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内幕-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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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故事是牛自己经历的：有一年，他去内蒙古的巴盟——那里有蒙牛的一个分厂，途中下车买瓜，瓜农大概看过电视，认出了老牛，于是连钱也不要了，说自从来了蒙牛，他们家怎么养了牛，怎么挣了钱，怎么盖了房……“一个不认识的人，看见你就像看见自己的亲人，这让我特别感慨。让认识你的人受益，还不能算好；让不认识你的人也受益，那才是真好。”
牛说：我们内蒙古有一半以上的老农民、老牧民，至今没进过县城，可是，全球化一下子把他们抛到了美国农民面前、加拿大农民面前，让“锄头化铁锹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同台比武！他们可怜得不知道种什么好，种出来了又不知道怎么卖出去，卖出去了也落不上好价钱。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当好这个前锋。
2003年8月，牛根生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年会上演说时讲到：
第二个大局，就是要做好企业的事，在发展别人中发展自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相信各位都有很深的体会，我们经营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圈子，一个很大、很长、很累人也很激动人心的圈子，通俗的说法，把它叫做产业链，更形象的说法，应该称它为“企业生态圈”。从最前端的种草养牛，到中间的乳品制造，到后端的市场营销，处处要讲生态平衡。万一有一天某个方面不平衡了，这个圈子就发生了梗阻，你其他方面的技术指标再好，这个圈子也没法再循环下去。明确了“企业生态圈”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有了战略支撑。
每个企业有自己的生态圈，同时，企业和企业又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态圈。蒙牛作为中国乳业的晚辈，始终视同行为“队友”，而不是“对手”。我们深信，让锅里的饭增加10倍，远比你在我碗里抢一勺饭、我在你碗里夺一块肉来得重要。
我们打造“奶源圈”的过程，就是化解三农问题的过程。今年上半年，在前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胡锦涛总书记和吴邦国委员长两位国家领导人先后到乳品企业视察（即到蒙牛视察——编者注），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乳业的重视。中国2/3的人口是农民，我们如果把农业产业化这篇大文章写好了，我们想的事，就是国家元首想的事；我们选择的职业，就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中国乳业大有希望！
牛根生给自己两个定位：在产业链前端，他是“种草养牛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在产业链后端，他是“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
3。共生术：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这首草原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奶牛与农民的“命运曲线”。
作为这条“命运曲线”的一个关键变量，蒙牛给自己确立的使命是：“百年蒙牛，强乳兴农”，“愿每一个中国人身心健康”。
时至今日，蒙牛已与产品市场的亿万公民、资本市场的千万股民、原料市场的两百万农民，以及数十万生产大军、销售大军、供应大军，结成“三民＋三军”的“命运共同体”，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成立6年来，蒙牛通过担保养牛贷款、胚胎移植等方式，带动周边奶农新增奶牛80万头，2003年发放奶款约20亿元，2004年发放奶款约30亿元，成为农民的致富带头人。2005年，蒙牛成为中国乳业中日收奶量惟一突破6000吨的企业。
和林生产基地是蒙牛分布于全国14个省级行政区的20多个生产基地中的一个。
蒙牛未建厂之前，和林格尔是国家级贫困县，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全自治区后几位。
蒙牛成立后，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让农民找到了市场。过去千家万户的农民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只要紧盯蒙牛就可以了，蒙牛就是农民的市场。第二，发展了具有比较优势的“白色产业”（养牛）和“绿色产业”（种草）。和林县的奶牛头数，由1999年的6000头发展到2004年的6万多头，扩大了10倍！第三，一大批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初、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几乎没有再当农民的，而成为工人后，一个季度的收入就接近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农民富了，县域经济也发展了，这个昔日的国贫县，一跃成为内蒙古自治区1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明星县”。
