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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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完全直接从上述讨论中得来的。　　　　
　　第一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以本身所能控制的变量来指导自己，而不应该以不能控制的变量作为指导。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判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象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器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货币当局也是一样。在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变量当中，对于政策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指示器是汇率、由某些指数所定义的价格水平、及某种货币总额的数量——通货加上调整后的活期存款，或者是这一总额再加上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或者是某一更为广泛的总额。　　　　
　　就美国这一特殊情况而言，汇率不是一个理想的指示器。要求大多数经济活动，对包含着对外贸易的这一微小的百分比作出调整，这可能是值得的，如果它将确保避免货币方面不负责任的现象的话——正如在真正的黄金本位下的情况那样。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适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货币当局所采取的无论什么样政策的平均标准而这样做，那么则很难说是值得的。如果通过浮动汇率，而让市场对世界情况作出调整（我们的资源中有大约5％　　　　
　　用于国际贸易），与此同时，并保持货币政策用以促进95％　的资源的有效利用，那么情况则会好得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三种指示器当中，价格水平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毫无疑问他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如果其它方面都相同，那么价格水平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些选择中最佳的一个——正如过去如此之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业已论证的那样。但是，其它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虽然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但比起货币当局的政策行动与这几个货币总量之中的任何一个之间的联系，则要间接得多。此外，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长于对各货币总额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而且，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的时滞与程度，都随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就某一特殊的货币行动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进行准确的预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对这一影响将何时出现作出准确的预测。所以，直接控制价格水平的努力，很可能由于错误的起止而使货币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根源。也许，随着我们对货币现象的理解的不断加深，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变。但在我们目前的理解阶段上，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长久之计似乎是较为稳妥的。所以，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作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会小得多。　　　　
　　对货币政策的第二条要求是：货币当局应该避免政策方面的大起大落。过去，货币当局有时会沿着错误的方向前进——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那样，但更为经常的是（尽管常常是为时过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然而却由于走得太远而犯了错误。为时过晚及过于频繁成了实践的写照．例如。在1966年早期，联邦储备系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向程度较轻的扩张方向迈进——尽管它应该至少在一年以前这样做。但是，当它起步的时候，却又走得太远，从而导致了战后时期最急剧的一次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因为已经走得太远，所以．在1966年底联邦储备系统改变航向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它又一次地走得太远，不仅恢复了早先过度的货币增长，而且超过了早先的增长比率。这一事件绝非例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一过程——正如1919与1920年期间，1937与1938年期间，1953与1954年期间，1959与1960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过度反应这一倾向的原因似乎是明显的：货币当局未能对它们的行动与对经济的一系列影响之间的时滞问题予以考虑。他们领向于按照今天的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要在6个或9个或12个或15个月之后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他们感到非紧急刹车不可；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感到非立即加速不可。　　　　
　　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是：货币当局应该通过公开地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实现某一特定的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速度，而在其行动中自始至终地避免此类的摇摆不定。与对某一确定的、且已知的速度的采纳相比，精确的增长速度，与精确的货币总量一样，其重要程度就逊色得多了。我本人提出了这样一种速度，一般说来这种速度将能够实现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方面的大致稳定性。按照我的估计，要实现最终产品价格水平的大致稳定，则要求通货加所有商业银行存款之总和的大约3％　　　　
　　…　5％　　　　
　　的年增长率，或者要求通货仅加活期存款之总和的略低的增长比率。然而，与遭受那些我们业已经历过的、广泛的、且变化无常的骚乱相比，拥有一种大致说来将会导致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温和的通货紧缩的固定增长比率（如果它是稳定的话），则要可取得多。　　　　
　　在没能采取这样一种公诸于众的、以稳定的货币增长率为内容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能够奉行避免大幅度摇摆的原则，这也将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货币增长率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实。而货币增长率大幅度波动的时期，同样也是经济活动大幅度波动的时期。　　　　
　　通过为自己确立一条稳定的航线并始终保持这一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促进经济稳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通过以稳定的然而却是温和的货币数量增长为航线，货币当局可以在避免价格膨胀或价格紧缩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其它方面的力量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从而要求变动与调整，甚或干扰了我们的措施的顺利进行。但是，稳定的货币增长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下述基本力量有效运转的货币环境：进取心、独创性、创造力、勤奋及节俭。而这些基本力量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所在。这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上对货币政策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同时这也是一项伟大的政策——毫无疑问地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　　　　
　　版权说明：1968年，美国经济协会。　　　　
