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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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如此。特别地，如果薪酬及条件都变得更加吸引人的话，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军队将吸引社会所有部门的人们。
与白人相比，军队中的黑人所掌握的技术通常较低。这样一来，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比例相比，他们在战斗部队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在越南战场上，黑人所占的比例绝对地高于他们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而，即使是在那里，黑人也不过是全体指战员中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那里是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他们自愿选择入伍或重新入伍。
这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很明显，对那些现在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提供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坏事。与此相反的观点是以下述政治判断为基础的：军队中黑人所占的较高比率，将加剧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将在复员士兵当中形成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集团，从而激起暴力。也许这有些道理，但我个人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不相干的事情中最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在民事活动中还是在军事活动中，政府都不应该有所歧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地处理好国内问题，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拒绝黑人的服役机会的借口．我们应该为军队在为生活条件不好的人提供机会方面所做的杰出工作而感到骄傲——而不应该在部队人员的配给问题上歧视黑人，因为我们在民事生活中所做的要逊色得多．
志愿军的灵活性问题
反对志愿军的另一个理由是：它缺乏灵活性——而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从而相应地要求规模较大的部队，或规模较小的部队。在征兵制下，征兵的人数可以迅速地增加或减少。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很容易被估计过高。紧急情况必须用现有的部队——而不论它是怎样集结起来的——来应付。从征兵人数增加，到得到新增加的、受过训练的人负，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关键问题是要求多大的灵活性。通过自愿的方式来征兵，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当然，要付出代价。其作法是使服役的薪酬与条件比实际需要的更加吸引人。这样一来，将出现志愿者过剩——排队等候．如果所需要的人数增加的话，那么等候的队伍将会缩短，如果所需要的人数减少的话，那么等候的队伍将会拉长。
全面战争中所涉及到的规模变化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军事判断是：在这样一种意外情况下，有时间且有理由从各个方面扩充军队，那么，不论是为提供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而进行的普遍的军事训练，还是一级战斗准备征兵法令，都将是正确的。二者都截然不同于在和平时期，或者在象越南战争那样的、仅需要召募一少部分年青人的小规模战争时期，为配给常规部队而对征兵的使用。
征兵所提供的灵活性有其另外一面。它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期当中，在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后方勤务与兵役部可以相当任意地进行。而自愿的方法却为全体公民提供了连续的表决权。利用军队所进行的活动是否顺乎民意，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征兵的顺利进行。这一考虑在某些人（包括我自己）看来，是这种自愿方法的一个好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一种不利之处。
志愿军是一种政治危险吗？
对志愿军物最后一种反对意见是：它将危害政治自由。确实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但它来自于大规模的军队的存在，加之为供给它们所必须的工业综合体的存在，而不是来自于招募新兵的办法。如果世界局势容许我们保留规模较小的军队，那么我们的自由制度毫无疑问会更为安全。但是，以强制的办法（而不是以自由选择的办法）来填充部队，并不会使自由制度更加安全些。
刚刚在希腊策动的军事政变，就是由一支靠征兵而组成的军队进行的．阿根廷最近发生的军事接管亦是如此。拿破仑与佛朗哥也是在应征新兵的支持下夺得政权的。英国与美国在主要依赖于志愿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瑞士与瑞典在实行征兵的同时保持了自由。在征兵方法与来自军队的政治威胁Z间，很难找到任何历史性的联系。
对自由的威胁来自这样一些军官，他们现在、而且一直是一个职业志愿军团。不论我们怎样征募士兵，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政策将防止效忠于他们自己的、与国家脱离联系的军官集团这种政治危险的产生。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军事学院召收新学员的广泛依据（包括地理因素，以及社会与经济因素），大学中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计划，从士兵中选拔军官，及类似的种种措施，都促进了这一结果。
至于将来，我们需要继续实行这种广泛吸收的政策。我们还需要鼓励从民事活动中横向吸收新成员的做法——而不是主要地依赖于军队内部的提升。同行政机构一样，兵役也需要而且也将会从内外交流中得到好处。为了这一政治利益，我们应该心甘情愿地承担因非常高的人员调整比率及相当短的军官平均服役期限而导致的经济上的代价。我们应该遵循这样的人事政策：继续使至少一个时期的军官兵役生活能够吸引各界的年有人。
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政治危险。但不论是对于志愿军来说，还是对于由征募来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来说，我们都可以同样容易地使这种危险最小化。
结论
废除征兵，并用自愿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军队，在我看来，这种情形似乎已势不可挡。
我们应该立即提高军人的薪金，改善服役条件，并促进军队对人力的更有效使用。我们应该继续提高军人的薪金，直到“真正的”志愿者的人数如此之多，从而使强制的驱使得以消除。同时，为了避免军队方面的拖延——军队方面很想继续依赖于征兵的支持——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明确的征兵中止日期。
版权说明：摘自《纽约时代杂志》， 1967年5月14日．版权1967，《纽约时代》公司。经允许重新出版。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8．对外经济援助：手段和目标
在美国目前正卷入其中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对外经济援助被普遍地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它所肩负的使命，是要帮助把那些独立的，然而同时也是不发达的、贫穷的国家，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按照这一观点，这些国家被确定要在济经方面得到发展。不论是否借助于我们的帮助，它们都会力求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那么他们将会转而求助于苏联。所以，帮助他们实现其目的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帮助他们的方式，是使其得到基本上免费的资本与技术援助，而成本则由美国和——我们希望—一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它的那些同盟国来负担。
