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文萃-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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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下降（事实上它无疑是下降了），外生货币的10％　　　　
　　的年增长率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只是1％　的国民收入中的约7/10。　　　　
　　上述收入中的第二个部分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部分。以往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使得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人遭受了一种决不可能在公开表决中获得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水平。然而，由此而生的政治压力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以此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这种收入来源基本上被消除了。　　　　
　　上述收入中的第三个部分也是极为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邦政府的长期债款额占6％　　　　
　　以上。到1967年，尽管在正式的联邦预算中仍然存在着经常性的“赤字”，但联邦政府的长期债款额还是发展到占国民收入的32％　　　　
　　，自那时起，这种债务一直随财政赤字的持续与增长而上升。不过即使如此，目前它也只占国民收入的36％　　　　
　　。赤字比率下降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实际的经济的增长，但大部分还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了债务的实际价值的减少，这些债务所支付的实际利率事后被证明是一个负数。　　　　
　　这些收入来源的潜力已经被前面提及的那些金融市场的发展大大地销蚀了。市场压力使得政府很难再以过低的名义利率发行长期债券．出现的一个结果是，联邦政府债务的平均偿付期限已趋于缩短。战争状态下除外，通过意外的通货膨胀而将短期债务的利率转变成事后盾的负的实际利率，要比对长期债务如法炮制困难得多。而且无论是对短期债务还是对长期债务来说，在数十年历史性高水平且波动很大的道货膨胀之后，想在任何关键时间内产生任意幅度的、意外的通货膨胀，要比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困难得多，那时，公众的观念仍然反映着长时期来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的影响。　　　　
　　在英国，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政府债券的采用，更直接地消除了政府可以从事后的负实际利率中获利的可能性。在美国，现今也存在要求财政部发行类似债券的压力。如果美国再经历一次高水平且波动幅度大的通货膨胀的话，则这些压力肯定会加强。　　　　
　　反之，如果我们经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长期价格水平的日子的话，资产拥有者将再次被假象所哄骗而认为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但这无疑不是今天的情况。　　　　
　　总之，作为一种政治选择，通货膨胀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如果投票的公民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则就目前看，建立一种可以使现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本位例外于费雪的结论的货币安排，在政治上将是有利的。　　　　
　　这只是一种愿望。要使费雪的结论成为过时的东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常常在一些短期压力下采取一些有着极为不利的长期后果的办法，今天的以色列就提供了明显的例证。以色列在某些条件下继续借助于通货膨胀，因为这些条件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可怜的收入来源——如果它本身并不消耗财富的话。　　　　
　　结论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上，即回到弗里德曼就为什么“人们很少将货币的安排权留给市场”所列出的充分理由的问题上来：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的实践历程与理论著述对之做出了哪些选择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1）点，即“纯粹的商品货币的资源耗费以及由此商品货币纯信用化的趋势”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说明。现今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然而资源耗费并没有被消除。它今天仍然存在的原因在于：私人贮藏贵金属及金币、银币以对付他们所担忧的完全的信用货币所可能产生的通货膨胀。进而言之，还增加了一种新的资源耗费，原因是纯粹的信用货币降低了价低水平的长期预测性。这种耗费是以期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为提供个人、商业企业及政府部分所需要的额外的套头交易所占用的资源的形式存在的。如果这些新形式的资源耗费产生了在货币中重新引入商品因素的压力，以此作为降低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的方法，那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倒退。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试图对第一次世界大政前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与1971年以后的货币体系的资源耗费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学术研究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第（2）点，即“履行那些涉及到承诺支付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合同以及防止与此相关的欺诈行为具有的特殊困难”仍然存在且反映突出。最近发生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及俄亥俄储蓄与贷款银行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政府在债券市场上众所周知的失败，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困难的特性发生了变化，它们对现钞的影响似乎不再比对存款或其它货币或准货币的支付承诺的影响更为严重。此外，政府（纳税人）将保护存款持有者免遭损失已成为理所当然，而不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欺诈还是其它。通讯条件的改善及金融市场范围和结构的发展在一些方面增加了（在另一些方面减少了）履行契约和防止欺诈的困难程度，而这些必定使得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不介入状态更为困难。　　　　
