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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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灵活性、多样性和适应性。负所得税计划的一个间接的　好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对私人慈善活动的重要的替代物，来同样地完成为私人机构所能最出色地完成的那一职能——即对付这种特殊情况。　　　　
　　4．负所得税计划将造成分裂。这一反对意见有时是这样表述的：负所得税计划使社会分裂为从政府那里得到支票的人及送出支票的人两部分，从而支解了社会。很明显，如果将负所得税计划与现行的那些计划作一番比较，那么这一反对意见就毫无说服力了。在这一问题上，那些现行的计划要严重得多。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多半来自家庭津贴计划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与负所得税计划相比，将纯粹的现金补贴，按照孩子的人数，成比例地给予所有孩子的父母，这将会使整个社会团结起来。然而（他们指出），这样做的经济影响与负所得税相类似，原因在于：如果将家庭津贴包括在应纳税收入之中，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将会以附加税的形式，而从较高收入的家庭那里回收回来。　　　　
　　既然较大的家庭在所得税方面比较小的家庭享有更多的税收减免，从而对于任何既定的家庭收入来说都会得到较大的收益，因此，负所得税部分地也是一种家庭补贴。然而，它只是对那些被确定为需要帮助的家庭给予家庭津贴，而不是对所有的家庭都给予家庭津贴。　　　　
　　原则上，将永远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补贴（有时叫做“社会报酬”），再加上一种能与负所得税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的税收制度。例如，考虑一下例子中的那种50％　　　　
　　的负所得税计划。这里相等价的普遍补贴（或家庭津贴）将是一种对每一家庭的补贴，其数额等于负所得税计划中的收支均衡收入，将这一补贴包括在应纳税收入中，取消所得税制度下现行的最低税收减免，并对数额与收支平衡收入相等的第一个应纳税收入等级课以50％　　　　
　　的税收。当特别税从补贴中扣除时，每一家庭所处的情况与它们在负所得税计划下所处的情况完全相同。　　　　
　　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是：这种制度要求为了帮助0．2亿或者0。4亿人而向2亿人邮寄支票，然后再让不予帮助的这1．6亿人或1。8亿人把支票寄回来。这样的做法太不讲究效益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在政治上过于复杂，而且易于混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清楚。不论是从管理上来讲还是从政治上来讲，将这些支付与特别税相冲抵，在我看来似乎要好得多。　　　　
　　即使是小规模的儿童津贴所耗费的，明显的预算费用也是极大的。原因是为了真正地帮助一个或两个家庭，需要向10个家庭寄送支票。通过较高税收的反向回流，既令人厌恶，又难以确定。所以，任何儿童津贴或家庭津贴的数额都太小，以致于不允许取消现行福利计划中的任何重要部分。最终结果就是在保持目前这些具有高度分裂性的福利计划的同时，再向这个百宝囊中加入另外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普遍的家庭津贴是非常不理想的。　　　　
　　5．负所得计划将是这百宝囊中的另一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一直极力主张要将负所得税计划作为对那些现存计划的替代物。但是，据说，在实际生活当中，负所得税计划将仅仅是与其它计划罗列在一起，而不是对其它计划的替代。这样一来，我刚才用以反对家庭津贴的那些理由，也同样地适用于负所得税计划。　　　　
　　很明显，无法轻易地摆脱这一反对意见，而且的的确确在我看来，这是我所列出的这些反对意见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在政府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旧的计划永远也不会消亡，甚至不会逐渐消失，它们只是永远地继续下去，而不论其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成效如何——而当初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才实施这些计划的。如果这些计划失败了，那么唯一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地实施更多的计划。　　　　
　　对这一反对意见的一种不十分令人满意的回答就是：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态度。如果我们中的那些认为任一方面的政府计划都很糟糕的人，不为取而代之的更好的计划而努力，却只是一味地拖延行动，那么，这种反对意见毫无疑问是合理的。这种行动进程将使得这种反对意见成为一种能够充分实现的预言。　　　　
