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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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能的个体逐渐被淘汰掉了，这一特殊性便有扩大到全种族之势。种族改
变了，一个不同的永久的种别慢慢地确立起来。这是一个新观念。关277 于
它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赫胥黎有过确当的说明。赫胥黎凭借他的阐释的
天才、辩论的技巧与争辩的勇气，在促使一般人接受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见解
方面比任何人尽力都多。他说：“新种可由个体离开种的类型的变异，经过
环境的选择作用而形成。这种意见，在1858 年以前，不论科学思想历史家和
生物学家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把这种变异称为‘自然发生’，因为我们不
知其中的原因。但这个意见却是《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它包含了达尔文
主义的精髓。”
达尔文把这个观念当做工作假设，花了二十年的功夫搜集事实和进行实
验。他博览群书，阅读旅行游记，阅读有关运动竞赛、自然历史、园艺种植
和家畜培养的书籍。他进行了家鸽交配的实验，研究了种子的传播，以及动
植物在地质与地理上的分布。在融汇事实、权衡事实与已产生的一切复杂问
题的关系以及最后排比事实上，达尔文表现了无上的本领。他的坦率的诚挚，
对真理的爱好以及心境的平静与公正，都是理想的博物学家的典范。他为了
指导工作，形成许多假设，但他绝不让先人之见蒙蔽了事实。他说：“我不
断地努力保持心无拘执，以期任何心爱的假设（我对每一问题都要成立一
个），只要证明与事实不合，我都可以立刻放弃。”
达尔文到1844 年已经相信物种并非不变，而物种起源的主要原因是自然
选择，但他年复一年地继续工作，以期得到更可靠的证据。1856 年，赖尔敦
促他发表他的研究结果，达尔文觉得他的研究尚未圆满，没有听从。1858 年
6 月18 日，他收到华莱士（AlfredRusseI Wallace）由特尔纳特（Ternate）
寄夹一篇论文。论文是华莱士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之后，在三天内写成的，达
尔文立刻看出这篇论文中包含有他自己的理论的要点。他不愿意争夺二十年
的在先权。这虽然是他应得的权利，但却会使得华莱士的贡献失去意义。因
此达尔文把经过告诉了赖尔与胡克。他们两人和林耐学会商议，于1858 年7
月1 日，把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1857 年写给阿萨·格雷（Asa Gray）的一
封信及他在1844 年所写的他的理论的提要一并发表。
进化论与自然选择
接着，达尔文就开始写作，把他多年辛劳的结果简略地写了出来，1859
年11 月24 日，他的书命名为《物种起源》发表了。
我们已经探讨了进化思想的各个支流——字278 宙理论的、解剖学的，
地质学的与哲学的。这些支流，虽然为物种不变的成见所阻，但在堰闸后面
愈聚愈深。达尔文所搜罗的自然选择的证据是一个巨流，它以不可抵抗的威
力冲破了这个堰闸，于是汹涌的洪水便泛滥于整个思想领域。随着时间的进
展，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大有增加，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达尔文，尤其是
他的门徒，和他们以前的希腊原子论者一样，低估了生命问题的复杂性。虽
然从形态学与古生物学的事实来看，进化的一般进程现在是很明显了，但物
种起源的详细情节，还没有阐明出来。单单自然选择似乎还不能充分解释。
但是，后来的更审慎的精神，不能减少达尔文的原理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到最后，它也许证明是不充分的，但在当时确是必需的假设。自然选择的观
念，引导人们接受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有机进化论。
最初许多人觉得接受这个理论就要把人类在哲学上和宗教上的各种重要
成果一概推翻，摧毁的东西就未免太多了。我们决不可不加思索地斥责当时
广泛流行的这一心理状态。今天，进化的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学术观点的一
个熟悉的因素，我们很难想象它在那时具有怎样的革命意义，我们也很难想
象当进化论的证据放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有能力判断这种证据的价值的人
又是多么寥寥无几。这些证据是详细考查了活着的生物和化石遗迹以后得来
的，一般人是不熟悉的，事实上大多数人连知道也不知道。现在，他们却觉
得自己被迫要作一抉择：要么否认所得出的结论的有效性，要么抛弃祖先世
世代代传下来的信仰。在责备他们以前，让我们诚实地问问自己：从事物的
表面来看，究竟是相信蛙与孔雀、鲑鱼与蜂鸟、象与小鼠有共同的祖先容易
一些呢，还是相信它们是分别创造出来的容易一些。虽然如此，素来爱好郊
