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内幕-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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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以为老牛散财只要有“大度”二字就够了，其实这只是“八字第一撇”，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捺”，叫“艺术”——散财也要讲艺术。如果连“艺术”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好采用“技术”了：有些财老牛散了，但是你知我知他不知。为什么？因为“受财”也有攀比心，要是这个受了50万，那个受了20万，受20万的就有可能心里犯“嘀咕”：我的贡献和他差不多啊！另一些没“受万”的人可能心里更犯“嘀咕”：都让他干去，我不干了！
其实，贡献和贡献很难横比，贡献之外还得结合形势，形势之外还得研究人心，人心之外还得考虑隐情……要把这么多因素考虑得八面平衡，神仙来了也办不到。好在蒙牛企业文化的一大理念是“与自己较劲”，在“受财”问题上，果真计较老牛“薄厚”的人大概还没有，但老牛自己却不能不“计较”在先。
第三，有些财，散了，却30年20年不能讲。它们是为保护企业而散的。
所以，笔者这里只能列一个“我已知，大家也能知”的“残单”。
牛根生自掏腰包散财聚人（部分）
伊利时代：略。
蒙牛时代：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礼品部分，面向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内人人有份；第二部分为奖金、奖品部分，面向有贡献的个人；第三部分为出资部分。（注：这个单据的不完整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不完整，由于先红和治国是2002年正式成为蒙牛员工的——之前是股东身份或者合作者身份，所以，只从2002年列起；二是内容上不完整，我们只列我们已知的、清楚的，大量未知的、模糊的，不在此单之列。）
1。牛总个人出资（来源于他的股红和年薪，下同）面向团队的礼品部分：
（1）2002年6月1日，向员工子女赠与“六一儿童节”礼物：毛巾被、足球、书包等任选其一。规模：数百人。
（2）2002年，向部长以上干部每人赠送：衬衫一件，领带一条。规模：数百人。
（3）2003年春节，向例会人员及董事、监事、驻外分公司负责人、销售前五名经销商等每人赠送：花盆2个，奶票2套（含8箱产品）。规模：89人。
（4）2003年，向干部赠书：《谁动了我的奶酪》《自动自发》。规模：各约1000本。
（5）2004年春节，向例会人员等每人赠送：电视剧《大染坊》光碟一套，奶票1套。规模：约100人。
（6）2005年春节，向蒙牛缘园小区的住户及例会人员每人（户）赠送：电视剧光碟《汉武大帝》1套、培训光碟《领导商数》1套，DVD影碟机一台。规模：约400人（户）。
（7）2005年春节，向例会人员、董事、监事等每人赠送：奶票1套（5张）。规模：约70人。
（8）2005年5、6月，向缘园小区的全体员工家属送培训：学习传统文化，创建和谐家庭。方式：成立和谐家庭特训营。老师：名校博导，学界泰斗，培训师等。规模：30天。
2。牛总个人出资面向有贡献者的奖金、奖品部分：
2002年：
（1）将政府奖他个人的凌志车转赠副董事长。
（2）奖励上海经销商江红40万元，用于买车。
（3）奖励另一地的经销商20万元，用于买车。
（4）郑债牛还。
（5）其余不详，但这一年发放的奖金额不低于80万元（如果将转赠的车辆也计算在内，合计180万元以上）。
2003年：
（6）向部分高管人员补贴买房款、买车款，数量不详。
（7）奖励孙先红10万元。
（8）奖励身边一助手10万元。
（9）奖励张治国2万元（注：当时治国属于部长级，不在牛总所说的“关心下三层”之列）。
（10）其余不详。
2004年：
（11）奖励副手100万元，用于买奔驰车（注：牛根生至今坐奥迪）。
（12）奖励另一副手50万元。
（13）奖励孙先红50万元。
（14）奖励张治国3万元（此时仍不在“关心下三层”之列）。
（15）奖励一名提出合理化建议的员工1万元。
（16）奖励缘园小区模范遵守各项制度的一位老奶奶1万元。
（17）其余不详。
2005年：
（18）奖励张治国10万元。
（19）其余不详，但规模估计与往年平均水平接近。
3。牛总个人出资面向“其他用途”的部分：
（1）2002年，给大连经销商10万元。背景：大连经销商以蒙牛公司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10万元。牛总知道后，说“以蒙牛公司名义花的钱，不能让经销商出”，但如果让蒙牛出，从制度上来说，对其他经销商不公平，因此，他个人出资向大连经销商补了这笔钱。