　　偏巧，在目前的情况下，与这种一般性的回答相比，我认为存在着另一种更为令人满意的、对这一反对意见的答案。虽然负所得税计划不能象我希望的那样，被作为对所有福利计划的替代物而得到采纳，但是，在我看来，它的确很有可能被作为对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的替代物而得到采纳。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这些计划的缺点——特别是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儿童的直接救济与援助计划的缺点——是如此之严重，如此之明显，而且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以致于政治圈子中的每一部分都希望用其它方法来取而代之。第二，现行计划的通常的堡垒——即由管理该项计划的官僚阶层及由能够为了任命权而利用该项计划的那些人所组成的压力集团——在这一事例中的能力通常情况下要小。这种压力集团力量减弱的原因是：这一方面的大部分工作都如此地缺乏吸引力，以致于很难填满这些空缺。需要补充物工人人数很多，而且几乎不存在使得任命权有意义的重要职位。　　　　
　　尽管存在着这些有利条件，但负所得税不可能被作为对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的完全替代物而得到应用。但即便如此，它还可能被用作一种部分的替代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还将成为对该计划的其他补充措施的替代物。政治现实可能是这样的：直接的公共援助计划将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而得到扩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以上述方式来扩充则要好得多。　　　　
　　最后，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未来。不论最初的意图是什么，我相信，负所得税办法所具有的功效将远远超过那些现行计划，以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消灭所有这些计划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负所得税办法将日益地替代这些计划。　　　　
　　6。　　　　
　　负所得税将鼓励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光明正大的、对收入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的人进行补助的计划，那么，难道不会存在持续的政治压力，以要求越来越高的收支平衡的收人水平及越来越高的负所得税税率吗？难道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不会举行一次户外集会，呼吁穷人通过立法使为了对穷人的转移支付而对富人的课税得以成立吗？　　　　
　　很明显，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但是，同积极性问题一样，对这些危险的估计必须依据世界的真实情况来进行，而不是依据一种不存在任何政府福利措施的、幻想的世界来进行。与此有关的一个政治问题是：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或可能采用的其它这类计划相比，负所得税计划是否更容易招致这些危险。　　　　
　　当我最初在著作中提出负所得税计划时，我写道：与其它计划相比，它可能更易于招致那些危险。然而，随着我对这一问题的更进一步的考虑，以及我对关于这一建议的公开讨论的参加，我开始转变了这种看法。现在我认为，有着充足的理由相信：与其它建议相比，负所得税较不容易招致这些政治危险。　　　　
　　由于负所得税与总的所得税体系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就税收计划而言，无法提高收支平衡收入而不提高免税额；而这明显地要求对免税额之外的收入部分课以更高的税率。这些支付的费用包括在这样一个总额当中：这一总额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且对于每个纳税人都明显得令人痛苦。用于负应纳税收入的税率方面的每一提高，都将使这一费用增大，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实行负所得税并不会象其它福利计划那样。产生出一个感兴趣于扩大这一计划的、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且它不可能用于政治贿赂。　　　　
　　结论　　　　
　　在福利方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终止现有的那些不好的计划的繁衍，并最终地废除它们。然而，尽管这些计划总体说来并不怎么好，但多多少少附带地，它们的确帮助了某些贫穷的人。除非我们能够提出另一种方法，来取得现有计划带给穷人的那一小部分帮助，否则的话，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发起对现行计划的政治攻击吗？对于说我们是冷酷无情的、是想让穷人挨饿这样的不可避免的指责，除非我们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否则的话，我们能够取得成效吗？如果我们没有可供选择的办法，那么，对于这种指责，难道我们不会感到负罪于人吗？这些计划中大部分都永远不应该实施。但是它们已经实施了，所以，现在只能逐步地废除它们。这既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安定，也是由于政府有责任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　　　　
　　负所得税提供了一种逐步地取代现存计划的方法。作为一种建设，它提供了一个发射台，对不理想的现行计划的、实际的政治攻击将得以由此而发出。一旦进入实施，它将确保对目前正在从现行计划中得到帮助的那些穷人的援助，从而，使得对现行计划的废止得以进行，或者，允许它们随着现有承诺的履行而逐渐消亡。一旦进入实施，它还将消除目前被用来为所提出的、每次扩大联邦权力而进行辩解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借口——“需要”对一些或另外一些贫穷的人进行帮助。　　　　
