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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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　的货币存量增长率是必要的。　　　　
　　（2）为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既避免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又避免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与为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年3％　一5％　　　　
　　的增长率相见，货币存量的增加既不能过分地快于这一水平，又不能过分地低于这一水平。货币供给的过分快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快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决不会发生。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决不会发生。　　　　
　　（3）一个高度波动的价格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程度是一样的。即使这一点得以避免。对于经济稳定来说，什么样的长期价格模式才是最佳的这一点仍不十分清楚——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温和上涨的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下择的价格水平？然而这一点的确是明确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如果必须通过价格水平目标来表述目的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有着极大的优越性：（a）易于公众理解；（b）确定性，它使得准确的目标方面的一系列变更较为不可能；（c）这大概是实现对社会各个成员平等相待的最佳途径。然而，确保任一价格水平目标的大致实现所存在的困难告诉我们：最好通过某种变量（而不是价格水平）来表述即刻的政策目标，如将即刻的政策目标表述为货币存量的、年4％　　　　
　　的稳定增长之取得，然后让价格处于与这一货币目标相一致的任一水平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水平几乎不可能较大地背离相对稳定性，而且毫无疑问，决不会是剧烈的不稳定的。　　　　
　　（4）对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货币变动成为波动的根源。如果我们可以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上，且在短期当中不存在货币存量的无规则变动，那么，发生下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将经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急剧的价格上涨；或者，我们将经历如1920－1921期间，1929—1933期间，1937－1938期间所发生的那种大幅度的价格下降或产量下降。　　　　
　　（5）尽管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防止我们过去常常经历过的那种广泛的波动，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性。力图更进一步利用货币方面的变动来抵消导致扩张与收缩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一构想是十分吸引人的。尽管可得证据已经证明了：如同在较长的时期中一样，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收入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在通过货币政策的良好调整从而产生出经济活动的良好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上，洒下了凝重的疑团——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如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货币变动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其影响，而且所需要经过的时间又是变化不一的。例如，按照过去的经历，为抵消目前的衰退而在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　　　　
　　6个月内，或在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1956年晚些时候及1957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是为抵消那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的——对于那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只是到了现在才产生其影响，并促成了当前的衰退趋势；1956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本身又不能部分地是为抵消1953－1954年衰退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结果。这样一来，在一个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而且这样的货币政策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自1951年以来的联邦储备政策截然地优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初期时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业已避免了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的广泛波动。与此同时，我自己倾向于认为：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且在我们现有的机构水平下，即使是这一政策也绝对地不如下面这种简单得多的政策：日复一日地将货币供给增长保持在一项先确定的比率上，而同时对季节性的影响加以考虑，但并不打算按货币情况来调整增长比率。　　　　
　　（6）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错误，应该强调的是：刚才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决不是为货币政策所特有的。财政行动也涉及到时滞问题。的确，与自主性的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自主性的财政行动来说，从采取行动之必要性的认识到行动之采取之间的时滞，毫无疑问地将较长：货币当局可以迅速地采取行动，而财政行动却因国会考虑带来严重的延误。有人提出：财政行动的这一缺陷可以为行动与其影响之间的较短时滞而抵消。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一方面的具体实证证据很少，但这一点是有可能的。这一信念是以合理性的一般考虑为依据的，而合理性的一般考虑又可能是一个错误指导的目标。而且，的确不存在任何理由足以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没有任何实证证据能够表明：与货币行动相比，对于财政行动来说，这一时滞（不论其平均长度如何）的变动程度较小。所以，货币政策的这些基本困难及限制将同等程度地适用于财政政策。　　　　
　　（　7）在当前的公众态度状况中，很明显，面对着相当温和加价格上涨，或者相当温和的价格与就业下降，“采取某种行动”的政治压力的确是非常强大的。从前面两点中所引出的主要教训就是：向这些压力屈服所带来的坏处通常会大于由此而带来的好处。有这样一种说法：“最好”常常是“好”的大敌，这似乎是与此高度相关的。某种极高的经济稳定程度无疑地是一辉煌的目标，然而我们取得这一目标的能力却是有限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避免极度的波动，但是如何避免较小的波动我们的知识还远远不够。不量力而行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它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同所有的这类戒令一样。这一条也必须适当地加以运用。这是在综合考虑及平衡意义上的一条要求，而不是在重大问题面前不负责任的一种托词，也不是在未能改正过去的错误问题上的一种托词。　　　　
　　版权：1969年，奥尔全·德·格瑞特，纽约。经允许重新出版。　　　　
　　摘自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的最优数量及其它论文》（芝加哥；奥尔金出版公司，1969年）．最初出版于《价格与经济稳定及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协会出版物（华盛顿D·C·：美国政府出版署，1957年）。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18．美国货币史：总论　　　　
　　　自南北战争以来这一个世纪当中的美国货币史，一直是多彩多姿、变化无穷的。在追踪其曲折历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下列问题加以探究是十分必要的：国内政治，国际经济安排，大管理机构的作用，个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及其它似乎与会计室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美国货币历史的纷繁特色使得这一世纪的实践经验对于研究经济变动的学生来说，有着特殊的价值。虽然他无法控制这一实践，但是他可以在足够分立的条件下对货币经历加以观察，从而将共同的因素从偶然的事件中分离出来，并取得相当的信心：即使在其它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指望这些共同因素得以成立。　　　　