（2）2003年，补贴司机买房款10万元。
（3）每年补贴奶农与奶站发生的款项，每年对发生特殊事件人员的补助，以及其余多项支出，只知屡有其事，细目不详。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2003年和2004年牛总所散的财，都是成立“老牛专项基金”后，应属他个人支配的49％的红利部分，其余51％已经如数进入“老牛专项基金”，另作分配。为什么他2003年51％的红利提前一年进入“老牛专项基金”？后文将述及细节。
牛根生将自己的财产广散天下，那他自己一家人又是如何花钱的呢？
2002年夏，《现代家庭》的两位记者想采写牛根生的家庭生活。在赶赴呼和浩特采访后，又回上海拦截采访牛根生的家人——这时候，牛嫂申淑香正带着一对儿女在上海旅游。当耳闻目睹，得知母子三人每天住廉价的旅馆，下便宜的饭馆，出行都要算计怎样省钱的时候，两位记者困惑了：牛根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呼和浩特，他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牛根生的大方、豪放：在伊利、在蒙牛……
而在上海，两位记者在“一城之中”透视到了这个人的“两面性”：那一边，牛根生挥金如土，动用自己的红利颁给上海经销商江红40万元的重奖；这一边，牛根生与家人锱铢必较——妻子、孩子每月花多少钱，都有定额，如有超额，自己从各月中平衡。
副董事长刚接回“凌志”的时候，牛根生的女儿开着兜了一圈，感觉“真爽”，爱不释手，于是，有点不死心地问：“爸，这么好的车，你真的就送给邓伯伯啦？”牛根生答：“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是过家家吗？”女儿怅然若失——要知道，她已经有3年驾龄了。
有一次治国与副总裁孙玉斌聊天，孙说：“这么多年，牛总这样的领导，不要说遇过，就连听也没听说过。牛总要是不成功，老天爷就不公平。”
2。牛根生的捐股时间表
（1）发轫：2002年底
哲学上讲，量变引起质变。在无数次的散财之后，牛根生试图把这种散财制度化、流程化、永久化，即便在他百年之后，也能为蒙牛的发展保驾护航。
2002年底，牛根生开始考虑捐出自己的全部股份，成立一个保障蒙牛百年发展的基金。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企业；一边是家财万贯，一边是基业长青……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
《第一财经日报》：作出建立（老牛专项）基金的决定的过程容易吗？
牛根生：2002年底，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情，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几经反复。在那个时候，我还静下心来看了一段时间的书，看得最多的是老子的《道德经》。（《牛根生：“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财富轮回》）
（2）提上议程：2003年圣诞节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式向负责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表示，等公司上市后，他就捐出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吧。”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中国企业家》杂志：《牛根生的“共产实验”》）
（3）实质操作：2004年6月上市后
2004年6月，蒙牛在香港上市。“老牛专项基金”的建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其间，中外律师往来返稿数次。
牛根生家人分别签署认可文书。
牛根生签署捐赠协议。
2004年8、9月，蒙牛生产经营例会两次通报“老牛专项基金”的推进情况。
2004年11月2日，在蒙牛缘园小区中心会馆，牛根生向1200多名员工作了企业文化辅导。辅导结束时，牛根生向广大员工系统通报了自己的捐股进程。
（4）传播：2004年11月5日首度向媒体披露，但中途叫停
2004年11月5日，《环球时报》记者李玉霞来访。由于牛总捐出全部股份已成定局，并在员工大会上作了宣布，治国觉得可以报道了，就向她透露了这一“爆炸性”消息——这是首次允许媒体就这一事件进行报道。当天，参观了全球样板工厂、国际示范牧场、缘园住宅小区。第二天上午，安排李玉霞在缘园小区摩根馆采访了牛总。
