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txt-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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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准一次世界大战的良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刘鸿生当即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首先是英籍职员必然大批回国，其次是英国在华的轮船也必大批回国，更重要的是列强们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国内民族工业必因此而大发展，用煤量自然也会大增。针对这三点，他抢先行动，一是向总公司提出要求，请得长江下游外商的销煤权，英籍职员果然很快地撤了，这一大宗销售权又归了刘鸿生。
二是英船撤离前，就预先与有关船商订了运输合同，英轮一撤，公司大量煤炭堆积在秦皇岛，急得司脱诺团团转。刘鸿生相机提出自运，并乘此压了煤价，而运费虽迅速上涨，船主也只能按原合同收，如此两下里一煞，刘鸿生就大赚了。在秦皇岛交货，每吨煤价约白银六两，每吨运费约为白银三两多不到四两，这样运到上海的每吨成本在九两到十两之间，而销价却在十四两左右，这一周折，每吨凭空为刘鸿生生出了四至五两纯利，仅此一项，三年下来，就是一百万两银子。（是银子！）
三是大力加强原煤号的销售能力，高佣金雇佣能手，广开销路，委托英商壳件洋行购下浦东董家渡沿江地皮，与人合建了董家渡堆栈，被时人称做北栈，后一直习惯地沿称。另外是极力扩大销售能力。民族工业用煤量增长甚快，刘鸿生虽说挣了很多钱，可均已投入了扩建，再增建煤号已无经济能力。眼见市场需求大增，而公司又急于大量产煤无法销售，刘鸿生岂能放过这一良机？他首先“献策”，以救公司之急。原来1912年原滦州煤矿因惧于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将矿权交给了开平，自此改称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煤激增至一千余万吨。大战爆发，运输失据，而北方的几个售煤处又不得力，总公司唯寄希望于上海的刘鸿生，深为大量积压而头疼。刘鸿生“献”的“策”是：他可以治妥上海一家信誉好、资金厚、销售能力强的大煤号为总公司销煤，只是总公司得做出些优惠保证而每年订一次合同，注明煤价，一年内销价上涨，出矿价不涨；销价下跌，出矿价下跌；如果与同业竞争不利，出矿价再削。总公司急于销售又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销路，就接受了下来。得到许诺，刘鸿生又转回头来与上海另一家大煤号义泰兴协商，说如果该号肯于接受他的七、三分帐（义泰兴得七，他得三）的原则，他就以这种优惠条件代义泰兴与开滦矿务总公司一年签一次合同。义泰兴的总经理杜家坤觉得这种旱涝保收稳赚不赔的买卖实在做得，也早想销售开平煤，便欣然同意了。这样一来，开滦矿务总公司不再愁积压，也得了利，义泰兴也稳赚几年好钱，可真正得实惠的还是刘鸿生，他两面得好不说，还一文投资不花，一力不费，只一年代签一次台同，借财生财，分得三分红利！
这几年间，他鼓足了风帆，一刻不停地拼全力在商海中疾驶，而精力之旺盛，头脑之清醒，洞察之高超准确又少有其匹，他直接经营的煤炭销售量最多的一年高达二百五十万吨，约占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量的四分之一，收益年年在几十万元，最高时达一百万元。十年经营，到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他只有三十岁时，就变成了名震上海滩的“煤炭大王”。
滚煤成球
戴上了煤炭界的王冠，刘鸿生并不满足，他仍在鼓足风帆疾驶，不断扩大煤炭经营。一九一七年，他得知直隶（今河北省）临榆的柳江煤矿招股，就投了十二万元，得任董事与常务董事，并在开采与经营方面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的方案。刘鸿生虽只读一年多的大学，学识却很丰富，而且灵敏非常，干什么，全力钻什么，讲究科学，重视知识，除虚心向富有学识的人请教外，还千方百计购买有关书籍，实在没有英文本的，也买其他外文本再设法请人帮助翻译，由于性灵，基础好，而又用心专一，很快便可精通。比如对煤炭，几年的功夫，随便挑出一块煤，就能准确地指出它的名称、产地与成分。因此，他不仅是“大王”，而且是专家。对煤炭是如此，在他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上，也是如此。
