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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鲇谒�得与所费之间的差额（从商业企业的角度来看），或者取决于工资与耗费之间的差额（对于工人来说），等等——那么，他会有很强的动力来确保下述几个方面：一是他能够在最好的市场上，以最高的价格，来出售其劳务；二是他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三是他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是其他人愿意出最大的价钱来购买的产品。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而且我使用“美妙之处”一词是经过考虑的—一完全在于：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在指令性经济中情报就不完全是这样了。在指令性经济中，信息是从一个阶层传递到另一个阶层的，但是这种信息并不带有任何动力，从而让人们按照它来采取行动。要想让人们按照这一信息来行动，还必须要有某种辅助性手段。　　　　
　　在每一社会中，收入分配都是不满的主要根源。在指令性经济中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也是这样。每个人都总是知道他应该得到比他实际所得更多的东西，而别人只应该得到比其实际所得更少的东西。这是人的自然本能．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阿尔文·约翰逊在他领导一项关于不同职业中的收入问题的研究时，所作的论述。他发现。医生在抱怨律师的所得超过了医生的所得，而律师则在抱怨医生的所得超过了他们；木匠在抱怨水管工的所得超过了木匠的所得。而水管工则抱怨木匠的所得超过了他们；依此类推。约翰逊最后得出结论说：生活是一项未得到充分补偿的职业。　　　　
　　在主要说来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政府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在过去50年中的巨大膨胀中的相当一部分——被致力于将收入分配与市场的决定割裂开来；致力于将价格的第三个作用与其它两个作用割裂开来；致力于使人们所得的数量独立于他们可以出卖其劳务的价格。要想既实现这一目标又保持价格的其它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作出让步。　　　　
　　不论我们对此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如果没有同时利用价格来影响（如果不是完全决定的话）收入的分配，那么，利用价格来传递信息，并同时提供按照这一信息而行动的动力，这将完全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论某个人工作努力与否，他都将得到同样的收入，那么，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他不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为什么对他不得不出售的东西去努力寻找出价最高的那个买主呢？依此类推。我不需要详细地把这类情况都—一列举出来。　　　　
　　即使价格不能完全地决定收入分配，但如果连价格影响收入分配这一点也受到阻止的话，那么，价格将无法用于其它目的。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指令。某一当局将不得不决定谁应该生产什么，以及生产多少。这个当局将不得不决定谁应该打扫街道，谁应该管理工厂，谁应该是警察，谁应该是医生。　　　　
　　这样一种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使得社会服务有益于社会的愿望，可以取代价格体系所提供的刺激．这种结果一直是诸位领导者——不论是主要地依靠市场的那些国家的领导者，还是集体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不懈追求的目标。其目的在于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或厉行节约，或降低价格与工资，或从事其它所谓合意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爱国主义或国家利益的名义进行的。这类鼓励在解决那些使这种鼓励成为必要的问题方面，有着一成不变的失败纪录。原因并不在于人们不响应他们的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或社会内聚力原理的号召。这些鼓励都是极强有力的思想情绪，而且它们确实引导着人们竭尽全力．只要看看战争时期人们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号召的响应方式，以及为了那些与其自身利益关系极小、或毫无关系的目标，他们甘愿作出牺牲的程度，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这些激励鼓动归于失败的原因要更为重要得多。这是因为，这种鼓励很少能够伴随着这样的信息：这种信息与对取得合意的目标的响应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当这种鼓励是要号召人们参军入伍时，这是可能的。但当这种鼓励的目标是意在促进社会或经济协调的行为时，这几乎永远是不可能的。个人怎么能够判断从社会方面来看什么是可取的呢？个人又怎么能够判断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有益于社会呢？他的视野必然是有限的；他无法透视其行动的长远影响。当他在促进“社会利益”或提供“社会服务”的动机下，无知地行动时，他做好事的可能性与做坏事的可能性一样多。由价格体系传递出来的动力的最大优点，并不在于它必然地比其它类型的动力更为强烈，也不在于它“更为高尚”，而仅仅是在于它自动地伴随着与动机的有效运行密切相关的信息。　　　　