11月8日，李玉霞通过电子邮箱发来题为《民营企业也能发展百年》的文稿，请求核对。文稿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独家披露爆炸性新闻，牛根生放弃全部股份”。她在附言中说：
张先生您好！
照片收到，谢谢！
我回来后，向我们总编汇报了蒙牛之行。听说牛总对《环球时报》有这么高的评价，他非常高兴。我在会上也向大家作了汇报。我们总编对牛总造福一方百姓，创造企业奇迹以及达观的人生态度非常欣赏。他在内部大会上说：这个牛总不简单！
稿子大致好了，发给您，若有不确之处请改正，标识出来就行。报纸明晚付印。
由于版面上临时加了广告，限于版面，很多东西都舍弃了。可惜。以后可以择机再体现。关于奶业的问题，我会在《生命周刊》的文章里涉及。
那天与牛总谈到哲学，同时，又拜读了牛总的评论，非常精彩，很有理论色彩。我买了两本周国平的书；明天寄出；一本送给您，一本送给牛总。
那天您让小郭送我，但为赶时间，司机没去接他；他最后去不了还得向您请示，你们做事真是严谨！
李玉霞11月8日
但是，征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法务中心后，得到的反馈是：蒙牛作为海外上市公司，这一消息在未经公告之前不宜披露。这样，这一报道当时就被搁置了。后来，李玉霞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网”上：
“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牛根生的哲学
李玉霞
据牛根生讲，笔者是第一个被允许报道他捐股一事的记者——当然，最后因为受制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规则，这一报道当时被搁置。
那是2004年11月5日，笔者赴呼和浩特采访牛根生。那时他刚好初登福布斯2004中国富豪榜，声名如日中天。他正躲着记者，但因为我报的一篇文章，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
这篇文章题为《哲学不只是慰藉》，刊登在2004年8月27日的《环球时报》上，是我报约著名哲学家周国平为《哲学的慰藉》这本书写的书评。牛根生乘飞机时看到这篇文章，很喜欢，就带回来，先让干部们学习讨论，后来又原文登在企业报《蒙牛足迹》上，让员工们学习体会。
一到蒙牛，便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牛根生要捐出所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专项基金”。
而且此项工作早在2003年的圣诞节，就与当时负责蒙牛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沟通好，待公司上市后正式启动有关法律手续。此后，家人几经商量，中外律师三番五次往来返稿。至笔者采访时，牛根生已经与老婆孩子签好法律文书。虽然早年他就有将百万薪资分给众兄弟的豪举，但一下子捐出全部股份，还是太过“出格”。
采访安排在标有“美国摩根”字样的别墅里。牛根生介绍，这座别墅一房两用：董事会召开期间，它是摩根设在蒙牛的办公场所；闭会期间，牛根生一家住在这里“看房子”。牛根生高大粗犷，与我们心目中“蒙古大汉”的形象甚是吻合。他亲自来给我们开门，不见有保姆，偌大的别墅里，装饰得普普通通，毫无“富丽堂皇”之感，而且大多房间不是会议室，就是办公室。
笔者忍不住先问他荣登富豪榜的感觉。他说“不过是纸面富贵”，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您今年才40多岁，为什么要捐出全部股份？”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他说：“虽然蒙牛只有6年，但我现在已经在考虑它百年发展的事。我活不了１００岁。如果孩子继承了，是人才还好，不是人才就害了企业也害了他。我就是要建立一种制度和运行机制，让蒙牛能获得百年发展。都说民营企业短命，谁说蒙牛不能是可口可乐、奔驰、雀巢？”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而金钱可以把人带入坟墓”，牛根生说，对钱财，他的观念是“不在所有，重在所用”。“常言道，富不过三代，那我就不让他富。钱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企业垮了，或被不肖子孙祸害了，失去钱财就很难受。我现在是自己让它从有趋于无，这才是支配金钱的最高境界。”他觉得这是很幸福很快乐的事。
出格之举一定有出格的想法。
牛根生说他很喜欢哲学，还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