十七个题目，征修订民法的文章。外祖父决定应征，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万字。高一班同乡黄先生也应征，外祖父便与他讨论。他看过外祖父的文章说：法学文章不可太长，要有条有理，简洁扼要。别人说十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说不清，说十句还是说不清。外祖父觉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缩成三万字，每段加小注，说明引文来源。改好以后，用小楷抄清，钉成一册，送到民法修订馆。
结果外祖父的这篇文章获得第一名，奖金是一百元。他用这笔钱，向东京丸善书店订了国际公法及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还有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当时中国银元价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二角五分，买书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畴博士的德国民法典英文译本，也只要银元一块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园（北伐后改称中山公园），参加湖北同乡大会，为了声援“鄂人治鄂”运动。因在京的湖北同乡推夏寿康先生为湖北省长，由周树模先生向徐世昌大总统推荐，已见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后，即往汉口。可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却保举政务何厅长为省长，拒绝夏先生过江到武昌就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湖北同学发动“鄂人治鄂”运动，其他大专学校亦有同乡学生参加。结果发生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