成了专家，再加上不断地观察，不断地动脑筋，自会开辟出新的财路。比如，当刘鸿生看到里弄间摊满了新制的煤球时，又当即触动了他的灵机。煤球是上海广大居民唯一的生活燃料，消耗量大，时间持久。刘鸿生当机立断，于一九二六年二月，约集了几家同行共办了一个煤球厂，采用机器制作与烘干，而且原料是使用的价格低廉的白煤粉屑。一上市，当即深受欢迎，销路大畅。因为白煤虽次，但作为家用燃料，还是完全可以的，而自买煤一家一户手工制作，费工费时不胜其烦不说，场地也往往成问题，这现成的煤球又省事又省心，至于几个钱的差价，人们并不多虑，因而一时间买煤粉的几乎绝迹，刘鸿生几乎垄断上海家用煤的供应市场，那一家一户忽略了的几个钱的差价，纷纷在刘鸿生帐房里积上成山。
如今，在上海卖煤球已是司空见惯，却不知这是刘鸿生于七十年前的首创。首创而无专利权，深谋远虑的刘鸿生深知总会有一天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就预做了准备，待几年后，新的竞争者效法而起，尽管新黑煤球在质量上强过旧白煤球，可白煤球已捞足了大钱，而一九二九年刘鸿生新建的第二煤球厂所产的煤球，不但质量好，而且改进了外形，更便于用户使用，在市场上仍是稳拔头筹！
一九二九年初，一向重视各方消息的刘鸿生得知位于徐州地境的贾汪煤矿，由于连年内战，交通阻塞，更主要的是管理不善，已负债累累，料准其必将破产。同时又想起年前曾听地质学家丁文汇无意中说的一句话：
“老弟经营的开滦煤固好，可还有个贾汪矿，我是认真考察过的，无论储量还是煤质，都是足以与开滦矿相抗衡的，如果说开滦的是无烟煤之宝，贾汪的就是烟煤之珍！”
年前的一次无意的闲谈，年后的一则有意的听闻，便使刘鸿生下了决心。由于此时他已投资兴办了许多企业，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资金，所以多方筹集，恰值贾汪抛售时，筹足了八十万元，便将煤矿接到了手。
尽管刘鸿生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或扩展，但使他发家的开滦煤的营销一直没有放手，也一直保持与开滦的合同关系，因而如果经营开滦之外的煤，开滦肯定会以影响其销量相诘责甚至改变合同的。经营他投资且为常务董事的柳江煤，因是无烟尚可混过，可贾汪的是烟煤，那就无所遁词了。刘鸿生有刘鸿生的办法，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二日将贾汪矿更名为“华东煤矿公司”，一切主事人名单中，根本没有刘鸿生的名字，却均由刘鸿生牢牢掌握。
一机技成新大王
投机倒把，前些年被极左者批得一塌糊涂，令人大有谈虎色变之势，其实，平心而论，这实是经商的要诀，不投机怎得收益？不倒把怎得沟通？不投机倒把便无利润可言。关键是手段是否正当。刘鸿生正是个投准良机的专家。
一九一九年夏天，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的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此时年已三十一岁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自不例外，并慷慨解囊自捐了五万元。
眼看着日夜流落、拥挤、愁苦于街头的大批难民，刘鸿生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弱因为可怜，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也陷入了灾难中，空有力气，换不得饭吃，岂不可憾？“年轻力壮”，对！正可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恰在此刻，又得到一位同乡的提示，刘鸿生便订下了个大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
办火柴厂！
一则，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难民；二则，火柴为家家必需，而价低、量大，上涨些微，人不为意，可大宗些微就成巨大，效益定为可观；三则，他早有在苏州办一火柴厂的宿愿，今日适逢其机；四则，目前市场销售的本国火柴多为极不安全的黄磷火柴，几家生产安全火柴的又规模甚小，倘能生产出像样的安全火柴，不愁销路。
说干就干，仅几个月的时间，在未影响其他经营活动的同时，刘鸿生读书之外，还抽空到日本考察，熟悉了有关火柴生产与销售的一切，不惜重金聘用了中外专家，购足了进口设备，于水灾的转年，即一九二０年春即以十二万元的总投资兴办起了鸿生火柴厂。此时办厂是最好的机会，因为大批难民实是重大社会负担，单靠救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办起实业来安置才是正途，是一种为灾民提供生产自救的办法，即当时流行的所谓“实业救国”。有了救国救灾之名，深得人心，买地皮，办注册，请贷款，直至税收都得优惠，而灾民又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刘鸿生善于经营，又投准了这一良机，不仅开工迅速，获利丰厚，而且声誉日隆。过去虽说声誉也挺不错，但到底顶了个“买办”之名，辛亥革命前还好，特别是“五四”以后反对列强、抵制洋货的口号日响，便有些不妙了。如今有了救国实业家的称号，自是甚得人望的。客观地说，刘鸿生是爱国的，对灾民是同情的，绝无趁火打劫之意，但也不排除乘机取利之念，实是名利双收。仅经几年的辛苦经营，就又获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