这种论断将两种全然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是美国政策应该指向的目标问题。一个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取的适当的手段问题。我完全赞同对外经济援助的支持者们关于目标问题的看法。那些不发达国家选择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它们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毫无疑问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的。而且我们的国家利益与我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是相互一致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当中，自由的人们可以和平地、尽可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智能、能力与资源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希望在一极权主义的世界中保持一个自由的小岛．
但是，在目标方面的一致意见并没有解决手段问题。象现在这样进行的，或者象人们所提议的那样进行的对外经济援助，能够确保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吗？当前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提到了这一问题。一旦阐明了这些目标，人们通常简单地认定：对外经济援助是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适当的手段——如果不是唯一的适当手段的话。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对外经济援助可以为我们赢得一些暂时的盟友，但长此以往，它几乎肯定地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援助落入了我们的敌人之手，从而应该予以废除．我们应该致力于通过与美国的传统本身相一致的手段来促进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如加强较不发达国家的国内自由市场经济，排除私人国际贸易的障碍，促进一种有利于私人国际投资的环境等。
为了避免误解，最好开宗明义：我的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只是美国对外援助支出的一个特定类别——经济援助，而且所涉及的只是赞成这类支出的一种理由——即它们在促进别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问题。对于《耶鲁评论》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是对欧文·克里斯托尔在1957年夏天的那期《耶鲁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经济援助的意识形态》的精辟分析的补充。克里斯托尔的文章讨论了与经济援助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也讨论了我简单地认定的那些一般目标中的某些疑难之点。
联邦预算中列出的、用于经济援助的数额，只是所有记录在案的外援支出中一个很小的份额。在截止于1957年6月30目的财政年度中，外援总支出接近40亿美元．在这一总额当中，大约有2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军事援助——主要是对美国各盟国的军事装备转移支出。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所谓的国防支持——在其他国家（主要有南朝鲜、越南等）的支出或对这些其他国家的支付，以用以供给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们的军事努力的活动。此外，总统有权对某些国家（原则上是中东国家）进行支付，其目的是要诱使受援国支持被认为符合美国利益的某些特殊政策——实质上，这些就是直接的军事补贴或政治补贴。最后，还有大约5亿美元用于所谓的经济援助，它包括对受援国的技术援助（第IV点援助）及经济发展基金援助，而这些援助中并不带有任何直接的军事或政治附加条件。
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一数额很小的预算类别竞会引起如此之多的纷争。部分答案是：这里所引用的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有令人误解之处。国会对直接与间接军事援助所抱有的、一般说来更为有利的态度，可以理解地导致了政府将尽可能多的支出列入这两个项目的名下。而且，形式上的直接军事援助，实际上可能等价于经济援助，通常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A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一笔数额固定的资金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美国代之付款，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将这笔钱用到别种用途上去；其结果与以直接经济援助的形式来把这笔相应的资金授予A国是完全一样的。但还远不止这些：经济援助的扩大已经成为更大的国家支出的拥护者们所侧重的目标。切斯特·鲍尔斯，保罗·霍夫曼，沃尔特·鲁瑟，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不论是在文章中还是讲话中，都一直在竭力主张经济援助的扩大。在最近的一本书名叫作《一个建议》的著作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利肯与罗斯托教授提出：美国应该责成自己在5年的时间里提供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联合国，对于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一种特别基金，即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存在着强有力的支持。简而言之，经济援助既不象目前用于经济援助的预算支出所显示的那么少，也不象它所显示的那么无足轻重。恰恰相反。在美国应如何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这一问题上，经济援助是整个争论的风暴中心。
与经济援助相比，军事援助及国防支持明显地基于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考虑。军事援助与国防支持的取舍通常依据它们在下述两个方面的贡献：（1）对我们实际军事力量的贡献；（2）对我们直接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的贡献。原则上我看不出对这些支出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对它们的任何批评指责，或者对其扩大的任何支持，都必须以这样一种极为现实的问题为依据：与其它支出方式相比，以美元对美元来计算，这些支出所得到的收益较小还是较大。将这些类别与经济援助混淆起来所带来的一种严重的危险就是：对本文所考虑的经济援助的支持，有时会被用作一种合理的说明，从而允许在另外一种招牌下进行直接的军事或政治补贴。我们所关心的，既不是这些支出的类型，也不是经济援助论据的使用。
经济援助本身提出了一些更为广泛的、且毫无疑问的截然不同的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现有的争论相比，它们还值得进行更大范围的公众争议。我们几乎使自己献身于这样一种政策：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对于我们的国家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出自对所涉及的问题的深思熟虑，而几乎是出于粗心大意，出于沿着阻力似乎最小的途径行事的目的。
在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加以评判时，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回答。第一，经济援助实际上有可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吗？第二，经济援助在这些国家中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否促进了民主与自由？
第二个问题——尽管讨论的不多——很容易回答，而且可能存在的分歧很小。就目前的实施情况而言，我们的援助计划主要由直接对受援国政府的补助金、贷款或人员物资供给所组成，以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特定计划。所以，它趋向于加强政府部门相对于私人部门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然而，除大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私人企业来组织的社会（munity）以外，在其它社会当中，民主与自由从未得到实现或保持。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同时它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补助金或贷款直接给了受援国的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