由和林格尔县政府开发的百亭园里，有一座亭子记录着对牛根生的简明评价：
牛根生，男，1958年生，苦过心志，劳过筋骨。有志者事竟成，戎马半生，伊利扬名建奇功；苦心人天不负，事在人为，百年蒙牛创始人。
膝下一子牛犇，一女牛琼，他以牛的谦恭，总结自己的成功：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除此之外，蒙牛还用利益杠杆，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农业由“政策号召型”转变成了“经济驱动型”，让慢节奏变成了快节奏。加入WTO，粮食作物中玉米所受的冲击最大，而内蒙古粮食作物又以玉米为主。蒙牛建厂之地，牛吃什么，农民就种什么。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畜牧业，蒙牛向全社会发出“还我草原”的呼吁。为了鼓励农户退耕还草，蒙牛除了免费提供草种，还发放种草补贴。由此，大量耕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苜蓿草地，一年可以割三到四茬，绿得最早，枯得最晚。
此外，在首府呼和浩特，蒙牛正在有计划地开发草场，建设壮观的“人工草原”，以此解决奶牛饲料问题，发展生态畜牧业，并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外来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感受到大草原的气息。
乳业是世界性的产业之一。在发达国家，乳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20％以上，而我国乳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不足1％。“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实际上是一篇世界性的大文章。因为发展乳业不光是强壮国民身体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捷径。乳业把城市和农村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乳业让大量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变成了产业工人，让农民由拿“年薪”的人变成了领月薪的人，有效地推进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乳业是健康型产业，为人类提供了“最接近完美的食品”。发达国家已逐步在走饮奶立法的路子。
为此，蒙牛倡导：“市民健康一杯奶，农民致富一家人。”
目前，中国消费者所饮用的每4袋牛奶中，就有1袋是由蒙牛提供的。
4。竞争：从“点对点”到“面对面”
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白热化，使乳业的较量逐步由“点对点”的竞争过渡为全方位的“面对面”的竞争：市场对市场，工厂对工厂，牧场对牧场，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跑不了。
目前中国乳业与世界乳业相比，市场全面接轨，工厂基本接轨，惟一没有真正接轨的就是牧场。
牧场未接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奶牛单产（每头每年产量）偏低。美国、加拿大为10吨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为8吨以上，世界平均为55吨，中国平均为4~5吨。二是养殖规模偏小。为降低成本，澳大利亚每个牧场的平均养殖规模在200头以上，而我国由于受生产力水平所限，户养三五头牛的现象随处可见。三是细菌含量偏高。据了解，美国政府将牛奶中的微生物数量严格控制在5万个／毫升以下，否则就要从严处罚。而中国的生鲜牛奶收购标准规定，牛奶中的微生物指标，国家一级奶应小于50万个/毫升、二级奶小于100万个/毫升。这个标准明显偏低，而且16年来一直未变。此外，我国的原奶收购价在国际上并无竞争力，2004年比新西兰高，比俄罗斯高，与澳大利亚不相上下。
这“一少一小”，加上“一高一平”，就使中国牧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变则进，不变则退；升级则一通百通，不升级则一塞百塞。
市场是大家的，工厂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乳业升级的重点，目前就在于牧场。牧场怎么升级？逐步淘汰低产牛，逐渐减少散养户，向高产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但由于农民利益的特殊性，致使中国的舆论环境有一个误区：一方面高喊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却又“叶公好龙”：当国际接轨真的到来时，仿佛销售者的利润下降是正常的，你需要升级；加工者的利润下降也是正常的，你也需要升级；惟独低效的养牛户的利润下降就不正常了，仿佛他不需要升级，以致只要有一丁点淘汰低产牛的风声，便不加分析地把矛头指向龙头企业，甚至宣称中国乳业的发展是非理性的。殊不知，不淘汰低产牛，不走向规模化，中国乳业就没有出路。当然，我们也要坚决防范个别乳品企业凭借自己的市场地位，作出损害奶农正当利益的举止。
