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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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的成就（主要是农业）比其他国家高，就成为大国，夏、商、西周正是这样的大国。它们都在历法上有新发见，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因此后一个战胜前一个。春秋时期，建子的周历最通行，但宋国仍用殷历，晋国行用夏历。宋用殷历，由于保守，晋用夏历，是尊重民间习惯（所谓“启以夏政”）并利用它的长处。周历称仲冬月（子月）为春正月，四时很不正常，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就是说周历推岁首（冬至点）在子月是对的，但孟春应在寅月。战国时期，天文历数学比春秋时期更进步。专家多是民间学者，不限于少数史宫。世界最古的恒星表甘石《星经》，就是这个时期民间天文学家的贡献。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都是历家假托，也是这个时期民间历数学家的成就。
太阳历（岁）可以定四时、节、气；太阴历（月）可以定朔、晦、弦、望。自历法萌芽时起，历家即并用阴阳两历，并探求两历配合的法则（主要是闰月插入法）。春秋时历家已应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法。最迟在战国时历家已定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六五·二五），定一月的日数为二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二九·五三○八五日）。这两个数字比一岁实数三六五·二四二二日、一月实数二九·五三○五八八日都多了一些，因此月朔经三百年要差一天，季节经四百年要差三天。由于推步和算术并不精确，实际上一种历法行用一百多年便朔日或晦日见月出，必须重新测算使再合天象。秦始皇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后，称为后九月。在六历中频项历是比较合天象的一种历法，但到汉武帝时已经不能再用。
前一○五年（元封六年），司马迁等建议造汉历。汉武帝选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等及民间专家共二十余人造历，其中大天文学家唐都（祖先是楚国史官）大历数学家落下闳（巴郡隐士）是主要的造历者。前一○四年，新历造成，汉武帝废秦历，采用新历，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以正月（寅月）为岁首。这个新历法就是历学史上著名的《太初历》（又称《邓平历》、《三统历》）。
《太初历》一岁日数是三六五·二五○二，一月日数是二九·五三○八六，比四分历（六历都是四分历，每岁有四分之一的余日）又多了一些，所以行用一百八十九年便不能再用。但在当时《太初历》还是最进步的历法，因为它根据天象实测与多少年来史官的忠实记录（例如《春秋》经），得出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从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日食现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天变而是可以预计的科学知识了。
《史记·历书》特别是《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太初历》的观测法与计算法。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端，西汉以后历朝改换历法，都按照《史记》、《汉书》的旧例，详记在正史里，因此积累起丰富的天文、历数学资料。
刘歆用《易经·系辞》的数理来解释科学性的《太初历》（《三统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邓平、唐都、落下闳创太初历，刘歆创古文经学和年代学，这些文化上的成就与当时经济武力的发展相配合，充分表现出西汉一朝的伟大气象。
四 诸子
《汉书·艺文志》分诸子为十家，西汉人所著书为数不多，其中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属于农家的《汜胜之书》（亡佚）；属于杂家的《淮南子》，都是重要著作。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本国招集以道家为首的百家游士，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例，撰《淮南内》二十一篇（又名《淮南鸿烈》、《淮南子》）。《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不成为一家言。战国秦汉诸子百家学说，因汉武帝独尊儒学，散快甚多，《淮南子》保存一些百家遗说，在这一点上，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述。
第十节 文学
任何一种富有生气和真实性的文学，无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间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朴素的，艺术水平不是高级的。当它在民间流行很广，引起某些上层文学家的注意时，它就会被他们采取并加工改造。于是一种新体文学在文学史上出现了，那些上层文学家也就成为著名的创作家。这是极可尊敬的创作家，没有他们，民间文学不能上升到高级文学的地位上来，也不能在统治阶级的书籍里保存下来。
一种新体文学登上高级文学的地位，上层文学家便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数）是保守的。他们拘泥于旧体文学，专在雕琢辞句、模拟体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饰愈显陈旧，内情也愈仿古愈见贫乏，熟腔滥调，失去了文学的真价值，结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数）是创造的。他们发展新体文学，从各个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动它达到极盛境界。从此外形又脱离内情，由极盛转向衰微，由新体变成旧体，别一个由民间创造的新体文学又上来，与旧体文学相对立。凡是主要的文学都遵循着这个民间创造、文士加工、新陈代谢的规律在继续前进。此外也有某些旧文体经过形式的改造，可以变成新文体，如楚辞变汉赋、汉赋变六朝俳赋、俳赋变唐宋律赋；又如西汉散文变骈文，再变为东汉骈文，再变为魏晋六朝骈文，再变为唐宋四六文，再变为明清八股文。这些派生或不成为文学的各种体制，配合主要文学，便构成全部文学史。
文学是一条长河。如果说《诗》三百篇是一条上源，经（除《诗经》）传诸子是一条上源，《楚辞》是一条上源，那末，西汉文学汇合了这些上源成为长河的正身。西汉文学正象西汉这个朝代一样，规模是宏大的，创造力是充沛的，许多种文体，都在西汉时期发达起来。下面叙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
楚辞（或称骚体）——屈原创作楚辞，已经到达这一文体的最高峰。后来宋玉、唐勒、景差诸人，继起制作，楚辞已达极盛境界。楚辞是楚国的地方音地方调。项羽、刘邦都不是文学家，《垓下歌》、《大风歌》却是很好的楚辞，因为他们生长在楚国，自然会楚音楚调。反过来说，不会楚音楚调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辞的技术条件，更缺乏屈原那样深挚的情感，除了模拟形体辞句，还能作出些什么来呢！现存西汉文士所作楚辞篇数还不少，有新意的只不过贾谊《吊屈原文》、淮南王刘安《招隐士》、汉武帝《秋风辞》等几篇，其余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楚辞到西汉已进入衰微阶段，虽然作家与篇数是大大增加了。
