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 txt-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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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火柴。　　　　
　　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在国内不仅名气大而且为质量之首。然而，已积数十年火柴生产之经验并在科学上先进于中国的外商火柴，特别是瑞典火柴却远非中国火柴可比。瑞典火柴享誉国际已久，对中国滚滚倾销，其势甚猛，正如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所说：　　　　
　　“瑞典火柴托拉斯，挟其庞大之国际势力，乘战胜日本火柴业之余威，又转向我国进攻。以我国火柴业资本之薄弱，组织之散漫，对日竟争尚嫌力有未逮，今一举而应大敌，更何能胜？况瑞商之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以图一举而将我国火柴厂家，悉数摧毁……”　　　　
　　果然，仅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的火柴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刘鸿生在这强大的攻势与压力下，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挺直腰杆，艰苦挣扎，使出他特有的全部才智与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他首先意识到集中与分散虽是形式，却直接关系到先进与落后的经营问题，瑞典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本业大大小小，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承受力很弱，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同业联合，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很有号召力，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发发可危”的局面，力主联合。接着，他便全力实施起了他的联合计划。　　　　
　　在分散陋习已固的当时社情下，或眼光短浅，或心胸狭窄，或得过且过者甚众，联合谈何容易？刘鸿生屡控不馁，渐次就近联合了几家，同时展开了求助政府庇护与宽待的活动，几度请愿，几次上书，并拉上宋子良，动用了他与宋子文、孔祥熙与蒋合石的关系，虽说国民党政府出于不敢开罪瑞典与削弱列强特权，在税收上不敢大有更改，在对外条件上更不敢更动，然而到底多少地争取了一点，并且在联合一事上得到了孔祥熙一点支持。经一年多的时间，刘鸿生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法促成了大联合。他的方法是：对于小厂，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型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以致合并，他先抓住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家：荧昌与中华。其中，荧昌火柴公司的规模较鸿生厂为大，但在刘鸿生有意展示下，使荧昌看到了合并的三种好处：一、刘鸿生经营得法，在三大家中亏损最少，对刘鸿生经营信得过，保险系数大；而单独支撑，鸿生厂犹可挣扎，中华拖不过三年，荧昌拖不过两年，就有倒闭之虞；二，刘鸿生有其他企业特别是煤炭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在资金方面却很难通融；三，设备以鸿生厂为新，技术力量也以鸿生厂为雄厚。而合并条款，刘鸿生又开得颇为优厚，因而欣然接受了刘鸿生合并的建议，中华厂也继而表态同意，合并了这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其他的便较为容易了，终于在一九三０年组建起中华火柴公司，共有七个火柴厂：苏州鸿生厂、周浦中华厂、上海荧昌厂、镇江荧昌厂、九江裕生厂、汉口炎昌厂、杭州光华厂；一个辅助厂：东沟梗片厂。总资本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量约占华中总产量的一半，为十五万箱。刘鸿生当然地被推举为总经理，至此，四十二岁的刘鸿生不仅担任了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的主席，还控制了火柴产销的半壁江山，“火柴大王”的名头更加响亮了。　　　　
　　可刘鸿生并不醉心于这一称号，他真正关心的是“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巨型的民族工业”。这是他写给他留英的几个儿子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雄心壮志，在同一信中，他明白表示：　　　　
　　“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有关企业合为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指“火柴大王”）。”　　　　
　　由此可见他的心胸。　　　　
　　有了雄厚的资金与生产能力，有了统一的产销布局与计划，生产稳定，销路畅通，瑞典火柴的压力自然解除，而由于运输优势大大抵消了瑞典火柴低成本优势，站稳了市场脚根。瑞商在欲图霸中国市场之初，就意识到了刘鸿生是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几度通过人收买鸿生厂，均被刘鸿生严词拒绝，他说：　　　　
　　“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　　　　
　　这体现了他的豪气，也体现了他的骨气。　　　　
