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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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越来越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使用储备，越来越不愿意让这种影响直接地且迅速地传导到国内货币情况及价格上去。美国就是一个突出的、关键性的例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拒绝让其顺差——以黄金输入的形式表现的——按照所谓的金本位原则所要求的方式来提高国内价格；相反，它“冻结”了黄金的输入。特别是在大萧条使充分就业上升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高度之后，各国都不愿意让逆差产生任何通货紧缩性影响。
对于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较小的、暂时的严峻考验来说，以货币储备作为对付这一考验的唯一法宝，而对于较大的、更为广泛的或更为根本性的严峻考验来说，则用其它途径来加以对付，这是经济政策的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而且也近似地概括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论基础的那种基本原理。遗憾的是，这不是一项现实的、可行的或可取的政策。几乎不可能事先知道，甚至不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地就知道：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某种特定的紧急情况能否迅速地得到改变，即这中紧急情况是暂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呢，还是永久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如果在变动的规模与可能持续的时间得以确诊之前，在按照这一诊断采取根本性的修正步骤之前，货币储备是用来对付外部情况变动的唯一法宝的话，那么，货币储备必须非常庞大，远远大于正统的金本位下货币储备发挥这一职能时所需要的水平。可能只有美国的情况除外，而且即使是美国，也只是当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可以自由接纳时的情况除外，储备通常远没有这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强烈的趋势：即为了求得安慰而过久地依赖于储备，但这种依赖又不能足够地持久，直至作出明确的诊断并采取合理的行动。因为希望事情能够自行恢复正常，所以修正性步骤被一再拖延，直到某一天，储备的状况迫使人们去采取强烈的、且通常是仓促的行动。
比较
在实际情况中，必须使用刚才描述过的那些调整方法中的某一种，来对付影响对外贸易的条件方面的变动；只要不是完全消除对外贸易，就不可能避免这一必然性，而且这也是对进口和出口贸易进行直接控制的一种极端形式。基于上述分析，很明显，可变汇率似乎是最适合于现有情况的调整方法，因为：动用储备本身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直接控制既不便于进行又收效甚微，而且，我预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它将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由于国内价格——特别是工资——方面的刚性，以及充分就业——或者是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作为一种主要的政策目标所具有的迫切性，所以国内价格与收入方面的变动是不理想的。
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实行可变汇率的理由与实行夏令时的理由几乎是非常相同的。当可以通过让每个人都改变其习惯来达到完全相同的结果的时候，却要通过在夏季改变时钟来实现这一结果，这难道不是荒谬可笑的吗？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每个人决定早一小时到达办公室，早一小时吃午饭，等等。但是，十分明显，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但改变指导所有人的时钟要比让每个人分别地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要简单得多。在外汇市场上情况也完全如此。让一种价格发生变动，也就是说让外汇的价格发生变动，要出依赖于构成国内价格体系的众多价格的变动简单得多。
II．对可变汇率的反对意见
关于建立可变汇率制度的建议，引来了三种主要的批评意见：第一，可变汇率可能会增加经济领域中的不确定程度；第二，因为可变汇率将导致国内价格方面的抵消性变动，所以可变汇率不会有任何作用；第三，可变汇率不会产生最佳的、可实现的调整时效与速度。第一种反对意见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而出现，即使会有相当多的重复，但对这些不同的形式分别加以讨论会有助于问维的澄清。
可变汇率与不确定性
1．可变汇率意味着不稳定性，而不是稳定性 。从这一反对意见经常借以提出的那种幼稚的水平上说，它犯了一个我们业已指出过的错误：即将困难的症状与困难本身混淆起来。可变汇率不一定就是不稳定的汇率，即使是的话，那也主要是因为：在决定国际贸易的那些经济条件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稳定性。而刚性汇率本身虽然在名义上是稳定的，但它却可能使经济中的其它不稳定因素永远存在并日益加剧。在可变汇率变动的同时而刚性的官方汇率并没有发生变动，这一仅有的事实丝毫不能证明。从任何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可变汇率比则性的官方汇率意味着更大的不稳定性，即使可变汇率确实意味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那也是由于下面这几点中所考虑的某种或多种原因。
2。可变汇率使得出口商和进口商不可能明确地了解到他们将支付的或接受的买卖外汇的价格。 在可变汇率下，商人们几乎总是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头交易来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当汇率为可变时，这样的外国货币期货市场也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了。这样一来，关于收益的任何不确定性就将由投机者来承担了。所以，对于这一理由来说，充其量不过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可变汇率使商人增加了套头交易的费用，亦即为了避免汇率将来变动的风险而向投机者支付的价格。但这种说法也是言过其实的．可变汇率对刚性汇率的替代，所改变的只是外汇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借以表现的形式而已立根本不会改变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且实际上还会减少不确定性。例如，那些将趋于导致可变汇率下降的种种情况，在刚性汇率下则会导致外汇短缺。这反过来或者又会导致不确定性质的国内调整或者外汇的管理性分配。这样一来，虽然商人们对外汇情况很有把握，但他们或者将对国内情况没有把握，或者对外汇的可得性没有把握。负责分配外汇的权力当局的事先承诺，可以使某些交易摆脱不确定性；但是，十分明显，这不可能使所有的交易都摆脱不确定性，因为可得的外汇总量方面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所以，某些交易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减少，带来了其它交易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因为现在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到它们身上来了。而且，外汇的这种管理性分配，充满了将要实行的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对于贸易来说，与可变汇率有关的不确定性同与刚性汇率有关的不确定性相比，哪一个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一点绝非确定无疑的。
