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索罗斯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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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相信的是神。
但我仍然要说，当社会无视现实的客观性时，是将其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如
果我们为了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而去欺骗自己或选民，现实将让我们达不到预期而
受惩罚。
的确，现实可以被摆布操纵，但是我们行为的结果，不是受愿望而是受一种外
在现实的支配，至于它是如何这样做的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好，
结果就越会符合我们的意图。对现实的理解是认知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认知功能
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并引导操纵功能。无视不能被完全理解的客观现实的存在，
是后现代思想的谬误。
以上所述表明，在人类近代史上，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已有两种被接受了的
谬误：启蒙期谬误和后现代谬误，它们是彼此关联的。启蒙谬误没有认识到人的活
动中操纵功能的普遍存在，而对操纵功能的发现导致了后现代的谬误。每一种谬误
都只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半。
我的建立在易误性和相关反射性的孪生原则基础上的理念架构，是这两半的结
合。两种谬误的影响力都很大，而我的理念还没有被接受。这说明误解现实是多么
容易，而恰当地理解现实要难得多。
后现代的谬误还在上升期。它导致了布什政府的政策，而且我警觉地注意到，
这在奥巴马政府中也开始露面。我指的是一本最近出的书，《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是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 和罗伯特。施勒 （Robert Shiller）
合著的，对奥巴马政府政策的形成很有影响力。书中大力赞扬作者所谓的“信心增
值” 的功绩。也就是说作者相信，经济的弊病可以由激励人心的讲话来治愈。这说
的有一半是对的：股市的回稳使银行可聚集资本，并通过其他途径经济有所加强。
但是信心增值的说法忽视了相关反射性的另一半：如果现实没有证实预期，信心会
转为失望，正如繁荣暴涨可转为衰退暴跌。我对采纳信心增值的说法深感担忧，奥
巴马总统已经接过了衰退的所有权，如果有反复，就会归罪于他。
将我关于相关反射的理论放在对现实的两种错误解释中来讨论，有助于进一步
澄清这一理论。特别是有一点也许还不够非常明确，需要再次强调：客观现实的坚
实核心是无法被操纵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后现代谬误所忽视的正是这一核心。
在最近的成功的鼓舞下，我要进一步宣称，我的理念架构提出了对现实正确地
解释。这样宣称不好，而且初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对现实的正确解释怎么可
以与人的理解是固有不完美的原则相协调呢？这很容易。就是指出相关反射性对参
与者的思维和事件的发展都注入了不确定性。一个承认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与生俱来
的理念架构，不会被指责是完美的。
但它能够对现实提供重要的洞察，甚至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预测未来，尽管范
围本身是不确定和可变的，正如我们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看到的。通过承认不确定
性，我的理念架构可以既做到自我一致，又与现实一致。而且因为它是不完美的，
所以允许改进。
实际上我看到进一步的发展大有可为。我的理念框架最初是在卡尔。波普的影响
下形成的，只涉及对现实的理解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加上了选民应该珍视讲真话，
惩罚欺骗的要求时，就进入了价值的范畴。价值范畴的不确定性比在认知范畴内更
明显，所以还需要进行很多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很难确定，而且往往很难承受。最省事的做法会导致
相反的方向：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鼓励欺骗，只要能让人相信。开放社会要能够
保持开放和繁荣兴盛，则必需抵制这些倾向。
这个处方对策对现时的美国尤关重要， 因为美国正在面对金融危机后遗症的极
其令人不快的现实。这个国家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直在超前支出，用借外债使收支相
抵。现在房地产泡沫已破灭，消费者支出过多需要重建储蓄。银行业已经崩溃需要
赢利摆脱困境。
布什政府以不实之词入侵伊拉克时是故意误导选民。不能说奥巴马政府是有意
欺骗，但它已经接受了国家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而采纳了“信心增值”的
说法。
不幸的是，客观现实不太可能满足被信心增值激起的期望。与此同时，政治反
对派对总统的攻击也不会受事实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对选民应致力于追求真相
的要求很难达到。这为我的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课题，但是美国目前民主的状
况不能有力地支持把开放社会作为更好的社会组织形式。我需要找到一个更有力的
论据。
一个较好的办法是回到建国之父们那里，他们理念的形成大大早于开放社会观
念的引进。建国之父们的伟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价值基础上。他们采用的认识论
的论据是有缺陷的：独立宣言中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其
实并非显而易见。不论是否显而易见，个人自由的价值是永恒不朽的。经历过专制
政权的我执著地信仰它，而且有这种信仰的不是我一个人。
回到建国之父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可以讨论权力的关系。宪法是通过权
力的分治来防止专制独裁的。
权力的分治认识到，社会中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对现实不同的解释，需要由政
治程序来协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可以防止形成宣称握有绝对真理的人拥有绝对
的权力。宪法建立了政府的不同分支互相作用和彼此制约的机制。但这还不够。只
有当真相可以对权力说话时，开放社会才能成功奏效。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论和出版
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能使公民保护自己不
受权力滥用的践踏，并用司法分支行使这种保护。这是开国之父们创建的开放社会。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
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会理解其所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
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
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也就是说，民主的价值作用 是有条件的，要看选民是否执意追求真理。在这
一点上，美国民主目前的表现不如过去的成就。我们不能依赖美国制度固有的优越
性，需要重新自我验证。但是远超过手段价值外，开放社会还有内在固有的价值，
就是个人的自由，无论开放社会兴衰与否都同样适用，比如在前苏联。
当然个人的自由必须与公众利益和其他人的自由和谐共存。
再有，个人自由的内在固有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中国就不是普遍
得到承认，那里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是2008 年奥林匹克开幕式上表现
出的明确信息。它显示，在准确的时刻准确地按照指令，去做被告知要做的事，可
使一个巨大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做出极好的壮观场面。
随着美国和中国权力关系的变化，个人自由的价值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越发
重要。我将在最后一讲里谈这个问题。
谢谢。
第四讲
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
