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唐-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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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二十九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 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这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涌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究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就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辞。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
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逸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同上）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中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末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被判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做闭幕秀，是做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卷四）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五）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打断的鼓槌装满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慨，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就冲这一个“说”字，值得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很多皇帝，最后只剩下一个“骂”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这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
唐朝的胃口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公元618年至907年期间，住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市民，每餐饭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古代文人，能吃善吃好吃，而写吃，往往一笔带过，惜墨如金，不肯详说细节。但是，我们从字典词书上还能看到“馎饦”、“罗”、“焦槌”、“馉脯”、“不托”、“胡饼”、“冷淘”等食物，那花式品种，还是颇为繁多的。看来唐人不存在城市早点难的问题，否
则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也不会将古长安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因此，我不大相信居住在首善之区的长安百姓，一早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走出里坊，来到路边摊点，也像当今北京的上班族，只有油条、豆浆、煎饼这永远不变的老三样可以选择，一路走，一路吃，满手油脂麻花地往公共汽车上挤去，若如此，还算什么中古时期世界上最繁华最富饶的都城？！
但是，“馎饦”、“罗”之类面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甜的咸的，蒸的烤的，油炸的水煮的？便不太清楚了。查《酉阳杂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这类古籍，都说得十分含糊。幸好，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一书里，有一则《黄鲁直品食》，使我们能够略知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时期，如黄庭坚等文人，他们是怎么样吃喝的。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鲙松江之鲈。既饱，以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
在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虽然朱弁所言，算起来应该是在宋代元符年间苏轼流放海南期间的亲笔手书，但其可信度，不及与苏轼有过来往的赵令畤所记。赵系皇室，非常崇拜苏轼，连自己的这个名字，也是苏轼为他改过的。而且这部笔记，主要是记叙他所知悉的苏轼言行。所以，赵认为是黄鲁直所云，当系的论，而且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也比较顺畅。这两则大同小异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唐宋年间的饮食状况，提供了一点线索。
老实说，这顿饭，其值不菲。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埋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羔、仔鹅、鲙鱼、猪肉熟食。饭后，有好泉水烹好茶叶，必是沁人心脾的上佳品味。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
不过，元符元年（1098）间的苏轼，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一辈子犯小人的他，又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州安置。好在那时没有对知识分子实施劳动改造政策，先生还有可能写字读书。可是，毕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背井离乡，回朝无望，那坐以待毙的苦闷，那枵肠辘辘的煎熬，是他一生中最没着落，最艰难的阶段。也许，回味往事，举笔落墨，大师给朋友开了这份菜单，作一次精神会餐，不无可能。
我们遂可揣度唐、宋饮食之一斑。
北宋都城汴京，与唐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同属中原，饮食习惯应该是基本相似。由于从秦陇，到关中，再到河洛地区的黄河流域，粮食作物以小麦种植为主，略可推断唐人的饮食是以面食为主。“槐叶温淘”，我想可能是捞面或者酿皮一类的面制品。我曾在豫西北怀庆府的博爱、沁阳等地劳动改造过，修过从河南焦作到山西晋城的铁路。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招展之际，河南也是招展得特别强烈的省份，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那屋子大的笼屉，那脑袋大的馒头，真有共产主义已经来临的感觉。
同时，我也领教了老祖宗神农氏尝百草实际是给中国人带了一个坏头，老乡除了大口大口啃白面馍之外，不进其他油盐。结果，馍啃光以后，就三年灾荒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局限于从植物中吸取营养，这对于改善人口素质，提高健康水平，决不是件好事情。
因为，一个面有菜色的民族，想不当“东亚病夫”也难。
所以，我很看重苏轼文字中那盆蒸得烂熟、令人食欲大开的同州羊羔，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至少表明在大唐盛世，一直延至五代、北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民族，受到西域文明的薰染，饮食习惯上的逐步胡化，是不争的事实。国人的消化系统里，肉食渐渐成为很主要的成分，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历史上得以辉煌的物质基础。
一个人，活得好不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活得好不好，胃口，是很关键的问题。
同州，即今之陕西大荔，由于南濒洛水，西临黄河，是个粮谷丰饶、水肥草美的农业县份。那里出产的胡羊，肉质细嫩，味美可口，乃泡馍的首选羊肉，至今有名。但在东坡文中，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羊肉的质地问题，而是他所说的做法和吃法，虽只不过是一道菜，但却有改变中国的重要意义。
在地球上，凡食肉类动物，都凶猛，凡食草类动物，都温驯。唐代同胞可能从不断侵扰中原的胡人身上得到教训，人强欺侮人，人弱受欺侮。因此，神农氏的草食主义，在唐代，逐渐失去市场。同州，距离西域甚远，吃羊羔，绝对皈依西域正宗。
这盆蒸得烂熟的羊羔，更接近美国人的感恩节或圣诞节的火鸡，而与祭孔时全猪、全羊、全牛毫无共同之处。第一，在做法上“灌以杏酪”，绝非中国人的传统；第二，在吃法上“食之以匕不以箸”，也是对尝百草的神农精神，予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