　　密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作用》，见于《美国经济评论58》，第1册（1968年3月），第　1…17页。经允许重新出版。　　　　
　　美国经济协会第　80次年会上的首席演说，华盛顿D·C·，1967年12月29日。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2．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政策　　　　
　　　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可从以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进行：政策战术——　货币当局应该采取的一些特定的行动；政策战略或政策结构　——　针对应该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而言，理想的货币制度与安排。　　　　
　　战术问题是更为吸引人的。它们是直接相关的。并具有直接结果，同时，与适合于货币政策的基本结构这一棘手的问题相比，对它们的讨论在大多数方面比较容易进行。然而，长期的实践使我相信：在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能没有什么成效。　　　　
　　注重于战术问题的诱惑力，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使政策个人化的一种倾向：值得一提的有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或里根的经济政策，及马丁、伯恩斯或沃尔科的货币政策。有时这一方法是正确的。负有责任的某一特定个人可能会使事件的进程出现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货币史》一书中，安娜·　施瓦茨与我在说明　1929年至1933年的货币政策时，特别强调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位总裁本杰明·　斯特朗的过早逝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也许更为经常的是：这种个人化的方法是令人误解的。明显地负有责任的个人就好象那清晨报晓的雄鸡，而事件的进程是由一些更为深刻、且更为不容易观察到的力量所决定的；这些力量既决定了那些名义上负有责任的个人的个性，同时又决定了这些人所受到的压力。　　　　
　　我相信，过去几十年中的货币发展，与其说是由那些好象是负有责任的个人的意图、学识或个人特点所决定，不如说是由联邦储备系统的制度结构及外部压力所决定。例如，在在某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任期内对货币增长方面的变化加以判断时，仅知道他的姓名、背景及个人品质是没多大用处的。　　　　
　　如果现在的货币结构正日益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么我们将心悦诚服地继续保留它，从而战术问题就成了唯一的论题。然而，现在的货币结构并不能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的确，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机构象联邦储备系统那样，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当中留下了如此糟糕的政绩记录，但同时却又享有如此之高的公众信誉。　　　　
　　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货币之不稳定孕育着经济之不稳定。一种造就着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的货币结构，是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我们的货币制度中的根本性变化予以考虑是重要的。这类变动目前可能既不是可行的又不是所急需的。但是，除非我们现在就着手考虑，否则的话，一旦形势急需，再来实行这些变动就来不及了。　　　　
　　经济稳定与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重要吗？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考察一下货币数量增长率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的稳定性（作为另一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有关证据。　　　　
　　这一证据由两部分组成：（1）货币数量的系统性、周期性变化，及其与经济方面的相应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一系列循环为基础）；（2）货币增长方面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方面的不稳定性之间的长期联系。　　　　
　　安娜。施瓦茨与我对美国自1867年以来货币数量的周期性变动作了研究。在整个期间内，货币增长一直先于（而不是随着）经济活动而升降。货币增长的周期性高峰通常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高峰早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时间长度上变化很大，平均说来大约是6至9个月。货币增长的周期性低潮平均说来也要比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低潮早大约相同的一个时期。而且，大幅度的货币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伴随着经济活动方面的、大幅度的扩张与紧缩；而温和的加速与减速通常都会带来温和的扩张与紧缩。　　　　
　　在重大的紧缩与重大的繁荣期间（例如　1873－1879，1892－1894，1895－1896，1907－1908，1920－1921，1929…1932，1937…　　　　
　　1938期间的紧缩），以及在所有主要的通货膨胀性扩张期间所发生的国民收入方面的主要波动，则提供了特别有力的证据。对于这些时期来说，下述论证是极为有力的：货币增长的大规模变动，是名义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变动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图22·1中所表现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方面的可变性与国民收入方面的可变性之间的比较，它为货币稳定之重要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图22·1描绘出了货币及国民收入（按照国民净产值来计算）方面的年变动率的移动标准离差，而这些移动标准离差是针对以4年为单位的各个时期而言的。虽然这一图表是从对20多年前制订的一份图表的修正而来的，并使其在时间上适合于现在，然而，对早先的图表的下述表达仍然是适用的：　　　　
　　这两条曲线高度精确地彼此平行，特别是当人们心中牢记着下列条件时，情况犹为如此：这些仅以4种观察（自由度为3）为基础的标准离差，可以适应大幅度的抽样变动；而且，就我们所知，国民净产值数列与货币数列在它们的统计结构中是完全独立的；同时，这两者都包含着相当的误差数。　　　　
　　对于整个114年来说，这两个数列的相关系数是0．776。如果略去1898年以前的年份（这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得到了改善），则会得到一个更高的相关系数：0。858。对于自1898年以来的年份来说，货币的变动性不论是与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动性还是与价格的变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67，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06。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罗伯特。J。戈登展示了1908年到1980年期间货币、名义国民收入、实际国民收入及价格方面的变动性。他所使用的基本数据，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数据完全相同或密切相关，所以，并不表示在货币变动性与经济变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有独立的、新增加的证据。然而，他将这些初始数据转化成了对趋势的偏离，或者，按照他的描述，转化成了对“　自然　”　增长率的偏离。同时，对　7个性质迥异的时期计算了标准高差，而不是移动的标准离差。他的一些结果列在表22·1中，作为图22·1的补充。这些结果明显地加强了从我们的那些相关系数中得出的论点：货币变动性高的时期，同时也是名义国民收入及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性较高的时期，也是（除一次例外）价格高度变动的时期。他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在我们的图表中反映较为不清楚的重要的细节：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于货币方面的变动性，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毫无疑问地比以前要小。在以前的每一时期当中，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性都是货币方面的变动性的2倍以上；而在此之后，前者只是后者的1倍到1．5倍。对于这一变化，我提不出任何好的说明，然而，我推测：这一变化可能更多地来自于国民收入数据的统计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