　　在办水泥上，他也是通过反复奔走协商的方式联合了唐山启新厂与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统一步调，划定市场，互通情报，协调产销，大大煞了日本著名的小野田厂的气焰，将其“龙”牌水泥，大半击下了大海，为保护民族水泥工业立下了大功。　　　　
　　在经营中，特别是在竞争中，刘鸿生不仅在经营形式上，而且在经营思想方面都萌生了现代色彩，如他不惜重金于1930年在四川路六号建造的八层企业大楼，就是为要实施他的统一经营管理的设想而造的。　　　　
　　尚有许多精明处，如他的创办银行、“分篮放蛋”的办企业，以及教育子女的原则，都是可贵的。篇幅所限不再多述。　　　　
　　刘鸿生是爱国的，这在文中已有提及，如不惜被学校开除而拒绝当牧师；解囊救灾；捐建学校；拒绝利诱，立足于振兴民族企业；实业救国等。另外，他还为一家医院每年捐赠一万元；为了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的轻蔑，不惜与交往很久、交谊颇深的黄毛考尔德翻脸争吵，义正辞严地据理力争；对每个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明确规定不许与外国人结婚，学成之后必须归国，为振兴民族工业竭尽所学；为二十九军的上海抗战出资出力；拒绝日本占领军的“合资”诱惑；一九四九年毅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由香港回归大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率先执行“赎买政策”，将价值两千余万元的产业交给了国家……当然，他也有作为大资本家的另一面，因非本文范围不予谈及了。　　　　
　　刘鸿生虽死多年，但他的从商之道在今天看来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仔细揣摩，当知此言不谬。　　
　　　　　　　　　　　　　　　　　　　　　　　　　　　　（肖舫）　吴志剑和政华集团公司　　　　　　
　　吴志剑，一九六０年生，湖南常德人。深圳政华集团总裁。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中，“文革”中曾下乡“插队落户”；参军后担任军分区司令的警卫员，此间创作的反映老干部军旅生活的剧本曾被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获全军优秀作品奖；复员后，在常德市公安局工作，此间创作的电视剧本《白全环》被拍成由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　　　　
　　一九八五年二月下海，先后办鸡场、混凝土预制板厂、文化俱乐团、电子管厂、食品厂相继失败。　　　　
　　一九八五年秋，闯深圳，初时只是承包了个小商店，却硬做起了大买卖，创下基底，开办了政华公司。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内贸、外贸、印刷厂、出租小汽车公司，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至一九九五年，已拥有了一个下属数十家公司、总资产二十八亿元的政华集团公司。　　　　
　　个人财产，据一九九五年较准确的估计，为十二亿元。　　　　
　　人类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文明进程大大加速；待二次大战后，则其进程更不再是以世纪计，而是以年代计，且愈行愈速，变成以数年计，一年计，以致日新月异，真正接近了“瞬息万变”。　　　　
　　时势造英雄，机遇出良才。可时势并不能将每个人都造成“英雄”；机遇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良材”，只有适应时势，抓紧机遇者，才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时势是历史的大气候，可谓“时势面前人人平等”；机遇是大气候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即时性气候，有它特殊的选择性与规定性。要适应形势，要抓住机遇，就必有预先养成的优势条件，要有超前的意识，也决不可缺少地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艰苦奋斗的决心。　　　　
　　这些是笔者从吴志剑创业史中悟出来的道理。　　　　
　　吴志剑正是这种具有优良禀赋、超前意识、善于适应形势、把握机遇，又毅力坚韧、奋斗不懈的英雄、良材！　　　　
　　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青人，能够拥有十二亿元财富的，虽无权威部门的统计，然而也可以断定，还是寥若晨星的。是他得天独厚么？是有什么强大的靠山或意外的奇遇么？都不是。他的家庭不过是个很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多以千万计，可以说平常而又平常；他的社会关系也极为一般；他的经历，也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都经过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只是他凭了敏锐的超前意识，认准了时势，且把握了时势的发展，下了决心，坚定了信心，顺应时势，寻找机遇。一旦机遇当前，他就紧抓住不放，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立足点、出发点高远，才由小而大，发展起来，时势才造就了这位英雄，机遇才成就了这位良才。　　　　
　　客观的时势与机遇的外在条件，大体上说，对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政治气候中的人来说都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换句话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完全可以弥补这些客观差异的。因此说，吴志剑的成功虽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却绝非高不可攀。既是时势造英雄，你也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中，何以不能成为吴志剑那样的英雄？？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坐羡吴志剑的成功，不如认真分析一下吴志剑的成功之道，以为借鉴，“下海一游”！　　　　
