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内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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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格之举一定有出格的想法。
牛根生说他很喜欢哲学，还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有深交。他说《哲学不只是慰藉》这篇文章说得很对，“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一种智慧，它帮助我们调整看世界和人生的眼光”。
此文中的一些字句让牛根生深有同感：
“智者，身在大富大贵之中，仍能清醒地视富贵为身外之物。”
“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
“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
“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
牛根生捐股份就是在有准备的失去，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看着钱财从有到无。
牛根生的哲学又是实用的。笔者在蒙牛厂区，看到处处贴着标语、格言、口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看别人不顺眼，首先是自己修养不够”、“从最不满意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管理是严肃的爱”、“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一个人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得多，而是因为计较得少”等等。他说自己的长处是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俗语、寓言，只要觉得有道理的，他都汲取，并作一定的整合，用在企业的管理上。这些标语悬挂在公司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中规范着员工的思想和行为。
11月7日，我返京向报社汇报了蒙牛之行，大家对牛根生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很是佩服。
遗憾的是，由于牛根生捐献股份还属于上市公司“未经公告的重大事项”，所以我的独家报道没能见报。
不管怎样，牛根生的哲学和在哲学影响下的牛根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富豪对金钱的另一种处理。（人民网）
11月7日，牛根生在北京参加了《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主题论坛“对话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与变革”；11月13日，上午参加了“清华经管伟伦校友三长论坛”（主题为“幸运经济时代的市长、行长、董事长”），下午参加了“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总裁同学联会”。会余，他对自己的捐股事件也作了部分透露。
（5）正式创立：2004年与2005年之交
2004年12月28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为设置“老牛专项基金”而创立的平台机构）注册完毕，宣告成立。
2005年1月12日，“老牛专项基金”正式设立，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集团总裁牛根生将自己接近10％的股份全部捐出。
3。从“金本位”到“人本位”——倾囊一捐为哪般？
牛根生倾囊一捐，有些人大惑不解。
不理解也正常，“辛辛苦苦挣下，大大方方捐出”，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要不，牛根生怎么可能成为“全球捐股第一人”呢！
于是，社会上有了各种版本的传说。
一是“癌症说”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边杰就亲耳听到过这一“说”：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锣密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关于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专项基金”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当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关心牛根生的人电话不断，关心变成了干扰。《内蒙古日报》曾经发过一篇《牛根生很健康》的报道：
去年12月，当伊利部分高管出问题时，就有人给满面红光、身强体健的蒙牛公司董事长、总裁牛根生造谣：“老牛得癌症了，已到了晚期，听说在美国做手术了。”弄得牛根生啼笑皆非，不断地给关心他的人们做解释。
今年1月，牛根生成立了“老牛专项基金”，并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这本来是惊世骇俗、利国利民之举，是牛根生为缔造“百年老店”，为中华民族创造世界品牌贡献的一腔热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然而，却有人“分析”说：“牛根生看来真的不行了，已开始安排后事了。”搞得牛根生十分苦恼。本报1月27日报道了牛根生捐股的消息后，竟给牛根生带来了麻烦，向他询问“病情”的人更多了，以至于一向惜时如金的牛根生与记者通电话倾诉苦恼长达10多分钟。甚至还有人神秘兮兮地向记者询问老牛的“病情”。
记者深切地感到，牛根生身体状况如何，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了。为了解除百万奶农、千万股民和数十万产业大军不必要的担忧，让内蒙古乳业大旗高高飘扬，也为了让优秀企业家不被谣言困扰，腾出更多的精力与国际上的“巨无霸”去比拼，本报有义务证实：牛根生很健康！
二是“弃股说”
有家媒体把老牛的捐股归结为“愤而弃股”，其论据是：“‘其实在国内股份制公司中间，我的股份恐怕是最少的。’老牛的这句话，如果单独抽出来看，恐怕就有点意味了，感觉他是嫌股份太少”；“蒙牛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而牛根生在2003年已经筹备着捐股的事宜，对于前途的明了，使他看到了一个有限的未来，在我们看来，也许，他的捐股举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老牛用他的业绩和弃股，在向他背后的资本力量，暗示着更多未明的话语。”
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附会。第一，老牛的股份比例早在外资进来的三年前——蒙牛成立时就已形成，这一股权结构具有“设计性”，老牛所说的“在国内民营股份制公司中间，我的股份恐怕是最少的”，就是借此强调蒙牛股权的分散性以及由此催生的强大社会生命力，这与摩根等外资股东毫无关系。第二，多也好，少也罢，出多少钱买多少股，当初没市值的时候不嫌少，现在有市值了反倒嫌少了？况且此股市值已达数亿，这到底是多呢，还是少呢？第三，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摩根等三家外资股东，终将退出蒙牛，几年内将退到“0”（这是行业惯例）。届时，牛先生仍然是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有什么理由“嫌少而弃”呢？