　　第（3）点，即“纯粹的信用货币所具有的技术垄断特性使得对其数额作某些外在的限制成为必须”，已经被提出质疑。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对能兑换成某种商品的货币问题的说服力，远大于它对纯信用货币问题的说服力。我们仍然相信这样一种可能性有待于证明，即在不存在政府货币当局的作用下，私人发行者能（这一术语的两方面的意义）提供竞争性的、有效的和安全的信用货币。由此我们认为，这是以商品为基础的外生货币的消除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挑战。　　　　
　　第（4）点，即“货币的普遍性”及在货币发行方面“对那些非直接涉及到的部门的重要影响”还没有受到质疑。已经引起质疑且仍在激烈争论中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设置能把那些来自第三者的种种影响缩到最小？我们能肯定的是：由于货币当局在实施稳定的、非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上的失败，使得私人金融中介机构也产生了同样的不稳定状态，因而，政府的介入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事态更加恶化而不早趋于好转。迄今为止，在什么是合意的安排途径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不必说通过某种政治运动来实施这一安排了。　　　　
　　我们自己的结论——同沃尔特·贝格霍特和维拉·史密斯的结论一样——是：比之政府介入所实际取得的成效，把货币和银行的安排权留给市场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不过，我们也认为，在过去阻碍达到这种结果的那些力量今后会继续阻碍这种结果的实现。这些力量是促使还是阻碍货币体制的重大改变，将取决于未来数十年中货币领域的发展情况——而且，由于我们的冒险是在一个基本上未经开垦的货币领域里进行的，因而，它的状况会比平时更为扑溯迷离。　　　　
　　关于我们处在一个尚未开垦领域方面的认识上的失误，使私人货币和自由银行业问题的整个讨论笼罩在一种不切实际和似是而非的气氛之中。沃尔特·贝格霍特对之做了很好的表述：　　　　
　　我们对其基本功能依赖于单一银行的银行制度如此习惯，以致于我们几乎不能意识到别的银行制度的存在．但是合乎规律的制度——如果政府早让银行业自由发展的话，这种制度今天已经出现了——是一种由许多同等规模的银行或者就总体说并非全然不同的银行所组成的制度……　　　　
　　人们会立刻问我：你建议来一场革命吗？你是在建议放弃现行单一的储备体系而重新创立一种多元储备体系吗？我的回答很简明：我并不建议这样做，我知道这样做很幼稚……一种以英格兰银行为基础和支点而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信用系统现今已经存在，英国人以及外国人都暗暗地信任于它……如果某种灾难使这种信誉荡然无存，则必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信用系统取得同样的信任。如果某种奇迹使多元储备体系在伦巴第人街（伦敦的金融中心——译注）出现，那它看来是荒诞怪异的，不会有人理解它，或者信任它。　信用是一种力量，它只可以成长，却无法构造　。　　　　
　　可以用“计算单位”或“外生货币”代替这句话中的“信用”一词，信用与外生货币的发行是直接相关的。自贝格霍特写作该书来发生的黄金作用的变化，黄金被纯法令货币取代的方式，是对贝格塞特论断的惊人的应用。“由漫长的时间与实际应用所产生的”对黄金的信任，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慢慢消失，而同样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使人们对这样一些纸片的信任发展起来。这种纸片——在它们已经失去意义后的许多年——仍然继续包含着“美国将及时支付持票人若干美元“的承诺，或者包含着其它有同样效果的词句的承诺。现在，它们只简单地标着‘联邦储备银行券”，“一美元’或‘若干美元”的字样，并附着这样的话：“此券是适用于所有公私债务偿付的合法货币”。而即使到现在，在政府发行的货币与黄金在国内的可兑换性已实际结束半个世纪之后，联邦储备银行仍然要在“储备金供给要素”表中列出按人为的“法定”价格计值的“黄金存量”。因此，就象老兵一样，黄金的生命并没有停止，它只是在逐渐失去丰采。　　　　
　　同样，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作为纸币美元的一种替代物，私人的“实际”（即按通货膨胀水平进行调整的）本位的发展，目前在美国并不存在有效的法律障碍，然而，如果没有一次大的货币灾变，那么这种本位需要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成为纸币美元的真正的竞争对手——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待别地，在有关哈耶克论点方面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他最近的著述集中在解释这一问题上：循序渐近的文化演变——一种广泛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过程——怎样产生那种比明确的人类设计所刻意构造的制度和社会安排优越得多的制度和社会安排。然而，在他近期发表的论述竞争性货币的文章中，他建设用一种刻意的构造未取代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过程的结果——引入货市竞争。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一方面，我们是塑造社会的那些力量的观察者，另一方面，我们是参与者，并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塑造社会。　　　　
　　如果说有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问题的办法的话，那么，它将在危机时期出现。那时，只有在那时，货币制度和其它制度的重大变化才是可能的或合理的。那时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人们对所能认识到的可利用配置的选择状况。直到危机使得重大变革成为不可避免之前的数十年中，学术界赞成取消数量规则并（在另一截然不同的领域中）实行可变汇率的主张，对制度的设置安排一直影响甚微，甚至没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些变化的有说服力的事实的存在，将使它们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同样，如果现行的纸币制度——这个世界已经渐渐趋向于它——以合理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运行，既没有带来大的通货膨胀，又没有带来严重衰退的话，那么，关于可能进行的重大币制改革问题的广泛讨论，对于事件的发展过程也将不会有多大影响。然而，现行的纸币制度无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特别情形下，它甚至可能成为费雪结论的牺牲品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完全取决于已为学术界充分讨论，并得到学术界公认的选择办法。我们认为，扩大选择范围，并使这些选择办法付诸实践，是学术界对币制改革所迸发的兴趣的主要贡献。　　　　
　　本文与安娜·J·施瓦茨合著。经《货币经济学家杂志》（1986年第17期第37～62页），允许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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