野及其动植物的英国人，凡是能领会达尔文所提出的证据的，都还是乐于听
从进化论。
可是，就连某些博物学家也对这个新观念有抵触。大解剖学家欧文
（Richard Owen）爵士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很凶猛的279 反驳文
章，他的许多同事也附和他的意见。但胡克立刻表示赞同达尔文的意见，赫
胥黎、格雷、拉伯克（LubbocK）与卡本特尔（W。B。Carpenter）接着也都表
示赞同，赖尔也于1864 年秋天在皇家学会的聚餐会上，宣布他接受这个信
念。
从一开始，赫胥黎就是进化论者阵营的主角。他自称是“达尔文的看家
狗”。他凭着极大的勇气、能力和明晰解说的本领，首当其冲地抵抗各方面
对达尔文的著作的攻击，而且时时带头对狼狈的敌人展开成功的反击。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于1825 年生于伊林（Ealing），但
其祖宗居住在考文垂（Coventry）及韦尔斯沼泽地区，所以他具有真正边境
民族的斗争气质。他告诉我们：《物种起源》出版，对于当时科学家，好象
黑暗中的一道电光。他写道：
“我们不愿相信这种或那种空想，而要抓住可以和事实对照、经过考验
正确无误的明白确定的概念。《物种起源》把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假设给予了
我们。不但如此，它还有一个极大用处，那就是使我们脱离了一个进退两难
的处境：你不愿承认上帝创造世界的假设，可是你又能提出什么学说，让任
何小心慎思的人都能接受呢？1857 年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相信有什么
人能够回答。一年以后，我们责怪自己为这样的问题难倒真是太愚蠢了。我
记得当最初我把《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抓住的时候，我的感想是‘真笨，
连这个都没有想到！’”
1860 年，赫胥黎与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主教在英国科学协会牛
津会议中展开的有名的争论是人们常常引述的①。威尔伯福斯青年时代在牛津
数学院得过头等奖，他的大学认为他对自然知识的各个部门无不精通，所以
选定他来维护正统的教义。这位主教对于这个问题并无真正的了解，企图用
讥笑来摧毁进化观念。赫胥黎对于他的论点给予有效的答辩之后，更对于他
的愚昧的干涉给与严厉的抨击；同时拉伯克，即后来的艾夫伯里勋爵
（LordAvebury），则说明了胚胎学上的进化证据。
到辩论与讥评不能阻止达尔文学说传播的时候，他的对手就采取了平常
的步骤，说这个学说并不是他的创见。但对于这个问题最有裁判资格的人却
有不同的见解。牛津会议之后两年，赫胥280 黎写信给赖尔说：
如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是对的，在我看来，这个“真实因”的发现，
就使他处在和他一切先辈完全不同的地位。我不能说他的理论是拉马克的理
论的修正，犹如我不能说牛顿的天体运动理论是托勒密的体系的修正一样。
托勒密解释这些运动的办法是空想出来的。牛顿却根据定律和显然起作用的
力来证明天体运动的必然性。我想，如其达尔文是对的，他将与哈维那样的
人立于同等的地位，即使他错了，他的清醒而精确的思想也使拉马克不能和
他同日而语。
赫胥黎指出了证据方面的一个缺陷。积累变异而成新种的观念忽视了这
样一个事实：血缘相近而不同的物种杂交后往往在某种程度上生殖不蕃。如
果物种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便看不出为什么竟有这样一个现象，而且我
们也找不到明显的例证，说明确实生殖不蕃的杂种是在实验中从共同祖先传
下来的多产亲体所养育出来的。
把自然选择当作主要决定力量的主张的确当性，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最有
问题。“适者生存”，用来说明进化的轮廓是可称赞的，但应用在种的差异
上就不行了。达尔文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一物种如要生存，必需在自然里繁
盛起来，但没有人能说出我们所说的种的差异（常常是十分显著固定的〕在
事实上怎样使物种能够繁盛起来①。
赫胥黎虽然指出这个困难，但当时没有人感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
们以为进一步的研究会弄清楚这个问题，直到二十世纪大规模地进行科学的
育种实验时，人们才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那时的生物学家，在最
初的奇异感消除之后，便接受了进化论，并且认为自然选择是真实而充足的
①
Life of CharlesDarwin，Vol。Ⅱ，p。320；LeonardHuxley，Life and LettersofThomas Henry Hurley； vol。 I；p。180。
①
WilliamBateson，AddresstotheAmericonAssociationToronto，1922。
原因。
大陆上最有名的人种学家微耳和没有接受达尔文的理论，但进化通过自
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进行的学说在德国得到极热烈的欢迎。海克尔与其他博物