产业升级，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对于产业链上的经营者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无论销售者、生产者还是供应者，都是这样。发展是硬道理，在竞争面前，谁的利益都不是天生的。全社会所要做到的，只是如何让弱势群体在最小的震荡中完成自己的转型。
以上见解仅为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中国乳业哪家哪派的意见。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蒙牛自创立以来，原奶收购价始终是稳步上升的，从来没有下降过。在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从2005年3月1日起，蒙牛对奶农的收奶价又提高了003元/公斤。
“市场销售价下降，牧场收购价上升”，龙头企业在“两头受挤”的状况下，本来已经很低的利润率还将继续走低。要想赢得竞争力，就必须在“自身挖潜”上下功夫：降低成本与创新产品“两面旗并举”，以创造谋出路。
在挖掘自身潜力上，蒙牛认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自己的田”。这里不再细述，我们只以这一思想的来源
及牛根生对“中国式管理”的见解
结束本章：
（1）种田法则
美国石油大王保罗·盖蒂发现油田的生产总是不见起色，便请教一位管理专家，专家说：“那是你自己的油田。”保罗恍然大悟，于是向员工宣布：“从今以后，油井交给各位负责经营，收益的25％由各位分配。”从此以后石油产量大增。让员工“种自己的田，为自己干活
”，才能化解冲突、发掘潜力、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管理学家称此为“种田法则”。
（2）牛根生眼中的“中国式管理”（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所讲）
现在许多人谈中国式管理，认为宏观上是存在的（管理哲学），微观上（个人权谋）也是存在的，中观上是不存在的（治理结构）。我倒觉得这三个层次上都存在，因为管理上的“中国倾向”是一个客观存在。
从管理哲学上讲，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式管理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让每个人“为自己干”。不是“为别人干”，不是“为集体干”，也不是“为主义干”，就是“为自己干”。中国的农民是这样，中国的工人也是这样；中国的体力劳动者是这样，中国的脑力劳动者也是这样。为自己干一般能干好，为别人干一般就干不好。
从治理结构上看，就是要尽量划小单元、划清范围，“包产到户”。美国式管理倾向于标准化，用制度与流程把人变成公司精密的“机器”；日本式管理倾向于团队化，用使命与归属把人变成公司忠诚的“零件”；中国式管理倾向于单元化，用公理与正义把人变成公司能动的“棋子”。
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国式管理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企业领袖的地位特别突出，讲德治，或者说德治与法治并举。外国企业如果突然失去领导人，企业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中国企业如果突然失去领导人，往往会发生地震。在中国，引爆员工热情的，第一位的通常不是规则，而是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与文化哲学，没有正义的企业家往往就没有正义的企业，没有强势的领导往往就没有强势的企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结构在企业治理上的折射。
从个人权谋上看，时间管理等科学层面的东西，应该说中西方是一致的，职业道德等软性层面的东西，可能不一样：美国人大概是法理情，法最大；中国人大概是情理法，情最大。所以，美国人讲职业忠诚，中国人讲知恩图报。
第十四章 大智靠学：站到历史的峰顶上
历史是什么？我们给它下一个定义：到“这一秒”为止，人类和宇宙的所有过去。99％的未来与历史相似，99％的直接经验与知识重叠——如果您承认这两个99％，那么就得承认第三个：99％的成功靠学习造就。只有站到历史的峰顶上，才能不放弃你99％的资源权。
一、蒙牛的“口号文化”
“蒙牛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博”字：纵取今古，横征中西，萃百花蜜，摄千家魂；前人已有的，点睛之，前人没有的，创造之。
走进蒙牛厂区，你可以看到上百个标语牌。这些标语取自“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牛根生曾经自豪地说：古今中外无所不取，而又互不矛盾，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每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
凡到厂区参观的人，都试图掏出小本子记下自己感兴趣的条目。后来，蒙牛党群办公室对此进行了整理，并加以扩编，成为一本供企业内外学习交流的“绿皮书”。
2003年，记者席斯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名叫《牛根生的“口号文化”》。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让我们随着这位旁观者的“移步换形”，领略一下这些“口号文化”吧。
听过蒙牛集团董事长、总裁牛根生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