　　当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利用市场时，他们成功的主要障碍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种愿望：将价格在分配收入方面的作用，与价格在传递信息及提供动力方面的作用分离开来。那种既想实现这一点又想保持自由市场优势的尝试，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广泛地探讨其它可供选择的办法。　　　　
　　兰格与勒纳的“玩资本主义游戏”　　　　
　　正如经济学家已应非常了解的那样，在现时代，在西方社会中，关于这一问题最著名的对策，来自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尔·兰格的两篇文章，及后来包括弗雷德·M·泰勒早些时候的一篇论文在内的一本书（但内容稍有变化）；同时还来自于阿伯·P·勒纳的一系列文章及后来的一本书。兰格与勒纳试图说明如何才能通过市场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其《计划与价格机制》一书中，也提出了极为类似的方法。　　　　
　　从本质上说，这种兰格…勒纳方法要求国有企业按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来运行。其设想是要先确定自由竞争市场运行的最终结果，然后再把这些结果转化成对企业管理者的、关于如何管理企业的指示。例如，在自由竞争市场上，价格将趋于等于边际成本，即等于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耗费。与此对应，兰格与勒纳让各主管部门指示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将他们生产的每一产品的价格定在与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上；或者，换而言之，如果是各主管部门自己制定价格的话，那么，就让各主管部门指示国营企业的管理者，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来调整产量。在边际成本问题上，他们让企业管理者根据对工资、利率、原材料耗费等在自由市场上将会出现的成本项目的最近似的估计，来计算边际成本。然而，这是在“玩资本主义游戏”，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中，个人所得到的收入，不一定是从实际的自由市场中将得到的收入。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将得到工资，而不是来自企业的“利润”，尽管也许他们会得到对应于利润的支付。可能存在着鼓励性的支付。这些管理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国家拥有企业。当这些管理者进行资本投资时，他们并不是在投入他们自己的资金，也不是在投入那些他们作为代理人而为之服务的、可视为相同的人的资金。他们是在投入国家资金。他们所冒风险，不是他们自身的风险，或可视为相同的被代理人的风险，而是国家的风险。同样，工人的收入也不一定相等于企业家在计算生产数量时所包括在内的理论工资。　　　　
　　这就是兰格与勒纳的书中富有独创性的分析的一个微型样本。这是一本值得赞赏的书：它教给我们很多自由市场运行方面的事情，而且，我的确认为它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实际目标——如何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极详细地探讨他们的分析，因为在我看来这一分析中最根本的缺陷，与他们讨论的最复杂部分关系甚小。我只强调这一点：他们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它强廹社会的计划者尽力去估计在自由市场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从而对实现高效率生产的各个方面予以考虑。它确定了这样一种社会中的计划者，在按照实际情况调整价格的反复摸索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在短期当中，按照可得的供给来调整需求量；而在长期当中，按照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点上的需求量来调整可得的供给量。　　　　
　　可以说，兰格与勒纳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遭到了极大的忽视。请允许我暂时地离开主题，来看一下从英国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近期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来自于她在竞选期间所作的一项承诺，即接受一委员会的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发现是从对政府服务部门的工资与私营行业的工资所进行的对比中得出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雇员的工资应该提高28％，以便比得上私营企业的工资。如果英国的计划者业已拜读了。并且吸收了兰格与勒纳的思想，那么他们会知道正确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有很多人来申请为数很少的几份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就会薪水过高；如果有很多工作但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申请者，那么这份工作就会薪水过低。至于英国的情况属于哪一种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存在着太多的政府雇员；但与此同时，对于文职机构中每一份可提供的新工作，都有着太多的申请者。十分明显，这些公务员得到的薪水过多，而不是过少。如果该委员会信奉兰格与勒纳的著作的话，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出政府部门薪水太低的结论。　　　　
