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索罗斯一生-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干预下自由交换。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看起来搭配得天衣无缝。人们可以轻易地
将开放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做。但表面现
象容易使人误解。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有根深蒂固的
矛盾冲突。 但这一直被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地掩盖着，它从80 年代里
根执政时起开始占上风。
市场机制的明显特征是非道德化（amoral）：一个人的一元钱与另一个人的一元钱
完全等值，不论它是怎样获得的。正是这一点使市场变得如此有效：参与者不需要
考虑道德因素。在一个有效市场中，个人的决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一个人不
参与买或卖，另一个人会以很小的差别取而代之。因此个人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价格
的结果责任不大。非道德化 很容易与不道德（immoral） 混淆。我常常被问道，尤其
是在学生听众中，我是否对在股票市场上赚了那么多钱而有负罪感。我解释说，在
我成为公众人物之前（公众人物确实可以影响市场），我的决策过程中不包括道德考
量，人们往往无法理解。
但市场仅适合做个人选择，而不适合做社会决策。市场允许个人参与者进行自
由交换，这不是为进行社会选择而设计的。制定管辖社会的条规，包括市场机制应
如何运作，是政治事务的权限。将自由存在、自我管辖、自我调整的市场理念延伸
到政治领域，颇具欺骗性，因为它从政治中排除了伦理道德考量，而没有这种考量
政治无法正常运作。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当选人应是代表
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其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
这正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它是代议制民主中固有的。对当
选的代表提出要求的权力是写在宪法里的，但是当今代理人问题似乎比我1956 年刚
来美国时要严重得多。这是为什么？
若干客观历史的发展或许对此负有某种责任，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复
杂的操纵公众观点的手段的发展等，但公众道德水准下降的主要罪魁祸首，还是市
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我愿意相信在共和国初建时，民众是真心地受公民道德的引导。所幸，建国之
父们没有把信念过多地依赖于此，而是建立在宪法中的分权制：首创了相互竞争的
利益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即使在我1956 年初来美国时，人们仍然认为应以诚实正直
这样的内在价值作为自我行为指南。考虑到在暗中进行的各种不道德行为，这或许
有些虚伪，但它毕竟不同于当今的公众生活 – 赤裸裸地公开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
求，成功就受到敬慕，不论是怎样得到的。
我不想被误解。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人的特点，我不想陷入这么
明显的陷阱。我不是说1956 年时政治家们更诚实，或是社会更公正。自那时以来美
国在透明度、问责制、和社会平等上已有巨大进展。但是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兴
起，在什么是可以被接受甚至被仰慕的社会行为上也有了重大改变。我所形容的公
众道德的下降，是非常具体地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
应属于的领域。
我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定义是，将市场价值不适合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
面，特别是政治领域。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无形之手会确保资
源的最佳分配。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
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象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
等美德。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点有几处站不住脚。第一，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一般
均衡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认定供给与需求的状况是独立存在的，市场的无
形之手继而会将供给与需求导向均衡。这种说法忽略了市场价格与潜在的供给与需
求情况之间的相关环形反馈；也忽略了隐蔽在市场机制背后的政治程序的有形之手
的作用。
第二，一般均衡论认为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既定的，这排除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考
量。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假定人们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而且知道怎样最好地追
求这个利益。实际上，在人的想法与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原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主要政策内涵，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
制在最低程度，是不正确的；而为其辩护的论据更荒谬。市场机制可能有缺陷，但
政治程序更是如此。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比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出错，因为政治是围绕
社会价值运作，而市场参与者的价值是已知既定的。如我们所知，社会价值极易受
操纵的影响，而且政治里充满了有害的代理人问题。为了防止这一点，必须采取各
种各样的防范措施，这使经济领域的政府机构比私人参与者的行为要僵化官僚得多。
所有这些都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论点显得有道理。因此，市场原
教旨主义只是取代了一个不正确的论点，而应该有的，是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 即
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不完美的，社会选择亦即选择较差的邪恶，根据这些，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低限度。 这才是一个有道理的论点。相反，他们说政府干预
的失败证明自由的市场是完美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逻辑推理。
我想明确说明的是，我谴责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教义，但是为
了其他更好的理由，我支持将政府的干预和规定限制在最低限度。
远远超过一切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最强有力的推动，是因为它可以为资本拥有
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利益服务。财富的分配是既定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认为是有
利于公众利益，控制资本的人还能再要求奢望什么呢？他们所形成的富有的强有力
的集团，有很大的优势推销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仅是通过认知的理论，而且通过积
极操纵公众舆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本来是非道德性的市场机制赋予了一种道德特
性，即将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变为一种公德，类似对真理的追求。它是靠操纵的力量
而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获胜的。它被一个强有力的资力雄厚的宣传机器所支持，曲扭
公众对自身利益的理解。例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取消只适用于人口百分之一
的上层人士的遗产税的游说会如此成功？
当然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竞争的力量在使用类似的操纵手段，但他们的资助不
够丰厚，因为他们未能吸引人口中最富有、最有实力的阶层的自身利益。这就是市