据最新事实，“弃股说”已经不攻自破：
6月16日，蒙牛乳业（2319HK）发布公告称，公司的三家金融机构投资者及管理层股东在6月13日的市场交易中，出售了合计315多亿股股票，套现近16亿港元……在13日的配售中，MSDairy、CDH、Actis三家风险投资基金共出售了194亿股股票，管理层及员工出售了121亿股股票。此次售价495港元，略低于昨天停牌前报价515港元，在本次减持后，摩根士丹利等3家风险投资机构持有蒙牛股份的数量仅100多万股。（《广州日报》2005年6月17日）
对于公司管理层缘何参与抛售，蒙牛乳业董秘卢嘉慧表示，当初公司成立，员工几乎将所有家当投入公司。这几年内，公司发展相当快，对资金的需求也颇为迫切。卢嘉慧表示，一直以来，员工和管理层买股或配股，从未套现。由于很多员工贷款买房买车，现金流压力较大。公司上市后，员工的工作量更大，公司想通过这次售股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使员工积极地投入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新快报》2005年6月16日）
也就是说，到2005年6月16日，三家外资股东在蒙牛的持股量仅为130多万股，持股比例低于1％。
摩根为什么会退出？
当初，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入股蒙牛时，一些人发出了惊呼，担心中国企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现在，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开始退出蒙牛，一些人又发出了惊呼，以为企业竞争力下降了。其实，当初进来时与竞争力有关，现在退出时却与竞争力无关。“上市前来，上市后走”，为“退出”而“进入”，这是所有财务投资者的操作惯例。现在蒙牛上市了，在良好业绩的支撑下，呈现出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财务投资者在已经完全实现投资预期的情况下，怎么会不选择退出呢？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对于财务投资者来说，宁愿伴随一个差一点的待上市企业，也不愿伴随一个较优秀的已上市公司，道理很简单，前者意味着可能获得“鲤鱼跳龙门”般的“激增式收益”，后者意味着获取的是“常规式收益”。因此，它所投资的公司一旦上市，其第一选择就是把增值的钱变现出来，然后重新把钱投资到另外一些待上市企业身上。
综上所述，实际上是“上市时间表”决定了财务投资者的“退出时间表”：早上市便早退出，晚上市便晚退出，长时间不能上市同样要退出，退出是正常的，不退出是不符合惯例的。
从蒙牛案例来看，财务投资者的平稳退出，不仅无损于企业，反而会使企业处境更安全，因为他们的股票并未“蒸发”，而是边退出边转到了长期投资者手里，相对来说，投资者的长期持有要比短期持有对企业更具安全性。再从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及中方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看，一日之间总出售量达315亿股，兑现约16亿港元，相当于自身最近100天的交易量的总和，而别的股票一日交易的最大额为其自身51天的交易量之和，蒙牛再一次创造了香港股市的最高纪录。在如此大规模售股的情况下，普通股票的缩水率通常都会跌破两位数，而蒙牛只下跌了28％，充分显现了长期投资者对蒙牛股票的信心。
蒙牛管理层出售部分股份也势在必然：6年来，他们入股入股再入股，一直处于“投资态”；6年来，他们的买房款、买车款几乎全部来自银行贷款，个个都是“负债人”……此番出售部分股份，可以偿还贷款，补贴家用，缓解经济压力，改善生活状态。
那么，为什么蒙牛管理层选择与三家外资投行一起减持呢？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市场的影响最小，二是给新的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三是支付的费用最低。这里面体现着蒙牛管理层为实现各方投资者利益均衡而进行宏观调控的战略思维。
蒙牛管理层及原始股东这次减持的股份仅占总股本的89％。他们承诺：未来12个月内不会再减持股份。
三是“作秀说”
有记者曾问：会不会有人认为您是作秀呢？
牛根生回答：也许有人会这么认为。但是，作秀一天，可以；作秀一月，也可以；作秀一年，还可以。但整整27年，谁能做这么多年秀？而且，这还不算完，还准备继续再作20年的“秀”。哪有一个人一生作秀的？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不用说“作一生秀”，就是“作一次秀”也极为不简单。要不然，请“说嘴者”也请一个人给大家秀一把——捐出全部股份试试？
以上“三说”都经不起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已土崩瓦解。
主流媒体对牛根生的捐股心路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挖掘，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企业家的赤子之心，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对什么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观”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以下这些文字，有的源自笔者的直接记录，有的摘自媒体，恕不一一标注来源：
牛根生语录
·从蒙牛创立那天起，我们就立志为父老乡亲建立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可是，我活不了一百年，我目前的团队成员也活不了一百年。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蒙牛活到一百岁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推进机制。这样，我就想到成立一个“老牛专项基金”。
·当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家庭生活的好坏，与你关联：数亿消费者的奶食品安全问题与身体健康问题，数千万股民的风险收益问题，数百万奶农的脱贫致富问题，数十万产销大军的收入和吃饭问题……当把这些事情想明白的时候，个人利益就太微不足道了。
·企业能否生存，决定我的收入。如果企业没有了，我的不到10％的股份还有什么用？
·龙头企业是整个三农问题的支点。一个人失去胳膊可以存活，失去腿也可以存活，甚至失去五脏六腑中的某一部分照样还可以存活，但失去头就没法活，失去大脑就没法活。所以，龙头企业在解决三农问题中起的是“头”的作用。要是委屈一下自己，可以换得这个“头”的安全，那就太值得了。
·多年前我是一个穷光蛋，也就是偶然赶上了党的好政策。
·我要给我的儿女留下怎样从无到有的本事，而不是留下钱财。他们学我怎样从无到有的本事，而不是直接继承我的财产。
·富贵不过三代，给后代留下有形资产不如留下无形资产。儿女们，我虽然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但留下了精神。我的儿子若干年后，也许你不认识他，但只要企业活着，他就有一张“名片”。他有的不是“钱票”，而是“名票”。像可口可乐的第几代，卡耐基的第几代，洛克菲勒的第几代，这个名片多珍贵。
·像伟大领袖毛泽东，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世时，支配过千万个亿，但他临走时，拿走一块砖了吗？拿走一块钱了吗……历史上那么多帝王将相，特别是秦始皇，以为能够带走什么，挖了坑埋起来。现在不是又挖出来了吗？还不是属于社会的。
·在创办蒙牛之前我算是个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