3．外汇市场中的投机活动常常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 。十分明显，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紧密相连的。据说，投机者将把汇率的某次下降看作是汇率进一步下降的信号，所以，常常使得汇率的波动更为剧烈，远远超过了不存在投机时所应有的水平。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的特殊的恐惧心理，是对应于政治不确定性或只是对应于汇率方面的波动而产生的对资本抽逃的恐惧。尽管现在流行的观点与我的看法相去甚远，但我仍然对下面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外汇方面的投机活动事实上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从早些时期的某些经验中得到的证据，以及从瑞士、丹吉尔及其它地区现有的自由市场中得到的证据，尽管还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分析从而使得下述结论明确地得以成立，但在我看来它似乎表明了这样一种结论：即一般说来，投机活动是增加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相反。那些认为投机活动通常是造成不稳定因素的人，可能没有认识到，这几乎就等于说投机者总是在赔钱，因为：一般说来，当且仅当投机者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某种货币价格低廉时卖出，而在价格高昂时买进的时候，投机活动才可能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说投机活动不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职业投机者平均说来可能会赚钱，而与此同时，成员不断变动的非专业性人免通常却可能损失较大的数目。但是，虽然这可能会发生，然而没有理由推断它一定会发生；而且正确的假定与此刚好相反。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如果投机活动一直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象 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的外汇平准基金那样的政府机构，则可以在外汇方面进行投机，从而大发其财，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几乎肯定地消除那种造成不稳定的投机活动。但是，假设由政府进行的投机活动通常是有利可图的，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相当于假设：以并非为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资金来进行冒险的政府官员们，对于外汇市场上可能发生的变动所作的判断，比以其自己的资金来进行冒险的个人的判断要高明得多。
投机活动很可能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源，对这一观点的普遍信赖，毫无疑问地是导致战后时期对可变汇率制度的傲慢的否定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似乎并非建立在对可得的实证证据的系统分析之上的。我认为，它主要是以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所谓的为获取高利或保障币值而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的流动资金波动所作的过于简单的阐述为依据的。那时，预示着货币贬值（亦挪预示着汇率变动）的任何投机性波动，都被看作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上述波动也被这样地看作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现在回想起来，很清楚，那些投机者是“正确的”；种种因素正独立于投机性活动而在导致大部分欧洲货币的价值相对于美元而贬值；这些投机性波动预计到了这一变动；所以，与称它们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相比，我们至少有同样充分的理由称它们是“增加稳定性的因素”。
此外，对这一证据的解释因下述情况的影响而受到了损害：即未能将一种暂时地被保持刚性的、然而却由政府的行动一次次地所改变的汇率制度，与一种可变的汇率制度区分开来。即使在那些被看作是“外汇投机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的例证的资本波动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将随政府的行动而改变的刚性汇率的存在所刺激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主要地归因于汇率的灵活性的缺乏，及由此而导致的避免资本波动的积极性的缺乏。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外支付状况起伏很大的情况来说，这一点也是同样正确的。出于前面提到过的种种原因，这种情况与真正的可变汇率下投机性波动的性质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4．可变汇率将增加国内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据认为：在很多国家当中，都存在着对通货膨胀的极度恐惧。人们已习惯于将汇率看作是通货膨胀的指示器，从面对汇率的变动十分敏感。据认为：在刚性汇率下要发生的那种外汇危机将会悄然消失，而只有那些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人才会知道，然而汇率的下降却将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将被看作是将来通货膨胀的信号，从而会导致全体公众的先行变动。通过这一途径，可变汇率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仅带来不确定性所表现的形式的变化。这一理由有其可取之处，但在我看来，它似乎不能成为避免可变汇率的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它的含义是这样的：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当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元的汇率的变动很可能是温和的，而且很可能会有所上升时，作出向可变汇率的转变似乎是理想的。如果这一转变伴随着采取迅速的货币行动来对付任何国内反应的自觉性，那么这就更为理想了。除非货币环境有助于通货膨胀的产生，否则的话，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很少有机会、甚至完全没有机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能够证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并且在实践当中，汇率的每日变动与国内价格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那么这将即刻地使得由可变汇率（然而并不是高度不稳定的汇率）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减少到微不足道的程度。此外，人们对汇率的大幅度下降是国内通货膨胀的症状或者预示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种说法的广泛认可，绝非完全是坏事。它意味着：可变汇率将提供一种用来对付高度通货膨胀性的国内政策的障碍物。
与此几乎截然相反的理由有时也被人们用来反对可变汇率。据说，在可变汇率下，政府采取坚定的国内行动来防止通货膨胀的积极性将大为减弱，而且政府的立场也将远不是那么强硬。据说，刚性汇率为政府树立了为之而战斗的象征——政府可以将其旗帜固定在某一特定汇率的旗杆之上，从而抵御了要其采取以保护汇率为名义的、通货膨胀性的行动的政治压力。引人注目的外汇危机创造了这样一种客观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强烈的行动——即使是不受欢迎的行动——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据说，在可变汇率下，不存在明确的汇率顶点；通货膨胀性行动将仅仅意味着汇率的下降，而并不意味着引人注目的危机，而且，人们受某种市场上的某种价格——即汇率——的变动的影响甚小，因为在这一市场上，与之有着直接的业务往来的人甚少。
当然，这两种论断都有可能是合理的：第一种论断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中就可能是合理的，这些国家最近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剧烈的汇率波动；第二种论断在象英国那样的国家中就可能是合理的，这些国家并没有经历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剧烈的汇率波动。但是，即使在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当中，下面这种说法也远不是明确的：与可变汇率相比，在目前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