　　本文试图就已掌握的吴志剑的材料，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浅陋在所难免，供共有志于此者参考。　　　　
　　　　　　　　　　　　　　平凡中的不平凡处　　　　
　　　　　　　　　　　　　　　　逆境不折　　　　
　　一个禀赋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先天因素之外，多半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的砥砺。　　　　
　　吴志剑的天赋是较好的，他自幼聪明好学，又好强刚毅。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事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湖南常德，中华腹心之地，芙蓉山水之乡，从屈原、宋玉直到宋教仁、蒋翊武、袁任远、林伯渠、帅孟奇、丁玲、翦伯赞，皆秉于常德的山灵水秀；陶渊明、王昌龄、刘禹锡、杜牧、范仲淹、米芾都倾心于常德的钟秀灵奇。外祖父吴铁铮饱学刚正，识见不凡，深明太义；母亲吴启梅受乃父熏陶，亦是娴静聪慧，诗书画俱精；父亲彭信理才华不俗，亦喜写作，建国后，曾较长时间地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并曾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由此可见是一个“书香门第”，因此说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　　　　
　　上列的各种条件，具体地看，是比较优越的。可要宏观地看，这种种条件不过也很平常，平常到千家万家，一般地说，谁个幼时不有些令人喜悦的长处？祖国大地，因历史悠久而又得地势之优，天赐之厚，“天涯何处无芳草”！谁个不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建国后生育的子女，己身不足，尚要请人弥补。因此说，吴志剑的身外条件，既有它独特的具体性，也有它宏观的一般性。　　　　
　　父母的教育与影响，固然是重要的，但对吴志剑来说，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与影响，则更是分外重要的，他说：　　　　
　　“我从小就在外祖父膝头上长大，深受他的爱国思想影响。”　　　　
　　一个“膝头”上，不仅表现了老人对小外孙的无限疼爱与珍视，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在耐心地、认真地开导与教育；也流露了吴志剑对老外祖的深深依恋与崇敬，承多少亲切而难忘的教诲与关怀，充满着融融的天伦之乐！只有爱国思想高尚的人才能于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为后人打上深刻的烙印，也或者是因为对外祖父无以报其慈情吧，吴志剑才从了母姓。　　　　
　　为了便于加深对这种影响的理解，我们不妨概略了解一下吴铁铮老辈的情况。　　　　
　　吴铁铮，湖广常德府安乡县人氏，出身寒族，又逢水灾，家计维艰，只好于十三岁便离乡背井四处打工以维持生活，从湖南沿着长江，步履艰难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挨到了上海。贫穷没有困倒他，流浪式的打工，更使他阅历深广，也更体察了国穷民疲的痛楚，励志自强，考进了上海水产学院，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更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其时，他参加了那场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运动，并在北京天安门做了演讲。几乎是放下讲稿，毅然投笔从戎，入了黄埔军校，并与聂荣臻结成至交，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中，险被屠杀。一九三五年后，欲奔赴延安，不幸被中途截回，充任了胡宗南部的中将军官。一九三八年以与红军有往来嫌疑被捕，坐了四年监牢，一九四二年出狱后，降为中校，留守石家庄。清风店一战，被俘，聂荣臻当即召见，并要他留在解放军中工作。旋即接受组织派遣，做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后来，湖南常德的华容、南县、安乡三县，都是因他只身涉险，说动守军将士而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为国家与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出任了常德地区的粮食局副局长。这样一个“当权派”，又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要职”，那场大动乱岂能放过？运动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自然也株连了那也戴顶小小乌纱帽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黑女婿”与“黑后代”的吴志剑的父母，并因问题“重大”而“清楚”，当即遣送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唯将年只六岁的吴志剑留在家中。　　　　
　　六岁以前的“膝头”之教，对吴志剑是深刻的，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基。老外公的慈爱与敦教，对小外孙起到了异常良好的效用，使吴志剑已初具了良好禀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