投准一机，下仨大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得机迅速发展，上海尤为显著。而战后，相对于内地及沿海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局势是偏稳的，因而许多外地企业不断向上海渗透，其中包括开滦矿务总公司。该公司鉴于一战之初的困窘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市场的日益看好，便也加紧对上海的渗透，决心不再只依靠一个刘鸿生，在以考尔德为经理的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滦煤矿上海矿务局。由于国内局势的动乱与变化，外地入沪商业日增，到了1926年夏更有抬头之势。刘鸿生早已察觉并关注着这一动向，锐敏地预料到上海的一些有关商办厂的固定资产必然走俏，特别是地皮，更特别的是沿江沿海的地皮，势必是越炒地皮越少，越炒地价越高。基于这一判断，刘鸿生眼睛盯紧了沿海，心里盘算起了地皮，终于给他选准了两块，一块在浦东，他买下来建了他的新码头；一块在浦西，买下后却不使用。浦西这块叫日晖港，在当时较浦东周家渡那一块要冷清得多，而价格却很昂贵，用了白银三十五万两，而且是托了财政要人才于一九二六年尾购置到手的。因系“重金”，原主将地上的一应浮产其中包括一个叫做日晖的织呢厂的全套厂房与设备，也一并转给了刘鸿生。对此，一些人感到困惑，可没困惑得多久，便豁然了。仅过了几个月，地价便飞涨了起来，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开滦矿务局出于扩大销售的原因，急需一沿海码头，而沿海地皮几乎罄尽，现成码头谁还转卖？即使有，价格也高得吓人，只好转而“求助”于老相识刘鸿生，刘鸿生“慷慨”相助，将浦西这块地皮转卖给了开滦矿务局。“便宜”作价为九十万两银子，并附加两个条件：延长十年合同、浮产仍归刘鸿生所有。这样，刘鸿生“投”准了这一次地皮之“机”。“养”了仅只一年又四个月，就为他下了三个大“蛋”：一，净赚白银五十五万两，是原购价的一倍半有余；二，开滦在上海建立公司后，实有自家经营起码不再依靠刘鸿生之意，一九二四年刘鸿生重订合组售品处合同时，只订了个五年，刘鸿生却以浦西一地皮换取了延长合同期十年的承诺，保住了经营开滦煤的财源；三，用原日晖织呢厂的厂房材料与机械设备在浦东周家渡兴建并开办了一个“章华毛纺织厂”（初时曾一度取名裕华）。五十五万两白银、十年合同、一个厂，三个“蛋”都不小。
两践誓言，弦外有音
刘鸿生二十岁前曾两次受辱遭轻，两次他都立下了必报的誓言，后来也果然实践了。因此有人认为刘鸿生的这两次举动纯是出于耿耿于怀，为出一口气。实际上，从刘鸿生的日记、为人，特别是从处理这两件事的结果分析，绝不尽然，而是另有深意，这也是刘鸿生的善察与精明处。
这两件事，一件是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社交馆；一件是收购苏州燮昌火柴厂。两件事都须从头说起。
折服洋校长
刘鸿生十三岁考入圣约翰中学，十七岁再考入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人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刘鸿生除聪明、懂大体外，还深知家境贫苦，因而学习十分用心，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成绩突出，品行端正的。又生得健壮，体育成绩也属优良。这样一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谁不看重？连向以喜怒无常、盛气凌人的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洋校长也对他格外重视甚至垂青，可垂青下，却给他带来了不幸。
一九０六年深秋，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只有十八岁的刘鸿生被洋校长卜舫济特别召见了。这位洋校长素性骄慢，在中国人面前更自我优越感弥天，刘鸿生虽是出了名的高材生，可在这洋校长眼里也是一只较好的羔羊，因此他无须向刘鸿生商讨，就以救世主的口吻通知刘鸿生，说他与教会的克莱夫主教对刘鸿生的成绩很欣赏，已决定送刘鸿生留学美国深造四年，回国后做牧师兼英语讲师，月薪一百五十元，还拨给一幢漂亮的带花园的洋房，一切待遇均按外籍讲师标准，这对当时的中国的一个穷学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真可谓“一步登天”。因此卜舫济讲得洋洋自得，结束时还居高临下地连呼“上帝”，满以为这个中国穷学生还不得感激涕零，应答不迭？谁知这个穷学生偏不买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