学家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条顿哲学家与政论家一块创立了所谓达尔文主义，
使他们的许多信徒比达尔文自己还要达尔文些。
可是达尔文研究变异与遗传所用的观察与实验的方法，反陷231 于中
止的状态。人们同意自然选择是进化与物种来源的经过证明的充分的原因。
达尔文主义不再是初步的科学学说，而成了一种哲学，甚至一种宗教。实验
生物学把注意力转向形态学与比较胚胎学，特别是鲍尔弗（F。M。Balfour）和
赫特维希（O。Hertwig）所创立的形态学和比较胚胎学。由梅克尔提出，经海
克尔加以发挥的一个假说，认为个体的发育追随、并表现种族的历史。这样
一来。胚胎学就具有进化意义，迟缓而费力的研究方法也就更为人所忽视了。
在田野里系统地研究动植物的博物学家，在园圃农场上培育新植物和动
物的育种家，日益扩大他们对于物种及品种的正确知识。在博物学家与育种
家看来，物种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新种不是由于感觉不到的逐渐变化而形
成的，而是由于忽然的、常常是很大的突变而形成的；而且一开始就成了纯
粹的种。但实验室里的形态学家并不征求实际工作者的意见，也不对他们的
经验知识给予足够重视。贝特森（Bateson）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进化
论者极其肯定地以为物种是分类学家胸中的一种虚构，不值得识者注意。”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学家，在大陆上以德·弗里斯（deVries）为领袖，在英国以贝特森为领袖，重新回去研究变异与遗传。
达尔文自己虽然相信自然选择是进化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排斥拉马克的
意见，即由于用进废退的长期作用而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当时拥有的证据
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十九世纪快结束的时候，韦斯曼（AugustWeiSmann）在这个问题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他指出体细胞与体内的生殖细胞
必须截然分清。体细胞只能产生与自己相同的细胞，但生殖细胞不但产生新
个体的生殖细胞，而且产生体内一切无数类型的细胞。因此组成生殖细胞的
单元必须有足够多的数目，在种类与排列上必须有足够的差别，以形成自然
界里的无数机体。生殖细胞由细胞质一脉相传，复制生殖细胞，但体细胞总
是溯源于生殖细胞。因此，每一个体的身体，不过是亲体生殖细胞的比较不
重要的副产品；它可以死去而不留下后裔。主要的传统是细胞质，它由细胞
传到细胞，有一个不断的历史。
从这个观点看，身体所遭到的改变不大可能影响生殖细胞的282 产物。
这样的影响好象一个人的伯叔父身上的改变，对他本人的影响那样。包含生
殖细胞的身体可以损害生殖细胞，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于是韦斯曼就去
严格地研究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的证据，但他认为每个证据都不够充分而加
以抛弃。自那时以后，人们通过观察与实验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环境的长
期的改变，可以产生一些效果，但这些好象都是例外，没有得到博物学家一
致的承认。
在韦斯曼宣布他的结果以后，人们一度有些惊谔。因为，生物学家一直
是用“用进废退”来解释没有解决的适应之谜的。进化论的哲学家，特别是
斯宾塞，一直是把后天获得性质的遗传当做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而慈善
家、教育家与政治家则默认这种说法为真理，而且将它看做是社会“进步”
的根本基础。生物学家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的见解；斯宾塞却一直到死还和
韦斯曼辩论①；政治改革家就是到现在，还对和他们的先人之见相反的理论熟
视无睹。如果承认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即等于说“天性”（nature）重于
“教养”（nurturc），遗传重于环境。改善生活条件，个体当然会得到好处，
但除了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选择的间接过程之外，这丝毫不能提高一个种族
的天赋性质。
韦斯曼为了解释遗传而设想出来的特殊类型的机制，也许是一些聪明的
玄想，但足以指导他的许多追随者的研究工作，促使他
们去考察生殖细胞究竟是通过什么过程形成的，体细胞又是通过什么过
程从生殖细胞中发展出来的。这些新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但最显著的结果
到后来才出现，所以这个问题留在第九章里讨论比较合适。
十九世纪末，开始了另一场围绕着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