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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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即使是对于那些博识的非专业人员来说，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一种主张更难以接受：12个人（或者19个人）在华盛顿围桌而坐，既不是为了竞选，也不是为了免职，也不是为了严密的行政控制或政治控制，但却有权决定货币的数量—— 有权允许货币数量在 “ 大萧条 ” 期间下降 1/3，或者在1970至1980期间几近增加一倍。这一权力太重要，且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如果有其它可行的办法的话，则不应该让少数几个人（不论他们多么具有公众精神）来运用这一权力。
没有必要存在这样的专制权力。在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制度中，任何货币总量的总额都将由很多金融机构及数以百万计的货币资产持有者的市场交易活动所决定。这将受到可得的、作为主要准备金的强力货币常量的限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毫无疑问他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缺乏严格的政府控制—— 诸如那些如 Q规则所示的、幸而又被取消了的严格的政府控制—— 的情况下，仅当金融革新或商业及工业方面的变动改变了人们持有各种货币资产的比例时，各种总量与强力货币的比率才将逐渐地发生变化。不再有那些少数人将有可能引起上述比率或者各种货币总量增长率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说，将为期 6个月的（1982年1月至7月）M1方面的3％年增长率，改变为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的（1982年7月至1983年1月）M1方面的13％的增长率。
结论
重大的制度变更仅在危机时期才会发生。而在其它时候，专制的现状使得制度变动仅限于边边角角的修补上面—— 我们终于对付过去了：是 “ 大萧条 ” 产生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这一（至少）自1914年联邦储备系统开始运行以来我们的货币制度方面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同时，也正是“ 大萧条 ” ，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从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转到了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手中。从那时开始，我们的货币制度一直是相当稳定的。是 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双位数字利率—— 加上 Q规则的实施—— 产生了货币市场的互助基金，从而促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旨在减少国家对银行的干预的措施。
尽管如此，讨论一下根本性的变动还是值得的，这并不是因为预期到它们将很快地得到采纳，而是因为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目标，从而按照下述标准来判断以后进行的变革：看它们是使制度结构更接近于这一理想呢，还是使它更加偏离这一理想。
另一个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对根本性的变动予以研究，从而当要求或便于根本性变动的危机确实出现时，我们将拥有各种业已得到了认真研究和充分探讨的选择方案。国际货币安排方面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几十年当中，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寻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方法，并特别地探讨了在各个国家的通货之间浮动汇率的方法。但是有关的讲求实际的人们却把浮动汇率的建议看作是不现实的、不切实可行的象牙塔。然而，当危机到来时，当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不得不予以废弃时，理论家们的那个不切实可行的建议变得非常切实可行了，并构成了国际货币安排新体系的基础。
无须赘言，我并不希望将会出现任何危机，从而使得国内货币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成为必要。最为可能的这类危机就是连续的货币不稳定性，即对围绕着一上升趋势而上下波动的通货膨胀的回归，这时的通货膨胀加速到年20％
、30％
以上。这将动摇国家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同时将产生我们中没有人希望看到的那种结果。然而，如果不承认这种发展趋势是在所难免的则无异于自欺欺人。它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了，而且它也将在这里出现。如果它的确出现了，那么，缩短其过程、将其危害减少到最大限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对这一根本病症予以根治的准备，而不是做好银行援助的准备。
至于现在，我相信，最好的根治办法就是前一部分中所描述的改革：废除联邦储备系统创造货币的权力，冻结强力货币的数量，并减少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干预。
在关于战术这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那些在政策及措施上不甚基本的变动，在我看来似乎提供了避免危机的最好可能性。它们要求联邦储备系统改变其措施，从而使联邦储备系统得以更为准确地对某一选定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选择单一的货币总量予以控制；同时提前确定并坚持那一货币总量的5年增长趋势，从而将使这一货币总量的增长率与健康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相一致。
这些战术方面的变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而，至于它们能否实际地得到采用，我的看法并不乐观。所存在的障碍是政治上的。同任何官僚一样，采用那些将使联邦储备系统负有责任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它自身的利益。联邦储备系统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避免这样做。我所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一个是新的。所建议的这些变动在5年或者10年以前就应该进行—— 的确，如果那时就采用了这些建议，则过去 10年中的通货膨胀与变动性将永远不会发生。这些建设业已得到了联邦储备系统之外的大部分货币专家的支持。但联邦睹备系统出于官僚主义原因及政治原因（而不是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拒绝了采纳。而且拒绝是出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利益。通过使货币政策成为一种必须交由“ 专家 ” 来管理、必须脱离于政治之外、而且不能为外行人所评判的神秘的东西，联邦储备系统一直得以保持其崇高的公众声誉（如我在本篇文章的开头所谈到的），而尽管它的政绩是非常糟糕的。
在对国会的证词中，一个又一个的主席都在强调联邦储备系统的任务的神秘性与艰巨性，强调自主、判断及平衡各方面考虑的必要性。每个人都强调联邦储备系统的工作是多么地出色，并一再宣称其对非通货膨胀性的政策的执着追求；同时，每个人都将任何不合意的结果归于非联邦储备系统所能控制的力量，或归于政府政策的其它组成部分的无能—— 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无能。联邦储备系统最近四位主席的证词，充分证明了他们对避免责任的普遍关注 —— 鉴干他们所宣称的意图与实际结果之间的那种纯粹偶然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对这种关注抱以同情。
很明显，问题并不在于谁碰巧是主席，而完全在于体制。
版权说明：摘自密尔顿· 弗里德曼的《 20世纪SO年代的货币政策》，见于约翰·H· 穆尔编辑的《促进繁荣， 20世纪SO年代中期美国的国内政策》（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社，1984年）。