汉赋（或称古赋）——在屈原楚辞影响下，北方文士创作了赋体。苟卿曾作赋十篇，秦时有杂赋九篇，但汉赋的来源主要是楚辞。西汉赋约一千篇，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也是西汉文学家的专业。在西汉前期，枚乘、贾谊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后期作者扬雄，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还是辞赋大家。扬雄曾奉诏作赋，限于时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后困倦小卧，梦中觉得五脏流出在地上，醒来大病了一年。他作赋是这样深思的，因此他虽然每篇都模拟别人的体制，显得缺少创造力，但用思构辞，还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才陈陈相因的模拟。
自西汉至六朝这个长时期里，赋成为重要文学的一种，因为它善于用美丽的韵语细腻地客观地描写各式各样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现，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赋。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就是赋在文学上的作用。
乐府歌诗（五言古诗）——歌诗，不管它形体如何演变，永远是文学的一个主流。《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长声）言”。这可以说是古人给歌诗立的定义。相传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里有几句话，很能说明歌诗的意义。《大序》说：诗是志的表现。心里有感动叫做志，发出来成言语叫做诗。情在里面动，发出相适应的言语；言语觉得还不够适应，所以加上嗟叹声；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加上长声的歌唱；觉得还不够，那就不知不觉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里的情完全相适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人都有情感，接触外物就要动起来，情动了就要歌唱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话，都是说歌诗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歌诗最初的主要创造者，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上层文士的缘故，因为真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志，产生地是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同时，这样的歌诗，总是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因为歌诗、舞蹈、音乐三者往往密切结合着。凡歌诗到了不能合乐以至不能歌唱的时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来了。西周言志的歌诗，是四言（四字成句）诗，到春秋后期四言诗亡了。当然，活的诗仍在民间成长着，那就是五言诗。汉武帝仿周朝采诗的旧例，设立乐府，广采民间歌诗，选大音乐家李延年做协律（调谐音律）都尉，主持乐府。音乐家张仲春协同作乐歌。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乐府制作的歌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专用的歌诗，造诗的人都是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等多至数十人。《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就是这一类的主要作品。还有汉高帝时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与《郊祀歌》性质相类似。这些歌诗都是皇帝对天地鬼神言志，与人民的志有极大距离，因之无法和它共鸣而感到它是好诗，不过比那种模拟《诗经》，僵尸般的四言诗如韦孟《讽谏》、《在邹》等篇，到底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所以还应该承认它是文学的一种。别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民间歌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同坂bǎn）歌诗一篇，杂歌诗九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即歌谱），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见乐府收集地方诗的广泛。这些歌诗原来是“街陌讴谣”与地方音乐，经乐府加工改造，讴谣上升为高级文学，音乐也上升为相和调（周房中曲的遗声。丝竹相和，执节人唱歌，有平调、清调、瑟调，汉世称为相和三调）、清商调（相和三调中清调的发展）。今存汉世歌诗，两汉混淆，不能确指哪些是西汉乐府的遗篇，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凡两汉歌诗，都有真实的内容，是创造的不是模拟的。清商调流传到六朝，北方统治者尊为“华夏正声”。唐朝新音乐发达，清商调当作“雅声”被保存在琴工里，也就是说，清商调到唐朝才死亡。
乐府歌诗大体是五言诗。它本是民间讴谣，虽为乐府所采取，上层文士仍看作欠雅，不愿做那种新体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龙》说，其中没有文士做的五言诗，所以苏武诗、李陵诗、班婕妤诗都是可疑的。不过，新的文学主流既然高涨起来了，任何保守势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继续高涨。汉武帝立乐府采诗，事实上等于提倡五言诗。萧统《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多是两汉下层失意文士所作，其中《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两篇、显然是太初改历以前的诗篇。这说明失意的下层文士首先采取民间新诗体。到了东汉，班固、傅毅、张衡等上层文士开始做五言诗，那些托名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汉诗，实际上只是东汉上层文士的假托。东汉五言诗色彩还比较朴素，到建安时期，五言诗才文质并茂，走上极盛的阶段。
散文——西汉前期，言语与文辞，一般说来，还没有多大的分离。例如，说楚人语的汉高帝诏书，说齐人语的《春秋公羊传》，除去一些方言，与普通文辞无甚区别。汉武帝时，分离的趋势，开始显著起来。这是由于（一）儒学极盛，朝廷诏书多用古言古字；（二）辞赋发达，文士们创作骈体文。不过，西汉时期，言语与文辞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之西汉散文仍保持战国诸子生动自然的作风。司马迁《史记》就是西汉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贾捐之、刘向等人议论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后所谓古文，溯源于西汉，《史记》常是古文家摹习的主要蓝本。
骈文——用同数的字造句便成骈句，积句成篇，便成骈体文。《诗》三百篇以及楚辞，凡属韵文，句法都很整齐。经传诸子等散体文中也往往杂用骈句或韵文。
单音文字可以构成骄句骈文是出于自然的。西汉文士开始有意识地创作骈体文，即多用整齐的句法入散体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汉骈体文的代表。此后骈文逐渐发展，言语与文辞也愈趋分离，东汉以后的文辞，成为少数人纸上的言语，不再是人的口头言语。因为骈文脱离活的言语，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变化以求美观，表达思想的作用却愈变愈少，一直变到完全不能表达思想。唐朝韩愈提倡古文，就是对这种可憎的形式文辞进行不彻底的文学革命。
上述各文体以外，汉武帝时有小说家虞初，作《周说》九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