场原教旨主义怎样在过去25 年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而且即使是金融危机也不足
以削弱其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决定显示了这一点，避免用给政府以多数控股权的方
式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recapitalizing the banks）。
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应与有效市场假定论混为一谈。用有效市场假定论运作的经
济学家，不一定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确，很多经济学家是颇具同情心的自由派。
但是有效市场假定论占据了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坛，这可归因于坚信市场原教旨主
义的资本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应对市场价值侵入其他学科
领域负责，如法学和政治学。
资本主义不象苏联的共产主义那样与开放社会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它仍对开放
社会构成某些严重威胁。我已经提到了其中一点，即金融市场不是趋向均衡，而是
易产生泡沫。监管机制的解体促使了超级泡沫的产生，其崩溃会对今后若干年美国
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又揭示了对开放社会的另一威胁：代理人问题和金钱对政
治的影响，污染了政治程序。
在开放社会中，政治程序应为公众利益服务；而当今的美国，政治程序已被特
殊利益把持。我们选举的代表感恩于赞助了他们竞选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选民。正
在发生的，对奥巴马总统关于医疗制度改革和能源法案的反应，提供了生动的说明。
选民已被洗脑到如此地步，以至对有关公共利益进行负责任的讨论几乎变得不可能，
使全国保健服务和碳排放征税都行不通。我们的选择局限于特殊利益能操纵的方案
上。
游说是代理人问题的核心。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控制？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调整经济刺激的问题。游说的利润很高，而且即使管
理条规更加严格也仍会如此。在缺乏道德价值取向时总有办法绕过条规。更糟的是，
条规的设计制订本身也是为特殊利益，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是今天的美国受了
重创的金融体系试图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时所面临的危险。
有一个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需要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划分清楚的界限。市场
参与和条规制定是两个不同的功能。市场允许参与者自由交换，在这里参与者可以
合法地以利润为动机。与此相比，制定和实施条规应以公众利益的考量为指南，利
润动机在这里不适合。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优势歪曲条规时，政治程序就会变得
腐败，代议制民主也不会产生开放社会作为可取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应有的结果。应
该强调，这一论点与目前时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针锋相对，而且这个教义在
涉及政治市场。
怎样改进开放社会中的政治程序？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规则办法：人们应区
分其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
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阐明这个规则的道理也很简单。
在接近完美竞争的情况下，没有单个的竞争者可以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个人在市场
的决定对社会状况没有影响，不论参与者是否在意公众利益。但是政治决定却会影
响社会状况，所以政治决定是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会截然不同。
问题是公众利益无法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来确定，它取决于选民的
看法，而在没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看法很容易被操纵。操纵是自我强化的；政治
主张和相反的主张说得越让人难以相信，则越难以辨认其对与错。正是这一点使得
政治程序的效率极低。
相比之下，市场机制的运作要好得多。人们或许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
但利润提供了衡量参与者表现的客观标准。难怪利润动机在引导人的行为的价值取
向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利润不仅提供了达到人所追求的不论是什么目的的手段，
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
善自我感觉。的确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对赚钱比对使用自己的财富更有安全感。
市场价值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回顾历史，基督教曾把追求利润作
为是有罪不道德的。这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的宗教改革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打
开了物质进步和财富积累的途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关系被契约关系
代替。契约关系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最终，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被交
易取代。变化的步伐已经开始加快；在我一生中变化的速度就已十分惊人。
我在匈牙利的童年时期和在美国的成年人的生活差异甚大；1956 年来美国时
与今天的美国相比也差异甚大。刚来美国时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我看到与匈牙利甚
至与英国相比，市场价值已经多么深入地渗透在美国社会。在英国，传统价值和阶
级划分仍占上风。从那时以来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更大的变化。象医疗、法律、和
新闻这样的专业也变成了生意。在我看来，这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效果，与市场原
教旨主义对金融市场造成的不稳定效果是一样的。
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程度当然各人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上述专业中，
利润的动机应占什么样的位置也是可以讨论的。但不容置疑 的是，利润动机在政治
领域已有极坏的影响，因为它恶化了代理人问题。
怎样使代理人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想让有重大利害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去游
说国会，是期望太高而不可能的。烟草工业一定要反对禁止吸烟的立法，保险业也
一定反对单一支付的医疗体制。但是在公众利益上，那些没有重大利害相关的人们
的利益，应被置于比狭隘利益者优先的地位。没有特殊利益的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搭
便车问题”，即行为自私的其他人会从他们不自私的行为中受益，因为这种运作的
目的就是 使公众受益。
归纳起来，前一讲中我谈到了认知功能应被置于操纵功能之上。在这一讲中
我要说的是，尽管在现行条规制度下利润动机是完全合理的，但在制定条规时公众
利益应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我坚信，选民中即使有一小部分人达到这两个要求，
代议制民主也会运作得更好。
我想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来结束。我所讲的也是我在身体力行的。作为对冲基
金管理者，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变这
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支持对对冲
基金实行监管。我坚信，如果更多的人按这个原则办事，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功能可
以好一些。我也相信象我这样的基金会之所以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恰恰是因为遵循
这一原则的人太少了。
在我的基金会，即开放社会研究所，我们把保护公众利益不受私人利益侵犯
作为自己的任务。我们也支持公民社会向政府问责的努力。我把这些努力称为政治
公益慈善事业，我相信它比传统的慈善事