《弗里德曼文萃》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23．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货币当局吗？
这篇文章的主题，用普安卡雷的著名评述来表达就是；“货币大重要了，以致于不能让它为中央银行所管理。”引出这一主题的，是这样一种问题：在一自由社会里，对于货币政策的控制来说，应建立什么样的安排．信仰自由社会的人——即“自由主义者”（以这一词的最初意义而言，而不是以这一词现在在美国的语义而言）——从根本上害怕集中起来的权力。他的目标是要使每个人分别地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而这种最大程度的自由与不妨碍他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一致的。他相信：这一目标要求权力分散，应该防止权力集中在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手中。
在货币领域，权力分散的需要引起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人们普遍同意：政府必须对货币事务负有一定的责任。人们也普遍承认：对货币的控制，是控制与塑造经济的一个有力的工具。“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途径是摧毁其货币”，列宁的这一著名格言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以更为通俗的形式而言，货币的重要性的例证为：对货币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从人民大众那里索取税收收入的一个有力工具——常常是在没有取得立法机关的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这种情形从古代就开始了——那时君主们削挫货币，并采用其它类似的权宜之计——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我们现在拥有更为微妙、更为复杂的现代技术，来开动印刷机或简单地改变帐簿记录。
这一问题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它将使政府能够履行它对货币的责任。而同时又限制了因此而赋予政府的权力，防止了这种权力被用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了或者说已经提出了三种解决办法。一种解决办法是自动的商品本位，这种货币本位原则上不需要任何政府控制。第二种解决办法是一“独立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第三种解决办法是规则对货币政策的控制，这些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事先立法通过的，它们约束着货币当局的行动，并极大地限制了货币当局的主动性。本文将对这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讨论，而其中主要侧重于通过中央银行的那种办法。
商品本位
在历史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和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最经常形成的一种办法是商品本位，也就是说，使用譬如象金、银、铜、锡、香烟、白兰地酒或者各种其它货物作为一些有形的商品货币。假使货币完全是由这一类有形商品所组成，那么，原则上就根本不需要政府的控制。社会的货币量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的成本，而不是其他东西。货币量的变化将取决于生产货币商品的技术条件的变化和对货币需求量的变化。
这是一个理想的事物，它使许多信仰自动金本位的人受到鼓舞。然而事实上，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它已经远远地偏离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简单方式。历史上，在表面上能够按固定比例兑换成货币商品的某种形式的信用货币已经伴随着商品本位——例如金本位或银本位——而发展出来。这种发展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商品本位的基本缺点是它需要使用真正的资源来增加货币存量。为了在诺克斯堡或一些类似的地方重新埋藏黄金，人们必须辛苦地从某一地方的地下挖出某些东西来——例如从南非的地下掘出黄金来。商品本位的运行需要使用实际资源这一必要性，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动机，使人们想方设法不使用这些资源而达到同样的结果。假使人们接受上面印有“答应支付若干单位的货币商品”的纸张作为货币，那么这些纸张就能起着和有形的黄金或白银同样的作用，而需要消耗的资源却少得多。这一点我曾在别处以较大的篇幅加以论述，而在我看来，它似乎是商品本位的基本困难之处。
如果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是可行的，那么它将为自由主义者进退两难的困境提供良好的解决办法：有一个稳定的货币机构，而又不存在不负责地行使货币权力所带来的危险。例如，假使一个国家的公众都支持一种地道的、几乎百分之百的货币均由黄金组成的金本位，同时受到金本位神话的熏陶，从而相信政府干预金本位的正常运行是不道德的和不适当的，那么该制度将提供有效的保证，使政府不能对货币相作非为并从事不负责任的货币行动。在这种本位下，政府的任何货币权力的范围都是很小的。
但是，这种自动制度在历史上从未被证明是可行的。它往往倾向于内含有信用因素的混合制方向发展，例如，在商品货币之外，还存在着银行券、银行存款或政府纸币。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最初是由私人提供的，但要想避免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是困难的。其原因基本上是防止伪造货币或其它类似的经济行为的困难。信用货币是支付标准货币的一个契约。通常的情况是：在制订这样的契约和实现这样的契约之间趋向于有一个很久的间隔，这便增加了执行契约的困难，因此也增加了签订欺骗性的契约的诱惑性。此外，一旦引入了信用因素，那么政府本身发行信用货币的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商品本位实际上趋向于变成了包含着广泛的国家干预的混合本位，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如何对干预加以控制。
尽管很多赞成金本位的人发表了许多长篇大论，但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确实希望实行一种真正的、完全的金本位。那些自己宣称要求金本位的人们所指的，几乎一成不变地是现行的这种本位，或者在30年代得到维持的那种受到中央银行或其它政府机构管理的金本位。这种金本位只保持少量的黄金作为信用货币的“储备”——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切的名词。甚至在19世纪金本位的大好时光里——那时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正在熟练地经营金本位——这种货币制度也远非一个自行调节的金本位．甚至在那时，它也是一个高度受到管理的本位。毫无疑问，到了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更趋极端。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已经采纳了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对国内稳定负有责任。这一发展，加之沙赫特所发明的、对外汇交易的广泛的、直接控制，已经表明了：现在很少有（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哪个国家还愿意让金本位象19世纪那样甚至半自动调节地运行。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在金本位问题上的作法都是不对称的。它们甘愿允许黄金的流入，甚至允许相应地产生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黄金以任何较大的规模流出，也不愿意通过允许或强迫国内价格下降而对黄金外流作出调整。相反，它们很可能采取诸如外汇控制、进口限制之类的措施。
我的结论是：自动调节的商品本位既行不通，又不是解决建立自由社会的货币安排问题的一个理想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