　　兰格…勒纳制度的各种形式都已规模或大或小地在很多国家中试行过——在兰格的祖国波兰（但在那里这种种冒险的成功并不非常明显）。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尽管这些结果通常优于早先取得的那些成果，但它们也无一例外地使改革支持者的希望受挫。　　　　
　　沃伦·纳特1968年在一篇题为《不存在所有权的市场：一个美妙的幻想》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结症所在。我从中摘录如下、　　　　
　　如果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上来，那么，我们将会感到他的分析是多么的空洞。不存在可分割的、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力的市场，是一种十足的幻想。若没有分散的权力与责任，则不可能有任何竞争行为——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没有其中一方也不会有另一方。如果所有的财产都确实地集体化，而且所有的定价权都确实地归中央所有，那么，下面这种机制则毫无存在的余地：这种机制可以在任何重要方面再现竞争性私人企业的职能。　　　　
　　英国金融记者塞缪尔·布里顿，1980年1月在《冲突》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点作了更为尖刻的总结：　　　　
　　公布一系列原则，从而要求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这般行事：“就好象”他们是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一样，这种做法忽视了这些人所面临的、实际的个人动机……在马背上罩上斑纹的做法，不能使马变成斑马。　　　　
　　这种方法的最根本性问题，是如何监视责任的履行问题。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自由市场制度的中心特征，那就是：它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在监视着他自己的行动，同时，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力来很好地监视它。这正是托马斯·索厄尔在他最近的著作《知识与决策》一书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所阐述的观点。一个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生产产品的人，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努力工作，并且高效率地工作——正如苏联与中国那些耕种自留地的人那样。一个以其自己的财产来冒险的人，会有一种动力来最好地使用它。如果他使用他自己的财产来雇用别人进行生产或提供劳务，那么，他会有很大的动力去监视他的工人；而且，由于知道他在监视着他们，并可能奖励或开除他们，所以，工人们也有着很大的动力去高效率地工作。花它已的钱构消费者会有很大的动力去认真地计划开销。等等，依此类推。　　　　
　　反之，在这种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被告知要象赚取利润的企业家一样行事的制度中，他们有什么动力来监视他们自己呢？政府官员会力求监视他们，但是，使得这些官员不得不很好地监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而且，他们如何才能获得监视这些管理者的信息呢？　　　　
　　单单检验企业那些按步就班的、日复一日的、重复性的活动，是无法清楚地揭示这一问题的。唯有检验那些从生产增长、发展与变动，也就是说从生产革新的角度来说，在许多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单一活动，才有可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一问题。这些生产革新包括决定生产什么样的新产品，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新工艺，进行哪些新的资本投资，等等。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假如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就他所能作出的最准确的判断而言，这种想法获得成功的机会只有1／10。然而，如果成功的话，以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或者以生产支出方面的节约等形式而带来的经济收益，（比如说）100倍于引入这种想法的费用。那么。采取这一活动毫无疑问是十分可取的。这是一笔赌注。如果很多这种赌注得到了采用，那么，最终结果将是非常喜人的；成功者将大大地补偿失败者。　　　　
　　在下决心进行这一冒险的人可以得到额外收益的全部或大部分的制度中，个人会有动力来进行冒险。虽然他知道他输钱的机会是9／10，然而，当他的想法实行以后，在1/10的概率下他将得到的收益，足以证明这种冒险的正确性。　　　　
　　下面再来考虑一下这一情况在国营企业中的情景。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如何才能使他的上司相信：这一情况中的输赢可能性及指在收益真的就是他所认为的那样呢？他可能对他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然而在说服他的上司方面，他却可能困难重重。此外，奖励制度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一冒险成功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将得到某些额外的补偿；他可能被授与奖牌，得到赞赏与荣誉，成为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