今天我想探讨一下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以及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
冲突。我将间接地涉及这个主题，首先介绍一下最近才引起我注意的一个现象，但
它在我的思维中已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几乎可称之为我的理念框架的第四
个支柱。这个现象就是代理人问题 （agency problem）： 代理人理应代表其主体的利
益，但事实上他们趋于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之上。代理人问题
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分析过，但完全是从合同和经济刺激（incentives） 的角度，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和价值观问题。而剔除伦理因素，问题就变得很难驾驭。如果
象诚实和正直这样的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中失去控制，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只受经济
动机的刺激。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无价值取向，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市场被假设为是被无形之手操纵，因而十分有效。参与者在做买与卖的决定时
无需进行道德判断，因为其行为不应对市场价值有任何有形可见的影响。
事实上，主宰金融市场的条例规定是由政治家的有形之手决定的，因此在代议
制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有代理人的问题。
这样，代理人问题对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提出了不涉及道德原则将无法解
决的严重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代理人问题在我的思考中占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我
想先分析一下代理人问题，然后再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的矛盾冲突。
现在让我从头说起。我最早接触代理人问题是与所谓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有关。我指的资源诅咒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受腐败或专制政府、暴
动和内战的折磨，致使那里的人们比自然资源较不富裕的国家的人民更贫困，生活
更悲惨。例如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我支持的非政府机构之一 “全球见证” （Global Witness），依据“公布支付”
的口号（ Publish What You Pay） 发起了一个运动，敦促石油公司和矿业公司公布他
们对各国政府的支付。这样人民可以知道和计算政府从资源的所得，并令其负责说
明收入的使用。
于2002 年发起的这个运动有一段有趣的经历。这个主意结果成了一个易扩散的
谬误（fertile fallacy），因为尽管公众舆论可以对大石油公司施加足够的压力，但是夜
逃的操作者（fly…by…night operators） 和住在非民主政体国家的大公司不大易受影响和
约束。所以支付总额无法计算。
所幸，这一事业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发起了“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将政府、大公司、和公民社会聚集在一起，建
立对大公司和政府都一样适用的透明度国际标准。签署了此倡议的国家，政府负责
公布收入数额，在尼日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国已见到积极成果。
在分析资源诅咒问题时，我开始重视我称之为“不对称的代理人问题”。根据
现代主权理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它的人民。但是其政府，本应是人民的代
理人，却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所应代表的人民的利益之上，从事各种腐败活动。而
另一方面，国际石油和矿业公司的管理层，对其公司的利益又代表得过分好，他们
过分到贿赂政府以取得特许。对这种贿赂的心甘情愿的给予和接受，是资源诅咒的
根源。
一旦意识到了代理人问题，我发现它比比皆是。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代理人
的问题。卡尔。 马克思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张很有吸引力，但是共产主义
的领导人将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
代理人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
公众利益。
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代理人问题被证实是金融体制垮台的原因。当金融策划
者（financial engineers） 通过发行债务抵押债券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or
CDO） ，将房屋抵押贷款变为证券时； 他们以为是在通过地理分布多样化减少风险，
而事实上是由于将创造和分发合成证券的代理人的利益与证券所有人的利益分割开
来，而引进了一种新的风险。代理人更感兴趣的是赚取手续费而不是保护其主体的
利益。
所以代理人问题似乎无所不在。
然而尽管其影响普遍深入，但直到相当近期，这个问题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
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被认识。过去二十年中注意的人多了一些，但仍然
主要是研究合同及经济利益刺激的经济学者。实际上，代理人问题更多的是伦理道
德问题， 而从合同及经济利益角度的分析，其实更突出了道德问题。确立人的行为
是受合同及经济利益主宰的原则，其效果是取消或至少是减少了道德因素的考量。
这听上去似乎违反常理，正是因为相关反射论还没有被很好地理解。
价值观不如认知观念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更密切，因而更容易受人们所接受的
理论的影响，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佐证。市场被认为应该像无形的手使供求平衡。
无形之手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不需要做道德判断；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表
达，而钱是可互换的。罗马人曾经说 “钱是闻不到味儿的（money doesn’t smell）”。
但是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的行为都是被个人利益左右，就没有了道德判断
的余地 – 而缺乏伦理戒律，社会无法存在。
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受市场价值左右，而市场价值在性质上，与人们作为社会成
员时左右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很不相同。这引出了我尚未能解决的、市场价值与社
会价值之间矛盾的一系列有关问题。同时我也被布鲁斯。 斯考特 （Bruce R。 Scott）
简短的专著“资本主义的概念”所鼓舞（Springer 杂志， 2009 年）。结果我可能
有了新的见解。的确，我自己都被我得出的一些结论震惊了。
斯考特指出，资本主义被解释错误，与市场机制混为一谈。他将此扭曲主要归
因于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我不这么具体指某个人，而是将其归因
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斯考特还说，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背后潜藏着人的机构的有形之
手，即制定条规的政治程序。这里就出现了代理人问题， 也出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矛盾问题。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受宪法法治保护。
同时，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上，允许个人在不受政府机构独断行为的不适
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
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