　　纵观我们所详细检验的这近于一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发现：　　　　
　　1．货币存量的发展变化一直与经济活动、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化紧密相联。　　　　
　　2．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变动通常有一独立的根源；货币变动并不简单地是经济活动变动的反映。　　　　
　　我们可以这样期望：货币实践的这些共同因素，构成了我们将来发展的特征，正如它们代表了我们过去发展的特征一样。此外，我们还可以期望将来的发展（同过去的发展一样），为下面这一较为不特殊的概括提供进一步的例证：　　　　
　　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重要的相互关系通常完全是映入我的眼帘的那些表象的反面。　　　　　
　　1．货币存量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1867到1960，在我们拥有货币存量估计值的这93年中，曾有过两次主要的价格膨胀：1914－1920，及1939－1948期间一倍以上的价格上涨，这两个时期刚好分别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中及战后时期。在这二次战争当中，还存在着货币存量的一倍以上的增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货币存量的增长规模如此之大，这在任何其它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未曾出现过。　　　　
　　只有在一个时期当中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持续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价格上涨。即1897－1914年，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上涨了40％　一50％　　　　
　　。1897—1914期间货币存量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其它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除外）。人们普遍担心：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可能会最终地变成另一个这样的价格长期持续上涨时期。然而，很清楚，到1960年为止，情况并不是这样。1945年以来主要的价格上涨，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遗患，或者是与朝鲜战争有关。　　　　
　　1882－1892，1903…1913，　1923…1929，　　　　
　　1948…1960，我们认为：这93年中的这4个阶段表现出了相当高度的经济稳定性。在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化问题上每一阶段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其余各阶段，在货币及收入的年际变化方面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较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93年当中，曾有过6次严重的经济紧缩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灾难与失业，商业周期历史学家将这些紧缩时期限定为：与平均大约4年发生一次的、较温和的紧缩相比，这些紧缩时期在规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的话）（见图18·1）。最为严重的紧缩发生在1929至1933年期间。其它几个紧缩时期分别为：1873－1879，1893－1894（或者应该说是1893…　　　　
　　1897这整个时期，它包含了为一短暂的、不充分的扩张所分开的2个商业周期紧缩时期），1907－1908，1920…1921，及1937…1938。这些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每一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下降，其中最为严重的下降发生在1929…1933这一紧缩时期，在程度上能与这6个时期相比的其它下降时期只有这一时间序列的头一年，即1867…1868年，这是对南北战争时期的货币管用品加以清算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这93年当中，只存在两个其它时期：1948…1949，及1959－1960，在此期间内货币存量的下降明显地长于零星的、较短的几个月时间；然而，与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中的货币存量下降在程度上绝对地较小。而其余的紧缩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扩张时期相比，紧缩期间内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较慢（而不是绝对地下降）。　　　　
　　在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有　　　　
　　4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1873…1879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美钞与铸币支付之恢复的争论，及1873年银行危机而引起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白银的作用的争论、1890年的银行危机及1893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而产生的。1893年的银行危机所涉及的是各银行对存款与通货的可转换性的协调限制；1907－1908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恐慌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1929—1933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系统的崩溃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系统的崩溃涉及了1/3的银行因失败或合并而消失，并以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放假及为期一周的银行活动完全停止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完全与这四次危机相比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整个的期间内，即1884年的银行危机。这是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第三个长的紧缩时期（1882…　　　　
　　1885）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严重紧缩时期序列的分界线上。　　　　
　　在其它两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即1920…1921，1937…　　　　
　　1938，货币存量的减少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行动的结果：在1920－1921期间，1920年早期出现了贴现率的急剧上升，而大约4个半月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上升；在1937－1938期间，1936年及1937年早期存款准备比率提高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相应减少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下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减少都不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源。　　　　
　　在我们的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最为紧密的相互关系是（一方面）货币存量的长期和周期变动，同（另一方面）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的相应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周期当中，因为实际国民收入与名义国民收人趋于同方向变动，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的周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较为不紧密得多。在早些时候所提到的这4个稳定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当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是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着，在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下降1％　　　　
　　，而在另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上升2％　　　　
　　。很明显，只要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进行得相当顺利时，那么决定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力量则大致地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