　　可以说，这些都是负所得税的消极优势。而负所得税的积极的好处，也同样有力。“它是专门针对贫穷问题的。它以最有用的形式来向个人提供帮助，即：现金。它是一般性的，从而可以用来替代现在业已实施的那一系列特殊的计划。它明确地表示出社会所负担的费用。它在市场之外发生作用。象任何意在减轻贫困的其它措施一样，它也降低了那些受帮助的人自助的积极性，但是，正象一种对收入补贴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额度的制度所应有的那样，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积极性。”而且，与现已实施的其它措施相比，或与现已提出的其它措施相比，它对这种积极性的削弱程度较小。最后，它同等地对待社会所有成员，将一种单一的不具人格的生活状况调查形式应用于所有的人，不论是对于那些在某一特定的年份中需要交税的人来说，还是对于那些在该年份中得到补贴的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　　　　
　　选自梅尔文·R·莱尔德编辑的《共和党论文》（花园城市，纽约：道伯迪公司，1988年）．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7．一支完全志愿者的军队　　　　
　　　现行的召募人们服兵役的合法权限，将于6月30日中止。它中止于一个奇数年份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故意而为之的，从而确保征兵的重新开始将出现在这样一个时期：这时既没有国会选举的临近，又不存在着迫在眉睫的总统选举。迄今为止，这种策略效验如神——征兵分别于1955年、1959年及1963年重新开始，而几乎连轻微的公众关注或反对都不曾出现，只是进行了几次敷衍塞责的国会意见听证会。　　　　
　　今年，主要负责的那些委员会——即在参议院以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为首的，在众议院以众议员门德尔·里弗斯为首的那些兵役委员会——也象以往那样，一直在举行意见听证会，但是这一次，他们的意见听证会不再仅仅是刘易斯·B·赫尔希将军及选征兵役制的一种形式上的承诺。约翰逊总统业已提出了征兵的实施办法——即优先挑选最年轻的人，排除缓服兵役的学生，并实行一种抽彩式的选择制度（a　　　　
　　lottery　selection　system）——方面的重大变革。但人人似乎都想在征兵法令问题上插一手。　　　　
　　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已经组织了一个劳力与公共福利小组委员会，并就征兵对人力问题的影响举行了意见听证会。以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为首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在其关于越南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意见听证会上，也涉及到了同样的内容。参议员马克·O·哈特菲尔德提出的议案，为尽早过渡到一种完全志愿的军队兵员配给制度作了准备。众议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托马斯。　　　　
　　柯蒂斯提出的议案，呼吁国会对很快中止征兵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一个得到了从左的政治派别到右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的志愿军促进委员会刚刚成立。如此种种，不—一列举。　　　　
　　由越南战争而产生的这种感情，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征兵的恢复，在1967年这一奇数年份中，并不是一件寻常之事。但有趣的是：我们无法从一个人关于战争的立场中，推导出他关于征兵的立场。不论是那些赞成更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的人，还是那些赞成停止在北方的轰炸，甚至赞成完全撤军的人，都支持中止征兵，并依靠志愿者来供给部队的兵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巴里·戈德华特在他所写的专栏中，三次呼吁停止征兵，并且要立即停止。诺曼·托马斯及詹姆斯。法默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这位美国人民主行动组织的新领导人，很久以来一直是征兵这种做法的有力的、且有效的反对者。值得庆幸的是，对个人自由的信仰，既不是共和党人的专利，也不是民主党人的专利，既不是保守主义者的专利，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专利。　　　　
　　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征兵制度是有缺陷的，必须加以变革——甚至赫尔希将军也已作出了让步。呼声较高的几种意见——包括萨金特·施赖弗及威拉德·沃茨的意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意见（分歧较大）；及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的意见（最令人吃惊）——强烈要求实行一种普遍的、全国性的兵役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所有的年轻男子（而且，如果米德小姐得到成功的话，那么还将包括所有的年轻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